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和台湾的友人打电话，原本只是随便聊聊近况，后来话题绕着绕着，就落在了繁体字上。这种话题其实挺奇怪的，它表面很轻，像是「你们那边考试怎么写作文」「这个词你们怎么说」，但只要多聊一些，就会发现文化差异的巨大。这种差异不只是文字的「写法不同」，而是被不同的环境慢慢带成了两种不一样生活方式。我跟他说，我现在基本是简繁混用的。电脑和手机系统一直是繁体，输入也懒得切换。跟中国大陆境内的朋友聊天就打简体，跟境外的朋友就自然用繁体，但也经常忘记切回来。和不同的人说话，输入法切来切去，导致有时候无意间会简繁混用。以前我真觉得这只是个输入法问题，直到有一次在国服游戏里，我没切键盘，直接用繁体字和朋友聊天。我在游戏里结交的朋友基本都是00后、甚至10后。对面沉默了一会，然后回了一句：「你在说什么？我看不懂。」那一刻其实有点微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这代人是真的看不懂。特别是当较短的句子中包含了较多繁体字的情况下，他们很难通过前后内容去「猜」。对于繁体字，他们不是「觉得奇怪」，不是「读起来费劲」，而是非常直白的「看不懂」，就像是外国的文字似的。和其他的00后、10后的朋友沟通后得知，有的人基本靠上下文去猜，有的人干脆放弃理解并忽略。我后来在一些平台上甚至刷到所谓的「繁体字辨认挑战」，点进去一看，发现很多再常见不过的繁体字，却被认真地当成挑战性质的题目来做，关键还认不出来或者认错。那种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熟悉的街道，忽然被人当作什么遗址来看。当然，也不能怪他们。在现在这种内容供应极其充足、平台几乎完成了文字统一的环境里，繁体字确实没有什么出现的必要，甚至很难「偶然看到」它。不像我们那一代的时候，接触繁体字是不可避免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小的时候，刚开始认字是从外公那里开始的。他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那一代人日常生活中依然是以繁体字为主。他在乡下算是个「先生」，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帮人写春联。红纸一铺开，毛笔把墨一蘸，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都带着人情味的温度。他其实不太会写简体字，只擅长写繁体字。对他来说，很多字他记不清简体的写法，还容易写成一些现在看来很诡异的二简字。有时候一个字写到一半，他也会停下来想一想简体的写法怎么写，最后按自己的逻辑写下去。写出来的字，繁体、简体、二简混在一起。这种「错误」，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秩序」。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外公和我父亲就已经开始教我认字。那时候我接触到的，是一整套没有被削减过的文字系统。字是有结构的，有重量的，甚至有点「倔」。上幼儿园后，我被送去学书法。说是兴趣班，其实是一种被精致包装过的强制行为，而书法班只是我被强制参加的众多兴趣班中的一个，其他的以后再讲。每周末被送去，然后坐在一排小桌子前，临写各种碑帖。练得好了，就会让我用宣纸再写一遍然后被装裱起来参加展览。在幼儿园的我看来，书法中很多繁体字笔画多到一种近乎「敌意」的程度，因此写着写着就会开始闹脾气，对练毛笔字这件事也越发抗拒。但人是会被「驯化」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换了一个书法班。这次的书法班是同班同学的亲戚开的，就开在学校隔壁，而且一律要求站着练字。于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课后，我都会和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练字，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上的小学是个百年老校，里面有很多清代留下来的建筑和树。学校周边的巷子、民居也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建筑，有的已经成了危楼，后来被强拆了。放学那段路，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摊上买点吃的，沿着小河走过去。这段路上，我们抓过蜗牛，在河边比谁尿得远，还折纸船放入河里比赛谁漂得更久更远。那段路上发生的事情，比任何一个「兴趣班」都更像童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书法老师其实挺会「哄小孩」的。他那张大抽屉，几乎是推动整个书法班运作的核心区域。里面塞满了各种廉价但异常有效的小玩具：塑料小车、弹力球、溜溜球、哨子，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东西。它们不贵，甚至有点粗糙，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却刚好卡在「想要」的阈值上。于是我每天放学后，愿意乖乖走进那个房间，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字，而是因为那一抽屉的可能性。每次进书法班的流程是固定的。我们到了之后，先自己去抽屉里或者墙上翻找一份没练过的字帖。那一刻其实很自由，虽然老师要求自己找没有练过的字，却没有规定必须写哪一张，所以自己可以凭直觉挑一份「看起来不那么难」的，或者干脆选一张「更顺眼」的。然后就开始一遍一遍地临写。写完之后，老师会过来看。如果写得不好，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很自然地给你再加几张。原本以为快结束了，但其实还远没有。如果他发现哪一笔运笔有问题，就会直接抓着我的手，带着写一遍。如果写得还可以，他会从桌下抽出一本碑帖，随便翻开，指一小段，让我整段抄下来。等真的写得不错了，他才会稍微认真一点，从柜子里拿出那些他「珍藏」的宣纸，颜色花里胡哨，纹理夸张，一看就不是给练习用的。还不忘嘱咐，一张可贵了，得仔细写。然后我会在那上面再写一遍，像是某种认可和待遇的升级。如果他再满意一点，我的字就会被拿去参赛。那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比赛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会有证书、有奖牌，可以拿到学校炫耀，偶尔还能被班级拿出来展示。大人们看得很认真，我其实更在意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结算」会更好一点。如果那两小时表现得足够「稳定」，除了被夸奖一番外，离开的时候，就可以走到那张抽屉前，让老师给挑一个小玩具送给我。回去的路上，我会一直把玩。到家后，继续写作业。现在再看，这一整套流程非常完整。而这种感觉也很奇怪，好像一整天都在被某种无形的机制推动着前进。练习、反馈、加码、筛选、奖励，几乎没有多余的环节，自己也会自觉地待满两个小时，甚至隐约期待第二天还能再来一次。至于那些字，反倒像是顺带发生的事情。而那些奖状、奖励本身没什么意义，但当时确实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一件东西：来自大人世界的认可。过年之前，书法班会发红纸，让我们写「福」以及「招財進寶」「黃金萬兩」等合体字，还有各种对联。对了，有一段时间还被统一组织去考书法等级证书。现在回头看，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系统性地接触「标准化认证」这件事。日常练习的字帖方面，一部分是老师自己写的，裁剪塑封后放在抽屉里让我们挑选，或者直接写好挂起来给我们参考，一部分是碑拓。其中颜真卿的颜体是比较常见的，还有柳公权的柳体，而且行书、草书也都要学。而练习草书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灾难，在我眼中草书就是一堆失控的线条，以我的小脑袋完全处理不过来，练到最后整个人是懵的。学习书法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写字就特别慢。每个字都要一笔一画地对齐结构，生怕哪里不对。也因此作业永远无法及时写完，被骂是常态。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之后，家长终于得出结论：书法影响学习效率，于是我被「及时止损」地从书法班撤了出来。刚从书法班解脱的我自然是很开心的，毕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想写，于是空闲时间自己还会在家写写。在同一时期，我还接触到很多港台引进的动画光碟，正版的，盗版的都有。还有通过BT、eMule下载后的作品，字幕很多都是繁体。自己不需要刻意去学这些字，基本上书法上不常见的繁体字也都给认全了。正因为有这番经历，长大一些后阅读一些在境外翻译成中文的书籍，也没什么不适的感觉。我问过一些同龄人，很多人也是通过这种渠道认识繁体字的。而现在的00后、10后，很少再有这种路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字幕组、汉化组，也不会刻意去找那些境外翻译的版本。生活中能接触到繁体字的场景，大概只剩下过年的春联，或者一些装饰性的招牌。不认识，其实很正常。就像他们这一代很多人也不会说方言一样。只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唏嘘。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传统」，而是自己能明显感觉到，一整套曾经存在过的学习路径，被悄无声息地关闭了。语言与文字变得越来越「干净」，干净到只剩下必要的信息。至于那些多余的部分，笔画、结构、口音、方言词汇，都被一点一点剔除掉了。剔除到最后，有些东西，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自《不要急着成为谁》一文中的回信之后，我收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我愿意付出代价，但那种代价其实来自恐惧、证明欲、或者迎合期待，那算不算使命？你又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身份危机」的？保持「流动的状态」的坦然，是训练出来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别人不理解自己，又是怎么处理孤独感的？针对这些问题，我的回复如下：你好，这几个问题，看起来是分开的，但其实它们指向同一个核心：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里辨认「真实」。不是辨认正确，而是辨认真实。承担代价并不自动等于使命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愿意付出代价，但那种代价其实来自恐惧、证明欲、或者迎合期待，那算不算使命？在我看来，不算。承担代价只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些人会把「痛苦」误认为「意义」。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甚至尊严，为了不让这一切显得毫无意义，大脑会自动给它附加一种叙事「这一定是我的使命」。这是一种意义的事后建构。在很多地方都容易看到这种现象：拼命加班的人说自己「热爱事业」；在不健康关系里耗了十年的人说「这就是命运」；在某个行业被榨干的人说「这是一种锻炼」。但其实，这只是沉没成本。所以区分「使命」和「自我消耗」，可以通过一个方式判断：这件事会不会让自己逐渐变得更完整。不是更成功，也不是更被认可，而是更完整。有些事情很累，但它不会把自己掏空，反而会让自己更清楚自己是谁。做完之后，即使身体疲惫，内在却是安静、平和的。而另一些事情，即使看起来光鲜亮丽，也会一点一点侵蚀自己。人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依赖外界评价，越来越害怕停下来。因为，前者往往指向方向，后者通常只是消耗。很多人之所以分不清，是因为太习惯用「别人怎么看」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所谓身份危机其实是一种撕裂你问我，我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身份危机」的。实话说，并没有某一个突然的「清醒时刻」，更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撕裂感。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从校园进入社会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白天的我，在公司工作，逻辑要清晰、效率要优先、目标必须明确。那套运转的系统要求人快速做决定、快速证明价值、快速产生结果。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但到了晚上回到家，脑子里又会冒出另一种声音：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只能用工作成果和效率来衡量，那人和机器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到头来，不过是一台没有情感的赚钱机器。那种感觉其实很奇怪。表面上看，一切都在正常运转，但内心却始终有一部分没有真正参与进去。而这种「不协调」，在工作的压力下被不断压下去，让人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并不是单纯的迷茫，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撕裂」。以我自己为例：原生家庭的压力、性少数身份、信仰带来的冲突、职业规划的焦虑，再加上几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这些东西并不会自动拼合成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刻意忽视其中某一部分，它迟早会在别的地方反弹。所以那几年，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成一个能站得住的人。很多人年轻时觉得自己迷茫，是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但更深层的迷茫通常不是职业问题，而是自我叙事的崩塌。因为人会突然发现，过去相信的那套解释世界的方法不够用了。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阶段，但也是「成长」真正开始的地方。坦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至于你问现在这种保持「流动的状态」的坦然，是训练出来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答案是：两者都有。时间确实会改变很多东西。当一个人见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之后，对世界的确定感会下降，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反而会上升。但如果只是时间，并不会自动带来坦然。有的人年纪很大，依然活在「焦虑」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有没有学会和自己的局限共处。年轻时常常会觉得，一旦找到正确的方向，一切都会顺利展开。后来才慢慢明白，方向只是方向，它不会消除「不确定性」。这个过程更像航海，而不是修铁路。铁路需要精确规划，每一段轨道都要提前铺好。航海却不是如此，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剩下的要靠天气、经验，还有一点「运气」。接受这一点之后，人会松一点。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不再「幻想完全的控制」。关于那种更深的「孤独」标签是很方便的东西。一旦一个人不愿意完全进入任何一个标签，周围的人会变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很难理解你，也无法把你放进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分类里。其实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类似的话题，比如在《博客、朋友和隔阂》里也写过。但孤独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它只是说明一个人正在离开某些旧的叙事结构，而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思想在过渡期时，总是「孤独」的。很多真正重要的转折，其实都是在这种状态里完成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孤独都会变成某种「哲学」，开始升华。只是不要急着否定它、消除它。有些孤独只是成长的副产品，而不是失败的证明。至于我自己是怎么处理这种孤独的，其实很普通，比如写作、阅读，以及偶尔和少数真正能对话的人交流。这大概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写博客。从零几年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客，后来换过几次平台，现在这个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了。朋友有时会调侃我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啊！」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确实慢慢喜欢上了这种「记录」的方式。而对话这种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很多人。世界上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人，有时候两三个，就已经足够了。这些问题，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件比「寻找使命」更重要的事：观察自己的动机。这一点，比任何职业规划都重要。一些人一辈子都在忙着「行动」，为了做而做，却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方向感。它经常会在一个人终于不那么急着证明自己的时候，慢慢浮出来。
之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他身边的某个朋友，老是控制不住刷朋友圈，一边刷一边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生活好就焦虑、失落，甚至怀疑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太失败”；但一旦比赢了，又会短暂地获得点“优越感”的多巴胺奖励。他在阅读了我的关于“标签”“人设”与“身份焦虑”的文章后，进一步提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更稳定的价值系统”？在不靠“优越”和“认同”的前提下，也能找到一种对自己生活节奏的信任和平静？如果我们连“追求内心平静”都可能是一种新的“人设”，那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我是如此回信的：说实话，刷朋友圈、看别人学习更好、买房、结婚、升职、生娃、旅游、然后与自己做对比，这些我也干了很久很久，干到后来，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我们活在一个“必须”比较的时代，不是你“想不想”比，而是你“没得选”。比得过就得意，比不过就焦虑，是“当代人普遍存在身份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缺失”，这个总结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是不少人都太怕自己混得不好被别人看出来了。朋友圈不是用来社交的，是用来展览自己人生优越感的，哪怕是崩溃也得是“精致崩溃”，连负面情绪都要修图、调色、配文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靠优越或认同”来获得内心的平静？说实话，大多数人根本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条件。“内心平静”是练出来的？是看书看多了顿悟来的？都太理想主义了。真正让人稳定价值感的，是钱、爱、安全感和被人理解，这些要是一样都没有，再谈“平静”，那不叫顿悟，那叫逃避。我们活在一个人人都被逼着“经营自己”的世界。自己不能只是一个人，自己得是一个品牌，有“调性”、有“内容输出”、有“影响力”。就像商场的玻璃橱窗里，每个人都得把自己摆成一件值得被买单的人设，不然你就“没有市场”。而“比较”这东西，就是这个“游戏”的基础玩法。比较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比。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还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没烂到根里去？前者会让人永远不安，后者至少还能救一点自我。我们能不能找到不靠优越或认同的平静感？老实讲，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带着一种高级感了，说白了，这其实是另一种“我要活得比别人更通透”的优越感的变体。所以就别骗自己，我们只是从“我要赢”变成了“我要看起来不在乎输”，本质上换汤不换药。要真想活得不那么痛苦，不是靠想明白了什么大道理，而是得找到一两样真正在乎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朋友圈点赞，不需要别人认同，甚至你自己都不一定能讲清楚它值什么，但它能让自己愿意在无数个烂日子里继续醒来，这就够了。所以，要问怎么才能“更不受别人影响”，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会受影响。你能做的不是断掉连接，而是学会过滤：哪些声音值得听，哪些垃圾就点X关闭。不是做不到，而是一直舍不得关掉那个“看别人过得比你好”的窗口。意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还没彻底掉进假人生的陷阱里。既然如此，就好好守住那些清醒，不指望活得纯净，能活得清醒就已经很罕见了。愿继续保持这种烦躁，起码它比盲目平静，更真实。在写下这封回信之后，我反而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问别人：“我这样活着，到底对不对？”我们总是在社交平台上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被展示的被告，又是拿着放大镜冷眼旁观的法官。你过得不够好。你怎么还单身？你怎么这么咸鱼？你怎么不上进？这些声音也许从没明确说出口，但它们藏在朋友圈每一条精心构图的旅游照、婚纱照、offer动态、装修照里，它们用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告诉自己：自己落后了。更魔幻的是，自己也是这场法庭的陪审团成员。自己盯着别人审，也怕被别人审。自己一边说“别被比较裹挟”，一边盯着谁买了房谁买了车谁升了职；一边说“做真实的自己”，一边精修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连emo都要配合审美。说到底，很多人从来没有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而是活在一个以他人为镜，以平台为神，以成就为信仰的透明监狱。不是说自己真的想比较，而是在这个把每个人都商品化、结构性评价化的环境里，不比较就像不呼吸一样——可以试试，但撑不过几天。所以当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这种无止尽的焦虑里脱身？”我不骗人。没有。我只能说：自己可以变得更不在乎脱身这件事本身。可以痛苦，可以比较，可以嫉妒，但得意识到这不是有病，这是因为还活着。比起那些早已在算法里训练成“伪佛系、真顺从”的人，自己至少还有一部分灵魂在反抗。这年头，“清醒”不是搞懂了什么道理，而是有勇气继续“搞不懂”，继续难受，继续带着裂缝活着。不用比赢所有人，只要别被卷走自己。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高度可见、可比较的时代，找到一种不靠“优越”也能活下去的方式？可能吧，但不会舒服。可能要关掉一些窗，不回一些消息，不演一些戏，甚至冷淡地从某些群体中退出。但因此需要支付的代价是被误解、不合群、没有热度，但好处是：不用再演给谁看了。人们得在“成为谁”和“不是谁”之间，偷偷活一条缝。这缝里也许不是乌托邦，但能让自己喘口气。有些人躲进山里，是因为城市太吵。我们躲进朋友圈，是因为没人真的听。不是太敏感，只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荒唐。别急着适应，慢一点，也许正好。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讲“家风”的家庭，那他大概率知道，道德绑架的第一课在哪里开始的。小时候想穿件黑衣服，父母说：“你个男孩子穿什么黑色的，多阴郁！穿其他颜色的，多阳光！”不想跟亲戚打招呼，他们皱着眉说：“这么没礼貌，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想一个人待会儿，马上有人说：“怎么这么孤僻，不合群。”连自己是谁，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被宣判“有问题”了。他们用“为你好”的语气，把“你”塑造成一个“适合社会”的样子，而不是一个“你”原本的样子。这就是做家庭伦理中的“道德绑架”，比起身体上的约束更阴狠，因为它打的是自己的自我认同。我见过不少在成年后仍然在试图摆脱这类语言后遗症的人：“我觉得不发朋友圈会不会让别人误会我过得不好？”“我不能跟爸妈说我谈恋爱了，他们会说我不务正业。”“我总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一旦被人反驳就会自我否定。”这些都是道德规训留下的后遗症：活在别人的评价中，甚至别人不需要再评价自己，自己就学会了提前惩罚自己。再说说社会舆论。网络上的“道德判官”永远热衷于两件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评判别人；用最低的道德要求宽容自己。当一个女性因家暴还手，评论区说：“她是不是脾气也不好？”当一个同性恋者出柜，评论区说：“就不能低调点？影响小孩！”当一个抑郁患者说自己正在努力生存，评论区说：“别拿病当借口，你就是太矫情。”这些声音，表面是在维护道德秩序，实质上是在用“道德”来处理自己对他人自由的嫉妒和恐惧。——你活得真，活得疼，活得没有讨好所有人。——他们活得假，活得平，活得要靠“别人比我更惨”来维持一点存在感。于是，他们就用“道德”来打你。就像小学时成绩差的同学会骂你“死书呆子”，因为你让他们感到羞耻。他们说：“你这样不好看。”你问：“谁说的？”他们说：“大家都说的。”道德的荒谬在于它永远不肯暴露自己的源头。它总是说“我们”“大家”“社会”“传统”“人类”，但从来不敢承认，它只是你爸、你妈、你老师、你老板、你键盘背后的那张脸在害怕。他们害怕你活出了他们不敢活的人生。我并不是说“所有道德都是压迫”。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明确、可见、不可协商的伤害，那么道德甚至可以是最低限度的责任提醒。但问题是：今天我们评判“伤害”的标准，已经滑向了集体敏感和控制欲的扩张。比如，你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在街上走，对谁造成伤害了？没有。但他们会说：“这是一种不良示范。”请问，不良示范究竟是道德谴责还是舆论恐惧？他们不是真的怕你影响了别人，他们是怕你撼动了他们脆弱的道德共识。你活出了他们不敢承认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害怕你像病毒一样，让那些本来也想活得自由的人被“感染”——于是你就成了“危险人物”。这是一种对自由的洁癖，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从来就不干净、不整齐、不统一。我们本来就该混乱、复杂、矛盾，有泪有脏话，有性、有疯、有边缘。所以回到一些人常说的那句话：“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绑架他人的。”这句话并不完美，它其实太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集体道德高于个体尊严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试图只用道德约束自己、却从不评价别人，就会变成一个活得非常孤独的人。即使如此，我也想说：如果自己够强，那就继续孤独地活着吧。孤独地坚持自己不随意审判别人的原则，孤独地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诚实。因为这样的人，正是那些被“道德”伤害过的人最后能看到的希望。自己不是危险人物，只是没有疯得像他们那么整齐。
短视频里的中老年人，饭桌上的导师
如果说一代人的青春是火焰，那么今天的中老年人，更多的是一堆潮湿的柴禾——燃烧不了，却总喜欢对年轻人指手画脚，仿佛他们才是火的主人。中老年人中有一些人从小被一套扭曲的价值观体系所影响：嘴上喊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心里却盘算的却是“只要自家孩子能上岸，别人死活不关我事”。这种价值观往下传，就成了一种悖论式的遗产：年轻人被要求听话、顺从、努力、奉献，而他们自己却活得自私、利己、推卸责任。于是整整一代人长大后，心理创伤和焦虑被包装成了“代际矛盾”，却少有人承认：这其实是上一辈价值体系的烂账。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寻找替罪羊。电脑是洪水猛兽，网络是精神鸦片，游戏是毁人不倦的妖魔。凡是年轻人能找到安慰的事物，都要被他们指责。可等到自己退休后，抱着手机一天能刷十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被低劣的算法牢牢套牢，甚至成了电信诈骗的头号受害者，却丝毫不觉得有问题。先把账目摊开。社会曾把“网瘾”当“精神鸦片”，直至2009年官方明令禁止用电击“治疗网瘾”，才算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踩了刹车。可十多年后，“游戏是精神鸦片”的标题又在大报网站挂出又匆匆撤下，给受惊的家长一点点情绪合法性，也给一些机构继续贩卖恐慌留了缝。这两次高调与急刹之间，是整整一代孩子的青春；家长在“救救孩子”与“教育责任缺失”的两难里摇摆，学校与一些机构用铁腕方式收拾复杂情绪，最后把失败甩给了游戏、互联网、乃至“西方文化”。而数据从不站队，它只照出谁在“杀时间”。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统计，短视频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156分钟，居所有互联网应用首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里50岁及以上的约占三成；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0亿，占总网民的九成之多。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10-19岁、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2.8%、18.9%和16.3%：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为33.5%。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85亿人，较2024年12月增长1490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1%；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55.8%。也就是说，“刷短视频的叔叔阿姨”不是段子，他们是真实、庞大且活跃的用户群。所以，当一些长辈指着屏幕骂“手机害人”，转身在“民间神医”“情感导师”的直播间里疯狂打赏，这不是道德失败，而是信息饮食的失败，把高糖分、强情绪的内容当成了主食。其中更尖锐的是情绪的传承。饭桌上的“要爱国、要吃苦”，在微信群里变成“抵制、喊打”的即时快感；对复杂世界的焦虑，常被变成黑白对立的道德指控。别急着把这叫“仇恨传统”，这更像一种低成本的自证清白：当结构让人无力，便需要一个廉价而响亮的正义姿势。这种由集体强化的道德盲点，不是某个人坏，而是环境诱发人群以为自己正义。于是，我们见到了一边在道德上要求年轻人“牺牲、顺从”，一边在日常里又把责任推给“平台”“学校”“社会风气”。替罪羊的仪式总要开始：先找一个对象（互联网、游戏、某个国家），把复杂的问题塞进去，再齐声松口气。这种“替罪机制”，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几乎处处都充斥着。当家长把一切归罪于“网毒”，就会错过真正该看的东西：家庭沟通的惯性冲突、评价体系的单一、以及少年自我叙事的贫瘠。把抑郁当成“任性”，把焦虑当成“抗压差”，比网络更先一步伤人。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仇恨看起来十分廉价。既要在口头上无脑宣扬爱国，又要抵制欧美文化，表演式地喊几句“买国货”，转头却为了便宜一块钱，在某些平台上买来劣质食品、日常用品。对日本文化充满仇恨，但偷偷看日剧、买日本电饭锅的人，也恰恰就是他们。仇恨的本质不是原则，而是情绪发泄的出口，哪里容易宣泄，就往哪里吼。思维局限是他们的标志性特征。他们常常把“社会整体素质”挂在嘴边，却从不反思自身。任何问题出现，总要找个“敌人”：年轻人不听话，媒体不正派，西方在渗透，资本家在压榨。唯独不可能承认，自己数十年间从未真正提升过认知，未曾建立过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既是“被荼毒”的一代，又是“继续荼毒”的一代。他们是社会教育的产物，却甘愿把这份教育再喂给下一代。他们在被支配时痛苦，却在轮到自己时享受支配的快感。于是整个社会像是陷入了循环：愚昧被复制，偏见被延续，权威被伪装成经验。年轻人的焦虑、抑郁、无力感，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了这份“烂遗产”。有人用“原生家庭”解释这一切，但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不正是由大批这样的中老年人共同塑造的吗？他们是道德绑架的传播者，是情绪化的煽动者，是社会保守性的根基。他们一边痛骂年轻人“不懂事”“玻璃心”，一边却又最容易受谣言煽动，最容易被不实信息带风向。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中老年人如何落伍”，而是他们在落伍的同时还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他们把狭隘当智慧，把偏见当正义，把无知当经验。而这一切，不断加深了年轻一代的心理负担。无奈的是，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他们又会成为“弱势群体”，会被社会叙事要求“尊老”“敬老”。到那时，年轻人还得一边背负因他们而来的创伤，一边继续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的荒谬局面，本身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写到这里，我并不想宣判“中老年人有罪”。相反，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同样被机器与叙事驯化的受害者，代际的焦虑从未被真正安放。短视频刷到麻木、直播间里被收割、电诈短信里“快去加群”的召唤，这些都在说明：问题从不是“他们”，而是一个把人当作注意力矿脉的系统。我也不打算把希望押注在“下一代更聪明”。我只反复提醒自己，别让批判沦为优越，别让锋利失了体谅。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话说得更重，而是把结构说清：信息饮食要控糖，家庭沟通要减盐，公共叙事要学会“慢火”。当长辈把短视频关掉十分钟，孩子把游戏关掉十分钟，我们就从彼此的故事开始：谁在害怕、谁在逃避、谁在等待被理解。如果一定要给这篇文字一个方向，那就是：人可以被喂养，但也能重新选择喂养什么。愿我们都别再把对方当作问题本身，而是一起把手伸进那台制造问题的机器里，摸清它的齿轮与脾气，然后关掉它最吵的那一档。
自卑的遮羞布：不是被歧视，而是太渴望被看见
这世上最「不可理喻」的情绪之一，大概就是自卑。它不合理、不讲理、不通情达理，却能统治一个人的全部判断。自卑的情绪让人看世界的每一扇窗都染上一层灰，你说它不是病，它却能让人终日惶惶如丧家之犬；你说它是病，它却没有诊断标准、没有药，甚至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自卑是怎样炼成的？从不被夸奖的童年开始，从「别人家的孩子」中走来，从老师偏心、父母沉默、社会冷漠中长大。它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殖民，吞噬掉一个人对世界的信任，只剩下「我肯定哪里不够好」，和「他们一定在针对我」。某部国际电影大片到了中国市场，更换了一张更本地化的海报——换了个更亲民的风格、更熟悉的角色安排，这在营销上的文化适配，因为看重该地区的市场，所以单独定制了海报，是种合情合理的商业行为。然而，总有人非要仰着头看这张海报，硬生生看出「歧视」的轮廓，说这是「你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说这是「西方在羞辱我们审美」。这种逻辑就像在说：你要是对我一视同仁，就是不尊重差异；你要是考虑到我的文化，就是在区分我和「你们」，还是不尊重。归根结底，是无法被尊重的心理，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连尊重自己都做不到。自卑者眼中的世界，是一面永不干净的镜子。别人做什么，都会映照出他心中最不想面对的自己。这不是对个体的羞辱，而是对一种普遍病态的描述。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并逐渐将自卑制度化，集体合理化：用民族主义包装，用「反歧视」化妆，用各种「我们也行」的鸡汤语录鼓起勇气，然后在评论区里疯狂寻找一点「我们是世界的中心」的证据，宛如一个对着镜子反复大喊「我很好看」的人，越喊越虚。这种情绪被养得越来越大，以至于自己不能和它争辩。自己一旦指出「这可能不是歧视」，就会被按头成为「洗地狗」；一说「也许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质问「你是不是已经不爱国了」。那些说「你这样对我，是不是歧视我」的人，未必真的是在追问公平。更可能是他们活在一场长年累月的战栗中：怕被看不起，怕自己不够格，怕这世界不欢迎自己。怕到哪怕一句问候、一个海报的配色、一个模特的妆容都能激起体内那根名为「自卑」的神经末梢，瞬间绷紧，甚至引发抗议。你说他们敏感？他们会说自己「觉醒」了。可是，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从不需要靠整顿全世界的措辞来安抚自己。自卑是个有趣的怪物。它从不大声叫嚷，但会操控一个人的全部行为。它假装关心「尊重」，但骨子里是「怕」：怕自己配不上，怕自己被遗忘，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无能、失败、边缘身份。所以，它要把每一个无害的世界迹象都解读成「冒犯」。哪怕只是电影海报为了迎合东亚审美把角色换了个构图顺序，这都能成为「被歧视」的铁证。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的殖民心态：默认别人必须无条件照顾自己的自我形象，否则就是罪人。明明是商业设计策略，却要硬拗成文化压迫；明明是差异化市场判断，却要上升到文化冷暴力。这种行为，比被歧视更可悲——那是自我放逐，是一场披着某种「正确」外衣的精神内战。我们活在一个人人争当「受害者」的时代，在「我被冒犯了」的话语框架下，自卑被重新包装成正义，成为了某种精致利己主义的新出口。若真感到尊严受损，请问：自己的尊严为何要靠一张电影宣传海报来维系？我并不想指责那些因真实困境而感受到压迫的人。对，确实有结构性的歧视存在，确实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幽灵徘徊。但问题是，现在许多人的愤怒并非建立在实质的不公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对「自我脆弱感」的过度补偿。这种补偿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认知失衡。自卑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连「自己其实是自卑的」这件事都无法承认。他们会用「我这是觉醒」「我要捍卫身份认同」「我这是对抗殖民凝视」来包装那颗在童年创伤里夭折的自我。他们要通过全世界的「低头」来弥补那种始终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注视。他们无法直面自己的伤口，就只能拼命让别人为自己的疼痛负责。那些不断在外部寻求修补的人，往往是内在最空洞的。心理学上有个经典概念叫「投射」，是说人会把内心无法接受的部分归因于外界：一个人如果极度自卑，就容易把别人的任何行为都解读为「看不起我」。这不只是个体心理防御机制，也是一种文化机制——我们整个语境已经习惯于通过放大「外部歧视」来掩盖「内部创伤」。归根结底，我们害怕不是歧视本身，而是怕它是真的：怕真的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尊重、没有「赢」。所以才需要在每一次海外片方的市场操作中找出一点点「我们终于让他们低头了」的成就感。哪怕这「低头」其实只是他们想多卖几张票。当然，自卑还有更高端的表达方式。它不再是那种「我不如人」的消极退缩，而是变成一种道德优越感的进攻：越说「你们被歧视了」，越能显得自己站在正义的高地，仿佛为弱者发声。可实际上不过是将自己的脆弱借道德之名转化成了武器。用一种委屈巴巴的愤怒，给自己制造一个随时可以站上道德台阶的舞台。而这，也许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地方：我们不是真的要对抗歧视，我们只是太害怕面对自己一无是处的恐惧。当代社交网络正好成为了这类人最完美的自我幻觉制造机。算法不喜欢真实，只喜欢激烈；它不会推送「自我成长」的慢条斯理，它只推送「我受到了压迫」的火药味。所以你看到一群人在为了「海报换场景」怒斥地域歧视，为了「翻译词汇偏差」炮轰文化傲慢，为了「默认用户角色形象」怒刷刻板标签。这是一种分裂的病态：一边要求「全球多元共融」，一边又要求「你必须按我喜欢的方式展示差异」，否则我就炸号、拉踩、集火。这不是尊重差异，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控制欲。可惜，自卑的人听不进去这番话。因为他们的耳朵只为敌意而生，对理性是聋的。我写这些，并不是要为某些西方文化产品洗白，也不是在批评某一特定的人，而是认为自己能对自卑这件事有更诚实的觉察。有些伤口不能怪别人总在戳自己，只能怪自己从未疗愈它。当一个人总觉得世界在冒犯他，其实是他自己在不断冒犯自己。因为他早已在心底认定了「我是不被爱的、不被接纳的、不够好的」——所以才要拼命找证据来证明别人也这么想。我们总以为自卑是羞怯，其实自卑最可怕的，是它让自己变得咄咄逼人、无法共情、不断宣判别人有罪。那是一种戴着受害者面具的攻击性。自卑的力量如此强大，它让我们无法正视自己，只能一直在「他们怎么看我们」与「我们要他们怎么想我们」之间来回打转。一边喊着「做自己」，一边又急着让世界来证明「我没错」。如果自卑是毒，那么真正的解药不是外界的承认，而是某种近乎反叛的自我和解：我可以不被喜欢、可以不被认同、可以不配合，也可以坦然承认「我就是不够强大，但我不会因为这点就去诅咒整个世界」。而不是将内心的空洞，涂上「被冒犯」的糖衣，强行喂给公众咽下。自卑是没法通过「让别人尊重我」解决的，它只会在自己不再寻求他人注视的那一刻，才慢慢松手。——然后自己才终于开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如果真的想让别人尊重自己，先别总把别人看成敌人。不是所有的不一样都是歧视，有时它只是「不一样」而已。而不一样的世界，本来就不欠自己一致的温柔。学会不再把全世界的无心之举当成恶意，是治好自卑的第一步。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过去写了这么多宗教的“好话”，这次也该写写一些批评的话了。毕竟，爱的其中一个要素是：【哥林多前书 13: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每天都在和上帝说话，你可能会觉得他信仰虔诚；但如果他说上帝每天都回他话呢？那他或许需要一点医疗协助1。然而，宗教狂热者的问题有时远远超过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因为前者不自知，后者至少知道自己有心理问题，会去治疗。我越来越意识到，那些打着“爱”的名号，却在人间布道“禁”的人，其实根本不爱这个世界。他们不过是在制造一个镜像：在那个镜像中，所有人都得和他们一样惧怕、一样闭眼、一样跪下。否则就要下地狱。于是，他们用“爱”之名，把爱定义成“你必须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用“自由”之口，把自由翻译成“你可以不信，但你不能说出来”；用“上帝”之威，干了不少一般人不会干的事——侵略他人灵魂、裁定道德高地、涂改节日的本义，最后还要你说“感谢主”。看看，这就是一些人的“虔诚”？有一年清明节，我看到朋友圈里一位自称“基督徒”的人发了一个动态，写着：“我们不要拜魔鬼。”理由是清明节是“鬼节”，而基督徒只信“复活与永生”。我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点开他之前发的“妇女节”那条状态，赫然写着：“这是女权鼓吹的日子，是邪恶的节日。上帝创造女人，是让她们顺服男人。” 并引用经文：【以弗所书 5: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上帝真的只让女人顺服男人吗？为什么不提经文后面写的丈夫需要爱妻子呢？明明是双方互相的关系，却被解读为一种单向的服从。或者，只是觉得别人需要顺服自己，而别人不可以质疑自己。【以弗所书 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很明显，婚内关系是一种“相互”的行为，是一种 “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的表现。正如《彼得前书》所说：【彼得前书 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顺服从来都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而是双方互相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以弗所书》这两段经文强调的也仅仅是婚内关系的“妻子”与“丈夫”角色，而不是“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外，根据《加拉太书》所说，不分人种、不分地位、不分性别等等，实际上也是平等的：【加拉太书 3: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种人，有一个共通的特征：永远站在圣经背后，永远躲在十字架下。他们不以爱作为判断尺度，而是试图片面摘抄经文来压迫他人，如同那法利赛人2。凡事不顺心——那是魔鬼作祟；别人不听话——那是信仰不纯；社会多样性增强——那是撒旦的伎俩。仿佛信仰不是为了理解世界，而是为了对抗世界。他们传教，不是为了“福音”，而是为了“同化”；他们宣讲爱，却没有耐心听别人说完一句话；他们嘴里说的是“福音传万邦”，心里想的却是“地狱多塞点人”。这种“狂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欲望。不是用武力，而是用经文；不是监狱，而是良心。他们只需要你在深夜时分，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然后说：“主啊，我错了。”错在哪？错在你爱了不该爱的人？错在为女性争取了一点点话语权？错在愿意给死去的人扫墓？这些都不是罪。真正的罪，是他们把信仰变成一种道德投影仪，把人性的复杂简化成“该”与“不该”，然后强迫所有人进入他们自编自导的剧本里当群众演员。更有趣的是，这种剧本往往一成不变。他们最怕的，不是“撒旦”，而是人类自己开始思考。他们最忌讳的，不是“异教”，而是你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妇女节不能庆祝平等？为什么清明节成了魔鬼节？为什么口中的“神爱世人”，永远只是“神爱他们自己觉得对的人”？他们回答不了，因为这不是信仰，而是恐惧；这不是灵魂的归宿，而是控制欲的遮羞布。要我说，所谓的“宗教狂热者”，本质上是一种偷懒的存在方式。他们不愿意思考复杂问题，于是索性相信所有复杂问题都有一个“属灵的”答案；他们不想面对自己生活的混乱，就去指责别人的生活“不洁净”；他们不敢直面死亡的空虚，于是把所有形式的纪念都打上“异教”的标签。宗教不是问题，人才是。信仰也不是问题，是那些拿信仰当皮鞭的人，把它变成了问题。上帝沉默，不代表人类要失语；经文不变，也不代表解读不能有爱。毕竟，信仰如果不能让人更自由，不能让世界更美好，那它根本不值得去信3。注释 我并非否定虔诚的人，但即使在《圣经》中，那些直接聆听神话语的先知们，神也并非天天与他们对话。若有人声称每天都能听到神的声音，这种现象有时可能与精神健康问题相关，比如幻听或精神分裂症。在神学体系中，也会特别区分“神的声音”与“魔鬼的话语”，需通过祷告、沉思和教义的指引来验证这种体验的真实性。 ↩ 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过于注重遵守律法的细节，却忽视了爱人的重要性。他们片面地解释和执行律法，只遵循那些符合自己观点的部分，而缺乏宽容、同情和爱心。 ↩ 主流宗教信仰大多建立在善良、助人为乐等价值观之上，帮助人们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并推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基督教中，爱是核心的教义之一，如果信仰脱离了“爱”的本质，那么它的根基便值得怀疑。 ↩
“受害者”是道德高地的天然居民，是悲剧舞台上的聚光灯，是内心“我比你惨”的终极投影。可一旦靠近了，才发现，“受害者”有时不仅是可怜，还有一身的刺。你以为你在给对方递上一杯热茶，结果却被扎得一手血。不是因为你不够温柔，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所有温柔视作威胁。他们裹着伤口走来，牙齿却早已磨得锋利。这是一些自称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写照。本以为你迎接的是一个需要拥抱的孩子，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把伤口当作武器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所谓“需要理解”的人，比任何人都擅长误解。互助小组、患者群聊，像一座冬眠动物的洞穴，里面聚着一群相互取暖、也互相扎人的刺猬。伸出手去，是想牵一把，但下一秒可能会用带血的针指着你，说：“你根本不懂我。”当然不懂，毕竟没人能完全与他人共情、感同身受。他们的确遭遇过创伤，但他们也许并不想被真正“理解”——只想让你承认他们的伤口比其他人深，比其他人痛，比其他人纯粹，比其他人干净。他们不想疗愈，他们想胜诉。有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共情，而是在寻找一个不敢还嘴的观众。可惜的是，有些人真信了。被“你不懂我”三连击倒后，还真去读心理书、看创伤研究，努力提高共情力。却没意识到，问题不一定是共情不够，而是他们根本不允许你共情。他们想要的不是桥梁，是壕沟；不是和解，是绝对的主场。任何不完美的倾听，都会被定义为“歪曲”；任何试图靠近的脚步，都会被解读成“冒犯”；任何你没说过的话，都会被他们“感受到”。这时候或许会意识到：有些人或许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已经用“受害者”身份攻击他人，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施害者。说到底，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痛苦，但我们希望自己的痛苦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原罪——于是，如果你敢说“我能理解”，那便是对我苦难的亵渎。于是，“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成了一种刺猬式的自我防卫，同时也是一种暴力的反击。这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主权：我的创伤是我最后的领地，谁也别想越界。不能责怪他们带刺，毕竟那是他们在世界上存活下来的唯一武器。但也需要承认，靠近他们的人，哪怕是真诚地想要理解，也很可能被误伤——更残酷的是，被刺的往往是那些同样伤痕累累的人。我见过一些互助小组里的人，初来乍到时满心期待“终于有人能懂我了”，不出三天，就开始互相拉黑、互相举报，理由是“对方冒犯了我”。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移情崩解，也可以说是创伤中的自恋相互碰撞的火花——但更实际的解释是：两个都在燃烧的人，是无法互相取暖的。他们需要的不是镜子，而是观众。观众可以静静地听他们倾诉，不提出异议，不补充观点，不讲道理，更不揭伤疤。而一旦你不小心成了镜子，反射出他们不愿面对的东西，恭喜你，你就成了新的加害者。共情太多，是虚伪；共情太少，是冷漠；理解太深，是操控；理解太浅，是愚蠢。总之，你有罪。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受害者的攻击性”已经成了一种被默许的语言游戏。在它的语法中，受害是最高通行证，无需任何修饰和解释；而试图理解，则是僭越，是入侵。更难受的是，这些语言规则不是发疯的结果，而是精密的、社交媒体时代训练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每一句“你曲解了我的意思”，背后都站着成百上千个点赞和转发的幽灵。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类行为并不罕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时代，很容易不再相信“理性争论”的可能性。你一旦表达观点，就等于在宣战；你一旦表示担忧，就等于否定别人。一个人曾经遭遇过痛苦，如今便拥有了道德赦免权。而一旦你试图辩解，说“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就反手一击：“你在PUA我/你在曲解我。”很少有人说：有些痛苦其实不值得尊重。不是每个创伤都构成了高尚的理由，也不是每个情绪都可以合法地伤人。精神分析中，未被处理的创伤会以重复的形式再现，这是“强迫性重复”。只是如今它被包上了话术的新壳：创伤不是被承认然后疗愈，而是被神圣化并据为己有。甚至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可以调配人际关系的筹码。有人个人账号介绍说“我是985硕士”，也有人用说“我重度抑郁、家暴背景、边缘型人格”。你不对他们小心翼翼，就是“标签歧视”。是的，这个世界确实不够温柔，但一些人用“敏感”要求全世界温柔以待，自己却不肯放下武器。我们开始将“善意”与“脆弱”混为一谈，却忘了：真正的脆弱，不是你不能碰我，而是我愿意放下壳。有些时候，我确实觉得心理学让我们过于习惯于“理解”，而不再质疑。“他攻击你，是因为他在保护自己”——这是正确的解释，却不是所有的真相。真相还包括：他攻击你，是因为他知道你不会还手；他把你当垃圾桶，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了受害者圣人。我们该面对的现实是：创伤从来不是“无辜”的，它也会繁殖新的“暴力”。我并不是否定“受害者”的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者”。事实上，我自己就是长期陷在创伤回声里的那个。但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总用刺来保护自己，最后我就只剩下一堆刺。没有人靠近我，不是因为我不值得被爱，而是因为我让人无法靠近。不是世界太冷漠，而是我先关闭了入口。所以需要小心，别被“我只是个受害者”这句话迷惑，那有时不过是“我是个合法刺客”的遮羞布。你以为你在救人，实际上你被当成了可以随便练习攻击的沙包。这个世界需要同理心，但不是受虐倾向。也许很多人包括我曾经也是刺猬，也想过用针扎那些走近你的人，因为太怕了。但终究应该明白：用刺保护自己，最终会让自己变成孤岛。而若真的曾被伤害，就该明白攻击是不会带来安全感的——攻击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相信世界就是危险的。久而久之，就再也无法相信善意。当发现自己在刺别人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把“别人应该理解我”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需要对方自愿给予的礼物。刺是活下来的工具，但不是活下去的方式。自己可以痛苦，但别把痛苦当成武器；自己可以防御，但别把防御当成正义。人类关系最脆弱的部分，不在于恶意，而在于误解。而误解常常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太怕被看见。于是宁愿把看见自己的人刺伤，也不愿让他们走近。这就是刺猬的悲剧：他们渴望温暖，却让靠近的人流血。但温暖不会凭空到来，它只能在彼此卸下盔甲的那一刻发生。真正的疗愈不是让世界小心翼翼地不碰自己，而是开始愿意少扎别人一点。终究得学会脱壳，哪怕很慢，哪怕会痛。但如果总是用受害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控制欲和攻击性，那就不是在康复，而是在退化。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正在把别人也拖入那种自己曾经痛恨的、压抑、冷漠、无法理解的世界里。自己有伤口，这是真的。但自己也有选择，这更重要。愿我们都不再是那个把同类逼走的刺猬。
人活一张脸，最后却只能换来一口棺材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人要脸，树要皮。”那时候不懂，总觉得这话有点怪怪的，后来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句老话，也是一道诅咒。前阵子刷到一条别人分享的动态，父亲因为儿子年近三十还不结婚，觉得“丢脸”，威胁儿子要闹自杀。为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操到去死，那真的叫爱吗？还是说，这爱，其实只是拿儿子当牌面，为了自己那点体面的幻影，甘愿献祭一切？说到底，很多人这一生压根没活过。他们不过是披着自己的皮，演着别人的剧。在这个“面子比命还重要”的社会，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比自己活得痛快更重要。买不起房，就没脸谈恋爱；工作不体面，就不敢回老家过年；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家孩子上的是重点中学吗？你凭什么不一样？你凭什么不丢脸？面子是中国式集体幻觉的最高统治者，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社会控制机制。它不是自己脸上的皮肤，而是自己活在人群中的“社交肖像”。自己必须活得像样，像他们说的“样”。可问题是，“像样”到底是谁定义的？从前有皇帝穿新衣，百官百姓都跟着叫好。现在的“面子文化”，就像全国直播的那场皇帝新装，每个人都明知荒谬，但谁也不敢说破，因为一旦说破，那个叫破的人就成了“不合群”的“疯子”。精神分析里有一个概念叫“镜像阶段”，婴儿第一次在镜子里认出自己，是因为他看到了外界反馈的那个“我”。换句话说，我们对自我的感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依赖他人的反应。但这个机制一旦被扭曲，人就容易陷入一种被镜像奴役的状态——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无法区分真实的自我与社会投影。穿着得体、结婚生子、升职买房，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一切，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会丢人”。什么叫“丢人”？丢的是谁的人？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就为了守住那张脸。到头来，这张脸，也不过是社会在身上打的一层腊——一旦不再顺从，它就剥落得干干净净。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说白了不过是隔壁张阿姨、父亲的酒友、中学班主任，还有微信里那些三年没说过一句话的人。他们成了自己行为的“审判团”，而自己则成了他们的审美器官的奴隶。救像是在社交法庭里，被一群无关紧要的观众围观着，把人生演成了一出“合格的样板戏”。于是，一些人临死前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没给家里丢过人。”听起来仿佛很体面，但其实荒谬得让人想哭——不是“我过得快乐”，不是“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我没有出丑”。没有出丑的人生，真的是有价值的人生吗？我认识一个人，男同性恋，三十出头，每次回老家都要装作是个“正常人”。他在公司是管理层，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有喜欢的人，但他父母不知道。他说：“我活得很幸福，但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相，会觉得我是一种‘耻辱’。”你看，“幸福”竟然也能变成一种罪。不是因为你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你没照剧本演。一旦偏离“正确轨道”，就会被当成“丢脸”的怪物。这种文化，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冷酷至极的。但最荒诞的不是这些父母、亲戚、熟人，而是人们自己。人们宁可压抑、伪装、崩溃，也不愿意摘下面具。因为不愿成为那个“出丑”的人，不愿成为那个“让别人失望”的人，不愿成为“丢人”的人。把“面子”当作灵魂，却忘了，它只是社会在我们身上投射的一种“幻象光环”。面子，不是错。但如果活着只是为了维护它，那么自己就是它的奴隶。最终会发现，一生小心翼翼，怕被说闲话、怕让爸妈失望、怕亲戚嘲笑，结果呢？自己在哪儿？喜欢的东西还记得吗？真正想做的事做了吗？有没有一刻为自己而活过？还是只是在别人眼中“体面”地死去？我曾在深夜里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看着我，我还会这样活吗？”会吗？
认知的冲击与改变——敢于面对自我的不完美
认知的改变，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或许你和我一样，都能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人、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一旦这些看法被挑战，便会涌上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抵触情绪。毕竟，改变认知等同于重塑自我，谁会愿意轻易放弃那种熟悉且安全的自我形象呢？“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揭示了一个事实：现代人身处的信息爆炸的世界，充满了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的认知。人们只挑自己能接受的、符合自己既定信念的信息，像是一个自设的过滤器，主动屏蔽掉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懒惰，倒不如说是保护机制。因为当个体试图挑战自己的认知时，就相当于在挑战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真理”，这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那种被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崩塌的感觉。就像ONO喜欢在自己的博客做的那样，一些复杂的问题他常用与文章核心不符的标题，加粗容易错误理解文章核心的句子，来判断读者是否仔细阅读。这种“社会实验”虽然看起来恶趣味，但是的确能看出一些问题。虽然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也能看出，有哪些人仔细看了我的文章，哪些人只是简单扫了一眼。因为我的文章经常很长，内容也很抽象和复杂，论述过程虽然逻辑上相对通畅，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理解。如果不仔细阅读我的论证过程，也容易误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再者我写文章努力不讲废话，导致即使有加粗的内容，未加粗的内容有时也很重要。即使使用某些工具总结，也未必能抓住我论述的核心。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批判读者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很正常，毕竟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产生误解了，我也经常会详细解释，这种不同观点的交流也是乐趣所在。立场坚定≠独立思考，也可能是迷信权威我能想象，在阅读我的文章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你也未必全对吧，你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 这点我不会否认，我也知道我的认知可能存在漏洞，或者某些地方并不完美。正如每个人都会犯错，认知也是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但是，我的观点从来不是凭空捏造，在我的角度，我“对得起”我写的文字，而不是我一时的情绪发泄。在写文章选题涉及的内容时，除了基于日常阅读的各种书籍和文献所总结出的知识外，我还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其他关联文献进行核对和佐证，以尽可能确保我的思考不仅局限于个人的片面看法。我的博客，更像是一个思维的实验室，记录我的思索过程。在我看来，正是通过自我质疑与反思，我才能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逐渐接近更真实的理解。在不了解一个领域时，我一般不发表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发表出来的可能在熟知某些领域的人看来很幼稚或可笑，因为这样的言论必然夹杂着大量不专业的理解和无知带来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会给阅读的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互联网各公开平台的评论区中，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了解了一点皮毛的知识，他们就急于发表意见，热衷于宣扬或反对，而不去深究自己的立场是否充分和准确。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事情，个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却无法做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评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假装自己很懂，进行所谓的理性和客观分析，那除了自欺欺人外，毫无意义。在一些互联网社交平台中，一些人常用“我觉得你这个不对”这类非常主观的表达为自己辩解，或者引用看似简洁、深刻但已经滥用的陈词滥调。还有人转载那些表面有力、实则片面、主观且激进的文章，随便复制粘贴一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自以为理解了一切，藐视不同意见的人。实际上，这背后经常缺乏深度思考或学术理论的支持。发表立场时，甚至连术语的准确定义都没搞清楚，只是根据术语的字面意思加上自创的解释，自以为是的开始站队。结果一番自我陶醉的解释后，立场的真相立刻暴露，因为从解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不了解自己所提立场的真实含义，更没有深度思考和了解、学习过相关的领域。这类人并不是真的在思考，而是迷信某些权威或主流观点。又或者将长期被周围环境被动灌输的刻板印象披上了“个人观点”的外衣，却不是自行学习研究和反思的结果。试问一下自己，发表各种言论之前，是否自行阅读过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还是说只接受了家庭教育、学校义务教育、网络上的零碎信息流的推送，外加个人的臆想、捏造和拼凑？这种认知就像是封闭的小圈子，外面有世界的广阔，而自己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在他们看来“为何要去接触复杂的思想？面对陌生的挑战，真的是太麻烦了”，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多舒服。信息茧房的舒适感，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如同“大赦”一般。在这场信息的“冲击”中，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至少，我希望别人能够深入审视我的观点，而不是仅停留在“我觉得”这样的主观看法上进行批判。毕竟，“我觉得”只是个人认知的表述，而非用来反驳他人的工具。在批判一件事物时，应当优先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主导，否则只是纯粹的释放情绪垃圾。这样做的人多了，互联网自然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各大平台的“公厕”外号也因此产生，例如某些平台被称作“男厕”，有些平台被称为“女厕”，甚至还有充斥大量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童厕”。人无法凭借个人经验去定义整个世界，需要有勇气面对那些不愿承认的“真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改变认知，意味着接受自我解构的痛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改变的痛苦与自我欺骗的短期安慰认知的改变就像是与自己深埋在内心的偏见、恐惧做斗争的过程。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的过程，哪怕这个过程能带来更深的自我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而这，正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网络世界中，总是看到那些坚守自己偏见的人，他们活得像是穿着“认知盔甲”的战士，不允许任何破坏自己舒适区的东西闯入。当然，是否选择改变自己的认知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当前的认知偏差让自己感到舒适，那不改变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个人的决定，只要不去影响他人、强迫他人的意愿即可。如果坚持自己的偏见并强迫他人，“网暴”就会产生。但矛盾的是，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意识到认知偏差已经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痛苦，却仍然不愿意改变时，便会陷入一种“既想摆脱痛苦，又不愿改变认知”的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加剧了焦虑与困扰，同时他们也常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个“大他者”，尤其是他人。继而产生一种“自己痛苦的根源都是别人和社会的错，自己完全没有错”的“错觉”。为了获得心理安慰，他们会寻求更多和自己一样存在认知偏差的人的共鸣，也是我们常说的同温层效应or回声室效应。然而，这样的安慰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短期逃避，最终仍然无法解决“既要又要”的困境。在研究某些领域时，尽管我可能极度不认同某本学术书的观点，但我仍然会努力坚持读下去（即使不免有把作者从书里拉出来揍一顿的冲动），并试图分析作者持有这些观点背后的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不是一味忽视或排斥。扔掉这本书，两眼一闭就当不存在这固然简单，然而也让自己丧失了获得不同角度观点的可能。直面自我的不完美，抛弃伪装我也理解有些人看不惯我的观点，觉得我不够“友好”，或者说得不够“讨喜”。我完全可以迎合大家的喜爱，去发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然而这从来不是这个博客的初衷。正如我过去一贯所说的，如果我不表达真实的自己，那么我的博客的灵魂就死了——变成了一个取悦他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场所。做一个“讨喜”的人，必然不能说真话，又或者真话只说一半，有一部分只好不说。而说真话的人，必然在一些人看来会“不讨喜”。然而现实社交中，大家都说客套的“假话”，表演成别人喜闻乐见的人，难道到了网上，还希望见到这样的人吗？对我个人来说，真话永远比空洞的客套话更有价值。谁都可以在社交场合上装作完美的人，然而在这里，我选择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选择直面那些让人不愿触碰的痛点。如果我的文章引发争议，我并不反感。争论本质上是沟通，是思想碰撞的过程，特别是当我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信心时，我相信它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观点存在不足，可能会有更专业的声音提出批评，这正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此，即使是争议较高的话题，我坚持不关闭评论区，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面对质疑。然而这也不代表我需要接受不专业、过度情绪化的指责，因为指责的内容是否经过了理性上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偏见、无知与刻板印象，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认知改变的痛苦与抗拒并不是个例，它是普遍的现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那面看不见的茧房，阻止着我们触及那些深刻的自我反思。而这厚厚的茧房，正是我们不断维护自己的认知舒适区的代价。而那些勇于质疑、敢于改变的人，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向那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