前些天和台湾的友人打电话，原本只是随便聊聊近况，后来话题绕着绕着，就落在了繁体字上。这种话题其实挺奇怪的，它表面很轻，像是「你们那边考试怎么写作文」「这个词你们怎么说」，但只要多聊一些，就会发现文化差异的巨大。这种差异不只是文字的「写法不同」，而是被不同的环境慢慢带成了两种不一样生活方式。我跟他说，我现在基本是简繁混用的。电脑和手机系统一直是繁体，输入也懒得切换。跟中国大陆境内的朋友聊天就打简体，跟境外的朋友就自然用繁体，但也经常忘记切回来。和不同的人说话，输入法切来切去，导致有时候无意间会简繁混用。以前我真觉得这只是个输入法问题，直到有一次在国服游戏里，我没切键盘，直接用繁体字和朋友聊天。我在游戏里结交的朋友基本都是00后、甚至10后。对面沉默了一会，然后回了一句：「你在说什么？我看不懂。」那一刻其实有点微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这代人是真的看不懂。特别是当较短的句子中包含了较多繁体字的情况下，他们很难通过前后内容去「猜」。对于繁体字，他们不是「觉得奇怪」，不是「读起来费劲」，而是非常直白的「看不懂」，就像是外国的文字似的。和其他的00后、10后的朋友沟通后得知，有的人基本靠上下文去猜，有的人干脆放弃理解并忽略。我后来在一些平台上甚至刷到所谓的「繁体字辨认挑战」，点进去一看，发现很多再常见不过的繁体字，却被认真地当成挑战性质的题目来做，关键还认不出来或者认错。那种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熟悉的街道，忽然被人当作什么遗址来看。当然，也不能怪他们。在现在这种内容供应极其充足、平台几乎完成了文字统一的环境里，繁体字确实没有什么出现的必要，甚至很难「偶然看到」它。不像我们那一代的时候，接触繁体字是不可避免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小的时候，刚开始认字是从外公那里开始的。他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那一代人日常生活中依然是以繁体字为主。他在乡下算是个「先生」，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帮人写春联。红纸一铺开，毛笔把墨一蘸，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都带着人情味的温度。他其实不太会写简体字，只擅长写繁体字。对他来说，很多字他记不清简体的写法，还容易写成一些现在看来很诡异的二简字。有时候一个字写到一半，他也会停下来想一想简体的写法怎么写，最后按自己的逻辑写下去。写出来的字，繁体、简体、二简混在一起。这种「错误」，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秩序」。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外公和我父亲就已经开始教我认字。那时候我接触到的，是一整套没有被削减过的文字系统。字是有结构的，有重量的，甚至有点「倔」。上幼儿园后，我被送去学书法。说是兴趣班，其实是一种被精致包装过的强制行为，而书法班只是我被强制参加的众多兴趣班中的一个，其他的以后再讲。每周末被送去，然后坐在一排小桌子前，临写各种碑帖。练得好了，就会让我用宣纸再写一遍然后被装裱起来参加展览。在幼儿园的我看来，书法中很多繁体字笔画多到一种近乎「敌意」的程度，因此写着写着就会开始闹脾气，对练毛笔字这件事也越发抗拒。但人是会被「驯化」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换了一个书法班。这次的书法班是同班同学的亲戚开的，就开在学校隔壁，而且一律要求站着练字。于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课后，我都会和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练字，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上的小学是个百年老校，里面有很多清代留下来的建筑和树。学校周边的巷子、民居也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建筑，有的已经成了危楼，后来被强拆了。放学那段路，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摊上买点吃的，沿着小河走过去。这段路上，我们抓过蜗牛，在河边比谁尿得远，还折纸船放入河里比赛谁漂得更久更远。那段路上发生的事情，比任何一个「兴趣班」都更像童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书法老师其实挺会「哄小孩」的。他那张大抽屉，几乎是推动整个书法班运作的核心区域。里面塞满了各种廉价但异常有效的小玩具：塑料小车、弹力球、溜溜球、哨子，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东西。它们不贵，甚至有点粗糙，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却刚好卡在「想要」的阈值上。于是我每天放学后，愿意乖乖走进那个房间，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字，而是因为那一抽屉的可能性。每次进书法班的流程是固定的。我们到了之后，先自己去抽屉里或者墙上翻找一份没练过的字帖。那一刻其实很自由，虽然老师要求自己找没有练过的字，却没有规定必须写哪一张，所以自己可以凭直觉挑一份「看起来不那么难」的，或者干脆选一张「更顺眼」的。然后就开始一遍一遍地临写。写完之后，老师会过来看。如果写得不好，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很自然地给你再加几张。原本以为快结束了，但其实还远没有。如果他发现哪一笔运笔有问题，就会直接抓着我的手，带着写一遍。如果写得还可以，他会从桌下抽出一本碑帖，随便翻开，指一小段，让我整段抄下来。等真的写得不错了，他才会稍微认真一点，从柜子里拿出那些他「珍藏」的宣纸，颜色花里胡哨，纹理夸张，一看就不是给练习用的。还不忘嘱咐，一张可贵了，得仔细写。然后我会在那上面再写一遍，像是某种认可和待遇的升级。如果他再满意一点，我的字就会被拿去参赛。那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比赛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会有证书、有奖牌，可以拿到学校炫耀，偶尔还能被班级拿出来展示。大人们看得很认真，我其实更在意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结算」会更好一点。如果那两小时表现得足够「稳定」，除了被夸奖一番外，离开的时候，就可以走到那张抽屉前，让老师给挑一个小玩具送给我。回去的路上，我会一直把玩。到家后，继续写作业。现在再看，这一整套流程非常完整。而这种感觉也很奇怪，好像一整天都在被某种无形的机制推动着前进。练习、反馈、加码、筛选、奖励，几乎没有多余的环节，自己也会自觉地待满两个小时，甚至隐约期待第二天还能再来一次。至于那些字，反倒像是顺带发生的事情。而那些奖状、奖励本身没什么意义，但当时确实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一件东西：来自大人世界的认可。过年之前，书法班会发红纸，让我们写「福」以及「招財進寶」「黃金萬兩」等合体字，还有各种对联。对了，有一段时间还被统一组织去考书法等级证书。现在回头看，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系统性地接触「标准化认证」这件事。日常练习的字帖方面，一部分是老师自己写的，裁剪塑封后放在抽屉里让我们挑选，或者直接写好挂起来给我们参考，一部分是碑拓。其中颜真卿的颜体是比较常见的，还有柳公权的柳体，而且行书、草书也都要学。而练习草书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灾难，在我眼中草书就是一堆失控的线条，以我的小脑袋完全处理不过来，练到最后整个人是懵的。学习书法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写字就特别慢。每个字都要一笔一画地对齐结构，生怕哪里不对。也因此作业永远无法及时写完，被骂是常态。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之后，家长终于得出结论：书法影响学习效率，于是我被「及时止损」地从书法班撤了出来。刚从书法班解脱的我自然是很开心的，毕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想写，于是空闲时间自己还会在家写写。在同一时期，我还接触到很多港台引进的动画光碟，正版的，盗版的都有。还有通过BT、eMule下载后的作品，字幕很多都是繁体。自己不需要刻意去学这些字，基本上书法上不常见的繁体字也都给认全了。正因为有这番经历，长大一些后阅读一些在境外翻译成中文的书籍，也没什么不适的感觉。我问过一些同龄人，很多人也是通过这种渠道认识繁体字的。而现在的00后、10后，很少再有这种路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字幕组、汉化组，也不会刻意去找那些境外翻译的版本。生活中能接触到繁体字的场景，大概只剩下过年的春联，或者一些装饰性的招牌。不认识，其实很正常。就像他们这一代很多人也不会说方言一样。只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唏嘘。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传统」，而是自己能明显感觉到，一整套曾经存在过的学习路径，被悄无声息地关闭了。语言与文字变得越来越「干净」，干净到只剩下必要的信息。至于那些多余的部分，笔画、结构、口音、方言词汇，都被一点一点剔除掉了。剔除到最后，有些东西，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自《不要急着成为谁》一文中的回信之后，我收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我愿意付出代价，但那种代价其实来自恐惧、证明欲、或者迎合期待，那算不算使命？你又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身份危机」的？保持「流动的状态」的坦然，是训练出来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别人不理解自己，又是怎么处理孤独感的？针对这些问题，我的回复如下：你好，这几个问题，看起来是分开的，但其实它们指向同一个核心：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里辨认「真实」。不是辨认正确，而是辨认真实。承担代价并不自动等于使命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愿意付出代价，但那种代价其实来自恐惧、证明欲、或者迎合期待，那算不算使命？在我看来，不算。承担代价只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些人会把「痛苦」误认为「意义」。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甚至尊严，为了不让这一切显得毫无意义，大脑会自动给它附加一种叙事「这一定是我的使命」。这是一种意义的事后建构。在很多地方都容易看到这种现象：拼命加班的人说自己「热爱事业」；在不健康关系里耗了十年的人说「这就是命运」；在某个行业被榨干的人说「这是一种锻炼」。但其实，这只是沉没成本。所以区分「使命」和「自我消耗」，可以通过一个方式判断：这件事会不会让自己逐渐变得更完整。不是更成功，也不是更被认可，而是更完整。有些事情很累，但它不会把自己掏空，反而会让自己更清楚自己是谁。做完之后，即使身体疲惫，内在却是安静、平和的。而另一些事情，即使看起来光鲜亮丽，也会一点一点侵蚀自己。人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依赖外界评价，越来越害怕停下来。因为，前者往往指向方向，后者通常只是消耗。很多人之所以分不清，是因为太习惯用「别人怎么看」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所谓身份危机其实是一种撕裂你问我，我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身份危机」的。实话说，并没有某一个突然的「清醒时刻」，更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撕裂感。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从校园进入社会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白天的我，在公司工作，逻辑要清晰、效率要优先、目标必须明确。那套运转的系统要求人快速做决定、快速证明价值、快速产生结果。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但到了晚上回到家，脑子里又会冒出另一种声音：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只能用工作成果和效率来衡量，那人和机器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到头来，不过是一台没有情感的赚钱机器。那种感觉其实很奇怪。表面上看，一切都在正常运转，但内心却始终有一部分没有真正参与进去。而这种「不协调」，在工作的压力下被不断压下去，让人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并不是单纯的迷茫，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撕裂」。以我自己为例：原生家庭的压力、性少数身份、信仰带来的冲突、职业规划的焦虑，再加上几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这些东西并不会自动拼合成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刻意忽视其中某一部分，它迟早会在别的地方反弹。所以那几年，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成一个能站得住的人。很多人年轻时觉得自己迷茫，是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但更深层的迷茫通常不是职业问题，而是自我叙事的崩塌。因为人会突然发现，过去相信的那套解释世界的方法不够用了。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阶段，但也是「成长」真正开始的地方。坦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至于你问现在这种保持「流动的状态」的坦然，是训练出来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答案是：两者都有。时间确实会改变很多东西。当一个人见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之后，对世界的确定感会下降，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反而会上升。但如果只是时间，并不会自动带来坦然。有的人年纪很大，依然活在「焦虑」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有没有学会和自己的局限共处。年轻时常常会觉得，一旦找到正确的方向，一切都会顺利展开。后来才慢慢明白，方向只是方向，它不会消除「不确定性」。这个过程更像航海，而不是修铁路。铁路需要精确规划，每一段轨道都要提前铺好。航海却不是如此，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剩下的要靠天气、经验，还有一点「运气」。接受这一点之后，人会松一点。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不再「幻想完全的控制」。关于那种更深的「孤独」标签是很方便的东西。一旦一个人不愿意完全进入任何一个标签，周围的人会变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很难理解你，也无法把你放进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分类里。其实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类似的话题，比如在《博客、朋友和隔阂》里也写过。但孤独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它只是说明一个人正在离开某些旧的叙事结构，而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思想在过渡期时，总是「孤独」的。很多真正重要的转折，其实都是在这种状态里完成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孤独都会变成某种「哲学」，开始升华。只是不要急着否定它、消除它。有些孤独只是成长的副产品，而不是失败的证明。至于我自己是怎么处理这种孤独的，其实很普通，比如写作、阅读，以及偶尔和少数真正能对话的人交流。这大概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写博客。从零几年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客，后来换过几次平台，现在这个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了。朋友有时会调侃我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啊！」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确实慢慢喜欢上了这种「记录」的方式。而对话这种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很多人。世界上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人，有时候两三个，就已经足够了。这些问题，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件比「寻找使命」更重要的事：观察自己的动机。这一点，比任何职业规划都重要。一些人一辈子都在忙着「行动」，为了做而做，却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方向感。它经常会在一个人终于不那么急着证明自己的时候，慢慢浮出来。
濠水之上，理解的边界与共鸣的可能
昨天收到朋友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庄子与惠子的「鱼乐之辩」，大概的意思是：我们都不是鱼，也不是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像人与鱼之间的隔阂一样，永远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渴望被看见、被理解，却也注定无法完全实现。而在信件的最后，他也总结道：所有的争吵、愤怒、甚至战争，都源于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真实」去否定别人的「真实」。他想听听我的看法，所以我回复了一封邮件：很开心收到这封邮件。这个思考角度很好。人与人之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彼此？庄子与惠子的“鱼乐之辩”，表面上讨论的是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知”的可能性。但在我看来，庄子真正关心的，是“共感”的可能性。惠子的问题是逻辑的：你不是鱼，所以你不能知道鱼的快乐。而庄子的回答是存在的：我并不需要成为鱼，也能在与鱼共处的经验之中，感知那份“乐”。这是从理性认知转向心灵感应。我们都不是彼此，这让我想到我曾在博文《谁在陪你说话？》中提过的“心之壁”（来自于Evangelion）。每个人的内在世界都是一个封闭系统，由记忆、感官经验、语言习惯与情感模式共同构成。那堵“心之壁”并非完全阻断交流，而是界定了个体存在的边缘（在Evangelion中心之壁的消失也代表着个体的消失）。语言，是我们从这堵壁上凿出的窗口，但它能通向的并不是他者的完整世界，而只是他者世界中能与我们产生共振的部分。我在博文《语言与现实的错位》提到，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媒介，也是认知的疆界。我们无法脱离语言去思考世界，而语言又是社会的产物，因此每个“我”都只能在一种共享却有限的符号系统中寻求理解。当我说“我懂你”时，我懂得的，其实只是那部分能在语言坐标系中与我对应的“你”，是一种被翻译后的你，而非真实的你。虽然如此，但这并不代表“理解”是虚假的。恰恰相反的是，理解的有限性才赋予了它真实的意义。因为若有完全的理解，世界将失去差异，存在也不再需要沟通。正是由于“心之壁”的存在，我们才不断地敲击、聆听，试图获得回音，试图找到那一刻的“同步率”（抱歉用了好多Evangelion的词汇），这是心灵振幅的相位重合。它不在语言之内，也不在理性之中，而是在某种经验性的“共鸣”中显现。那种共鸣并不完满、不完全，却能使人短暂地感受到他者的存在。我听见你的波动，也听见我自己的。人之所以能知鱼之乐，是因为人亦在“乐”之中。我们无法进入他者的内部，却能在同一片“濠水”之上，透过感性的流动，体认一种存在的连续性，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经验。正是因为如此，我并不认为理解的不完全是一种悲哀。正因为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才有了倾听、表达与等待。也正因为心之壁永远存在，我们才学会用语言、眼神、甚至沉默，去抵达有限的共鸣。理解不是抵达的结果，而是持续接近的过程。祝好。在我看来，这种体悟是现代人共有的疲惫与孤独。理解的幻觉，是人类社会中「温柔的谎言」。人们在说「我懂你」的那一刻，其实是在祈祷：希望有谁能在我的孤岛上，哪怕只停留片刻。可岛屿依然孤立，潮水带来的，是误解的浪、同情的泡沫，还有一点点真实的共鸣。我们称那一点点为「爱」。如信中的「鱼乐之辩」也许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感知的问题。人们喜欢把一切变成问题，好像光靠思考就能替代感受。一旦争论「理解的可能性」，就像程序在循环调用自我，得到的结果终将是——永远运行，永不输出。我之所以用《Evangelion》中的「心之壁」，因为这是我觉得最形象的隐喻。「人类补完计划」的失败，并不因为科学或神学的逻辑漏洞，而是因为人类本能地恐惧「完全理解」。真正的理解意味着彻底的同化，个体的消融。换句话说，当我真正成为你，我就不再是我。于是我们宁愿被孤立，也不愿被溶解，这不是悲剧，而是存在的本能。语言既是桥梁，也是边界。我们用它沟通，不是为了融为一体，而是为了在边界上彼此叩问：「你在吗？你还活着吗？你还会难受吗？」有时候，那种叩问本身就是理解的极限，也是它最深的意义：不是「知道」，而是「还想知道」。于是我渐渐觉得，那些自称「互相理解」的关系，大多是一种温柔且善意的「误会」。情侣、家人、朋友，乃至群体与国家，都是靠「误会」维系的。「误会」是一种润滑剂，让孤独的机器继续运转。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误会」，而是「误会」破碎时，当我们直面那堵赤裸的心之壁，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真空。这种「对理解的绝望」可以称之为疏离感，是抑郁与躁狂之间的灰色地带，但疏离感也许是自我意识的副产物。只有意识到「我不是你」，我才真正成为「我」。精神的裂缝并非病态，而是存在的代价。那些仍在努力理解他人的人，也许是最勇敢的一群疯子。正如信中末尾，庄子之所以能「知鱼之乐」，不是因为超越了鱼，而是因为他还在濠水之上，感受世界的能力没有被逻辑腐蚀。相比之下，惠子是现代人的原型，用理性筑墙，用分析抵御不确定。理性的尽头不是智慧，而是寂静。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完全的理解，而是继续在濠水之上行走。哪怕永远无法抵达彼岸，至少能在流动的水面上，看见别的灵魂正掠过波光。那一刻，自己不再问「你懂不懂」，只会轻叹：「原来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