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和台湾的友人打电话，原本只是随便聊聊近况，后来话题绕着绕着，就落在了繁体字上。这种话题其实挺奇怪的，它表面很轻，像是「你们那边考试怎么写作文」「这个词你们怎么说」，但只要多聊一些，就会发现文化差异的巨大。这种差异不只是文字的「写法不同」，而是被不同的环境慢慢带成了两种不一样生活方式。我跟他说，我现在基本是简繁混用的。电脑和手机系统一直是繁体，输入也懒得切换。跟中国大陆境内的朋友聊天就打简体，跟境外的朋友就自然用繁体，但也经常忘记切回来。和不同的人说话，输入法切来切去，导致有时候无意间会简繁混用。以前我真觉得这只是个输入法问题，直到有一次在国服游戏里，我没切键盘，直接用繁体字和朋友聊天。我在游戏里结交的朋友基本都是00后、甚至10后。对面沉默了一会，然后回了一句：「你在说什么？我看不懂。」那一刻其实有点微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这代人是真的看不懂。特别是当较短的句子中包含了较多繁体字的情况下，他们很难通过前后内容去「猜」。对于繁体字，他们不是「觉得奇怪」，不是「读起来费劲」，而是非常直白的「看不懂」，就像是外国的文字似的。和其他的00后、10后的朋友沟通后得知，有的人基本靠上下文去猜，有的人干脆放弃理解并忽略。我后来在一些平台上甚至刷到所谓的「繁体字辨认挑战」，点进去一看，发现很多再常见不过的繁体字，却被认真地当成挑战性质的题目来做，关键还认不出来或者认错。那种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熟悉的街道，忽然被人当作什么遗址来看。当然，也不能怪他们。在现在这种内容供应极其充足、平台几乎完成了文字统一的环境里，繁体字确实没有什么出现的必要，甚至很难「偶然看到」它。不像我们那一代的时候，接触繁体字是不可避免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小的时候，刚开始认字是从外公那里开始的。他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那一代人日常生活中依然是以繁体字为主。他在乡下算是个「先生」，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帮人写春联。红纸一铺开，毛笔把墨一蘸，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都带着人情味的温度。他其实不太会写简体字，只擅长写繁体字。对他来说，很多字他记不清简体的写法，还容易写成一些现在看来很诡异的二简字。有时候一个字写到一半，他也会停下来想一想简体的写法怎么写，最后按自己的逻辑写下去。写出来的字，繁体、简体、二简混在一起。这种「错误」，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秩序」。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外公和我父亲就已经开始教我认字。那时候我接触到的，是一整套没有被削减过的文字系统。字是有结构的，有重量的，甚至有点「倔」。上幼儿园后，我被送去学书法。说是兴趣班，其实是一种被精致包装过的强制行为，而书法班只是我被强制参加的众多兴趣班中的一个，其他的以后再讲。每周末被送去，然后坐在一排小桌子前，临写各种碑帖。练得好了，就会让我用宣纸再写一遍然后被装裱起来参加展览。在幼儿园的我看来，书法中很多繁体字笔画多到一种近乎「敌意」的程度，因此写着写着就会开始闹脾气，对练毛笔字这件事也越发抗拒。但人是会被「驯化」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换了一个书法班。这次的书法班是同班同学的亲戚开的，就开在学校隔壁，而且一律要求站着练字。于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课后，我都会和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练字，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上的小学是个百年老校，里面有很多清代留下来的建筑和树。学校周边的巷子、民居也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建筑，有的已经成了危楼，后来被强拆了。放学那段路，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摊上买点吃的，沿着小河走过去。这段路上，我们抓过蜗牛，在河边比谁尿得远，还折纸船放入河里比赛谁漂得更久更远。那段路上发生的事情，比任何一个「兴趣班」都更像童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书法老师其实挺会「哄小孩」的。他那张大抽屉，几乎是推动整个书法班运作的核心区域。里面塞满了各种廉价但异常有效的小玩具：塑料小车、弹力球、溜溜球、哨子，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东西。它们不贵，甚至有点粗糙，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却刚好卡在「想要」的阈值上。于是我每天放学后，愿意乖乖走进那个房间，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字，而是因为那一抽屉的可能性。每次进书法班的流程是固定的。我们到了之后，先自己去抽屉里或者墙上翻找一份没练过的字帖。那一刻其实很自由，虽然老师要求自己找没有练过的字，却没有规定必须写哪一张，所以自己可以凭直觉挑一份「看起来不那么难」的，或者干脆选一张「更顺眼」的。然后就开始一遍一遍地临写。写完之后，老师会过来看。如果写得不好，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很自然地给你再加几张。原本以为快结束了，但其实还远没有。如果他发现哪一笔运笔有问题，就会直接抓着我的手，带着写一遍。如果写得还可以，他会从桌下抽出一本碑帖，随便翻开，指一小段，让我整段抄下来。等真的写得不错了，他才会稍微认真一点，从柜子里拿出那些他「珍藏」的宣纸，颜色花里胡哨，纹理夸张，一看就不是给练习用的。还不忘嘱咐，一张可贵了，得仔细写。然后我会在那上面再写一遍，像是某种认可和待遇的升级。如果他再满意一点，我的字就会被拿去参赛。那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比赛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会有证书、有奖牌，可以拿到学校炫耀，偶尔还能被班级拿出来展示。大人们看得很认真，我其实更在意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结算」会更好一点。如果那两小时表现得足够「稳定」，除了被夸奖一番外，离开的时候，就可以走到那张抽屉前，让老师给挑一个小玩具送给我。回去的路上，我会一直把玩。到家后，继续写作业。现在再看，这一整套流程非常完整。而这种感觉也很奇怪，好像一整天都在被某种无形的机制推动着前进。练习、反馈、加码、筛选、奖励，几乎没有多余的环节，自己也会自觉地待满两个小时，甚至隐约期待第二天还能再来一次。至于那些字，反倒像是顺带发生的事情。而那些奖状、奖励本身没什么意义，但当时确实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一件东西：来自大人世界的认可。过年之前，书法班会发红纸，让我们写「福」以及「招財進寶」「黃金萬兩」等合体字，还有各种对联。对了，有一段时间还被统一组织去考书法等级证书。现在回头看，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系统性地接触「标准化认证」这件事。日常练习的字帖方面，一部分是老师自己写的，裁剪塑封后放在抽屉里让我们挑选，或者直接写好挂起来给我们参考，一部分是碑拓。其中颜真卿的颜体是比较常见的，还有柳公权的柳体，而且行书、草书也都要学。而练习草书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灾难，在我眼中草书就是一堆失控的线条，以我的小脑袋完全处理不过来，练到最后整个人是懵的。学习书法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写字就特别慢。每个字都要一笔一画地对齐结构，生怕哪里不对。也因此作业永远无法及时写完，被骂是常态。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之后，家长终于得出结论：书法影响学习效率，于是我被「及时止损」地从书法班撤了出来。刚从书法班解脱的我自然是很开心的，毕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想写，于是空闲时间自己还会在家写写。在同一时期，我还接触到很多港台引进的动画光碟，正版的，盗版的都有。还有通过BT、eMule下载后的作品，字幕很多都是繁体。自己不需要刻意去学这些字，基本上书法上不常见的繁体字也都给认全了。正因为有这番经历，长大一些后阅读一些在境外翻译成中文的书籍，也没什么不适的感觉。我问过一些同龄人，很多人也是通过这种渠道认识繁体字的。而现在的00后、10后，很少再有这种路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字幕组、汉化组，也不会刻意去找那些境外翻译的版本。生活中能接触到繁体字的场景，大概只剩下过年的春联，或者一些装饰性的招牌。不认识，其实很正常。就像他们这一代很多人也不会说方言一样。只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唏嘘。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传统」，而是自己能明显感觉到，一整套曾经存在过的学习路径，被悄无声息地关闭了。语言与文字变得越来越「干净」，干净到只剩下必要的信息。至于那些多余的部分，笔画、结构、口音、方言词汇，都被一点一点剔除掉了。剔除到最后，有些东西，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科学主义的陷阱：赋予世界确定性的幻觉
上次发表过一篇文章《科学是工具》，这次咱换个角度来阐释这件事，单独来讲讲科学与科学主义。人类总喜欢崇拜点什么，这是我们灵魂深处最原始的残余欲望之一。在旧神陨落、天启沉默之后，科学这个穿着白大褂、手握仪器、号称“理性”的新神堂，被我们迫不及待地供上了神坛。但很遗憾，这位“新神”并不完美，它甚至不配被称为神。科学不是真理，它只是我们对真理的试探性摸索，是一堆概率与假设缝合出来的知识缝补品。我们当然不该否认科学曾做出的卓越贡献，它让我们飞上了天、连上了网、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踢出去。但别误会，这些成就和真理没有任何直接的血缘关系。别说是终极真理了，连“可靠解释”这顶帽子都戴得战战兢兢。今天说咖啡致癌，明天说抗氧化，后天又来一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科学话术中最性感的表达永远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科学最真实的一面，不在学术期刊的封面，而在撤稿声明里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前，经典力学号称万物之理；过去女性的心理问题常被误解为由“子宫”引起，许多症状被错误地归因于所谓的“子宫游走”，采用催眠、切除子宫等极端治疗手段，直到后来歇斯底里症的概念才被彻底废除；而等到了今天，连“性别”这种最古老的二元分类系统都在科学内部被肢解成光谱。那些自以为“可靠的”、“稳定的”、“公认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在某篇文献的补丁之下土崩瓦解。然而，大众却仍在用“科学认证”四个字为自己的无知撑腰，就像拿着过期的疫苗以为自己无敌于世。科学最宝贵的，不是它能给你一个答案，而是它允许你不停地提问。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不太会提问了。许多人只会转发“美国研究表明”，只会引用“某大学实验发现”，只会在社交网络上刷一句：“这是科学定论。”抱歉，科学没有“定论”这种东西。科学唯一靠得住的“真理”，是它承认自己可能错。科学真正接近真理的方式，恰恰是它永远都不敢自称为真理你看牛顿的理论多好用吧？结果被爱因斯坦打脸。爱因斯坦自己也以为搞定了，结果量子力学给他一记耳光：“抱歉老哥，宇宙是随机的。”更讽刺的是，连量子物理的解释都有派系之争：哥本哈根学派说“观察决定实在”，认为实在性由观测定义，未被测量的量子态无确定属性；多世界解释说“宇宙在分裂”，认为实在性是客观的，所有可能性均存在于不同分支。这不是科学在接近真理，这是科学家在接近宗教的内战水平。不同的“证据导向”下，可以出现截然相反的科学结论，仿佛学术界也爱上了“我不同意你说的，但我誓死打死你”。而当科学失去了“被质疑”的能力，它就不再是科学了，而是某种披着理性的迷信看看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笑宗教的：“你们把信仰当真理，科学才是终极标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把科学当成信仰，忘了它的初衷是怀疑而非确信。不信你试试看在某些论坛上说一句：“我怀疑XX疫苗在长期效应上的风险尚未被完全研究。”立刻就有“科学卫道士”来给你安上“反智”、“阴谋论”的帽子。不是说不能支持疫苗，而是不能连讨论的空间都不给。曾经的“批判精神”如今成了“某种正确”的工具。科学也有它的圣经、它的教皇、它的宗教裁判所。北京日报、新华网曾刊登过一篇文章《科学是个好东西，唯科学论是个坏东西》。那什么是唯科学论？文中说的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将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视为唯一有效的知识来源或真理标准的观点或态度。它是一种过度依赖科学来解释所有现象，并将科学视为解答一切问题的万能工具的思想倾向。除此之外可能会淡化或忽略一些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元素，比如人的自由意志、道德判断和人生意义等。科学主义通常还表现为对非科学领域（如哲学、伦理学、宗教等）的轻视或否定，认为它们缺乏客观性和可靠性。其倾向于把复杂的人类经验和社会现象（如情感、道德、社会关系）简化为可以用实验和数据验证的对象。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或历史学等学科可能被认为仅仅是“实验科学”的延伸，对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知识视而不见，认为这些领域的解释和方法无法提供“真实”的答案，甚至是无意义的。某些科学主义者会主张宗教信仰是无知的产物，而哲学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也是没有真正价值的。在科学主义中，某些极端的生物决定论观点认为，生物所有的行为、情感甚至思想，都可以被基因、进化或神经活动所完全解释，而没有什么是“自由选择”或“个人意志”主导的。同样，科学主义也可能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是一个生物学或物理学问题。例如，科学主义会试图用进化论解释人类的存在意义，将人类的目的简化为“生存”和“繁衍”。如果把所有人类经验、感情、信仰、文化等现象都视为可以通过科学定律来解释的对象，那么人生的深层意义、道德、精神追求等问题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被视为不值得关注的“哲学空谈”。既然科学主义并不是科学，那么如何避免进入科学主义的陷阱？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话来阐释：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成果也不是真理，被不断质疑的科学才是科学中的真理。科学中的真理不等同于绝对、终极真理。我们来逐一分析这句话：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本身并不是终极的真理。科学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实验、验证来解释自然现象，但它并不是对这些现象的最终、绝对的解释。科学只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过程。科学通过假设、验证和更新来逐步逼近真理，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终点。科学成果也不是真理：科学的成果，像是实验结果、理论或定律，虽然在某一时刻被认为是对某些现象的合理解释，但它们并不代表终极的“真理”。历史上曾有许多科学成果，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进一步的探索，最终被更新或替代。即使是科学成果，也是暂时的，是基于当时的证据和理解。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这些成果可能会被修正或推翻。被不断质疑的科学才是科学中的真理：科学进程中的核心要素——质疑。科学的真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持续的质疑和实验中逐渐接近的。科学不怕质疑，反而依赖于质疑和批判性思维，这推动着科学进步。每一项理论、每一个结论，都应当经受住反复的检验和验证。只有经过质疑和验证的科学，才能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真理”。科学的“真理”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修正和验证的动态过程。科学中的真理不等同于绝对、终极真理：“真理”存在相对性。在科学中，所谓的“真理”是通过现有的理论和证据所达成的共识，但它并不是宇宙和世界的最终真理。科学中的“真理”是相对的，是建立在我们当前的知识和理解基础之上的。随着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深化，科学中的“真理”也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科学中的真理，是当前人类理解的“真理”，但不等同于绝对的、终极的真理。真正的科学，是你能骂它，它也不会因此变得不科学或许得承认，人们爱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那个能给人们安全感、让我们停止不安、赋予世界确定性的幻觉。但这个幻觉比梦还要不牢靠。科学从来不是那个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它只是一个更聪明的、愿意承认自己可能错的凡人。可以尊敬它，但别膜拜它；可以信任它，但别迷信它。要是真理存在，它一定不会穿着白大褂跟自己握手言和。它可能更像是在深夜里，让自己怀疑一切、颠覆三观、重新认识自己的那一瞬间。那才是真理的气味，哪怕它闻起来像烧焦的偏见。所以每当有人问：“为什么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人群中也有宗教信仰者？”的时候，实质上提问这个的人此时才是不科学的，因为提问者陷入了科学主义的困境，在提问前就预设了一个隐藏前提“科学是真理、宗教信仰者是因为无知”。然而事实上，当人一个人知道的越多，才越知道自己不知道和无知。当一个人知道的越少，才越自信，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虽然科学不是真理，但如果你敢质疑它，你至少离真理不远了。
前些日子，看到博友沉沦提到博客“默认头像”的事情，我想到了很多。在互联网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头像，也能承载着每个人独特的寓意。它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人的象征，是在这个数字化世界里的第一面旗帜。而在众多头像之中，“默认头像”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或许有人觉得，默认头像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填充物，反正大家都知道那是“没有头像”的替代品，符合网站风格设计就行了。但对我而言，它是对“联系”的一种期待，一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渴望。我不认为它仅是个“空洞”，更像是对自己在网络中的隐含期许。头像这种存在，如同从门后的缝隙中便能窥见一些属于对方的独特世界。大约是小学的时候，《数码暴龙》就是我最喜爱的系列动画之一。由于是独生子，从小家里也不允许养宠物，所以一直都挺孤单。每当我看着动画中的伙伴们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时，总会有一种渴望：如果我也能有这样的伙伴，该有多好。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只像基尔兽那样的伙伴天天粘着自己。在同年的幻想中，它是那种强大而温暖的存在，给我带来无尽的依靠。在这个小屋初建之际，我就绘制了这个默认头像，将那份童年的渴望与情感寄托其中。它是对幻想中伙伴的纪念，也是我对“陪伴”主题的执着追求。我希望每一个光临这里的访客，无论是否注册Gravatar，都能在个小屋里，看到这份象征：即便我们没有任何交集，我们依然可以在这片宁静的天地中，彼此感应，互相用心沟通，分享这一份的陪伴。头像是数字世界中个体的外衣，更是一种对个体自我身份的隐喻。它不止在社交平台上给人创造出“被看见”的机会，也在潜移默化中传达出个体对自我形象的理解，以及传达出对外界互动的期待。每一个头像，都是一扇自我表达的窗户。它的色彩、形状、设计，甚至是空白，都在某种层面上暗示着你愿意以怎样的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对我而言，这个简洁的剪影更像是一种“去标签化”的选择。没有鲜明的身份标识，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也无需过多的解释。它是一封邀请函，让那些尚未注册Gravatar的访客，也能够在一个无标签的空间里，自由地与我交流，成为我的朋友。即使我们彼此陌生，甚至此前未曾有过任何交流，依然愿意在这个的小屋里，彼此传递那份情感。它带着我童年的幻想与情感寄托，也承载着对未来某种“相识”的期盼。如同一条无声的纽带，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即便在这虚拟的世界里，也能找到那份真切的共鸣。
前两年正值AI元年（2023年）之时，日本上映了一部动画《AI电子基因》，第一集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在未来，AI仿生人与人类共同生活，并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从外观上看，除了类似山羊瞳孔的形状外，他们几乎与普通人类无异。因此，社会颁布了针对仿生人的法律。其中一项规定是：为了避免伦理问题，同时规避病毒入侵的风险，禁止私自拷贝AI仿生人的大脑，以防止备份数据被用于地下交易。某个家庭中，母亲是一位AI仿生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她在一次伪装成医疗实验和经济援助的骗局中，被不法团伙拷贝了大脑数据。不久后，她罹患了一种类似帕金森症的疾病，检查发现，她的大脑在备份过程中感染了病毒，导致人格不断崩溃，最终将沦为一个毫无意识的躯壳。医生提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格式化大脑并恢复之前的备份，但这需要母亲本人的同意。在执行恢复的最后一刻，在恐惧的促使下，母亲突然叫停了这一治疗方案。她害怕，她能清晰地感受到恢复备份后的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意识到自己正要消散，开始害怕从此她自己将彻底消亡。最终，医生和家人尊重了她的决定，直到她的意识被病毒完全破坏后，医生才执行了备份恢复。恢复后的母亲，在外人看来已康复如初，唯有她的女儿察觉到了微妙的不同。在感染病毒后，母亲曾觉得新的做法的早餐更好吃，所以给女儿的早餐的煎鸡蛋中加了鲜奶油。而治疗之后的“新母亲”，在煎鸡蛋后并没有给女儿加入鲜奶油，也没有再次出现改良早餐的想法。当女儿问她是否加了鲜奶油时，她疑惑地回答：“嗯？加了会更好吃吗？”这一刻，只有女儿明白，现在的母亲，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母亲。忒修斯之船与自我的延续记得很小的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时，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将人脑的意识完全数字化上传，那么上传后的意识还是原本的那个人吗？这一问题也涉及到了经典的“忒修斯之船悖论”，如果一艘船的所有部件被逐步替换，那它还是原来的船吗？如果用替换下来的旧木板重新组装一艘船，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脑的神经元不同于皮肤或血细胞，大部分不会持续更新，而是从出生起基本固定。然而，神经突触、连接模式及蛋白质构成却在不断变化，这是神经的可塑性。这使得大脑既不像忒修斯之船那样被完全替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稳定结构上的持续演化”。即便如此，人类的记忆、思想和个性仍在持续变化。假设一个人失去所有记忆（例如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么他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身份是取决于生物结构，还是取决于心理延续性？如果人的身份依赖于记忆和思维模式的延续，那么恢复备份后的母亲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她的记忆、经验、个性和认知都被完整保留，只是缺少了一段痛苦的经历。这类似于电脑系统备份，还原后，文件和设置依旧相同，但系统本身已被重置。如果身份依赖于意识的连续流，那么恢复后的母亲不再是原来的她。意识的本质在于它的主观流动性和不可还原性。在病毒侵蚀期间，母亲的主观体验逐渐消失，原本的她也随之消亡。这与“传送悖论”类似，如果一个人在传送时被分解再重组，那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自我的终极恐惧由于“自我”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母亲会害怕恢复备份？她的恐惧源自对“自我消失”的清晰认知。此刻的她，仍然是“她自己”，能思考、能害怕，能感受到自身存在。但一旦执行备份恢复，这个“她”将彻底终结，而另一个“她”将取而代之。对于她而言，这相当于死亡，即便恢复的版本仍拥有她的记忆、行为习惯，在外人眼中依旧是她，但她自己清楚，她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即便未来技术能完美复制人的大脑，原来的“自己”却不会继续存在，那不过是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副本。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悖论：“我”是记忆的总和，还是意识的连续性？当母亲完全丧失意识后，医生才执行了恢复备份，这点从家人的角度来看，她回来了，但她自己却再也没有机会害怕了。从外界来看，她依然是她；但从她自己的角度，她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这个故事用AI与人类的界限，进一步放大了“忒修斯悖论”的冲突，使其不再只是哲学上的讨论，而变成了切实可感的“生死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可能是：在别人眼里你是同一个人，但“你”自己永远无法确认。前段时间，我读到Velas电波站的一篇博文《碎碎念8：至少我们还拥有爱》，其中提到：等有哪天，足够进化后的生成式AI通过我留下的信息继承了我的大部分记忆，能在少量的引导下说出和我相近的话语、写下和我风格和思想类似（甚至文笔更胜一筹）的文字，并（至少在互联网上）能够以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无法分辨的拟真度接近一比一地仿照我的性格和习惯与他人互动交流……那是否能说，真正的“我”其实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对此，我的回复是：我即是我，是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存在，这种连续性是无法被替代的。无论外界如何模仿，抑或是技术如何模拟，终究都只是表面上的再现，而非真正的我。人工智能能够模仿的，始终只是别人眼中的我，或者是以语言符号化的方式存在的我，而无法触及我内在的独特性与真实的存在。自我是可复制的吗？在哲学中，目前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终极答案。在心理连续性中，人的“自我”主要依赖于心理状态的延续，而非物理实体的持续存在。如果“我”的记忆、个性、意识流都保持一致，“我”仍然是我自己。如果认同心理连续性，恢复后的母亲“仍然是她自己”，因为她拥有同样的记忆、思维模式和个性。但如果认为“意识的连续流”很重要，那么原来的母亲已经死去，而备份只是一个“复制品”。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原来的你）无法体验到，你还能承认“TA”是你吗？显然不能。而在物理连续性中，若一个人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保持物质上的同一性（即使细胞更新），则其人格同一性得以维持。相较于依赖记忆或心理连续性（易受主观性影响），身体的物理上的同一性提供了更客观的判据。从更高的角度看，可以把“自我”看作时空中的一个整体，而不是某个瞬间的存在。“自我”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从诞生到死亡的整体，不是单独某一个时刻的状态。但如果时间线上断裂了（如自己主观上认为“自我已经死了”），那么“我”可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我个人认为，自我是无法被信息化的。“自我”从诞生之时起，就是一种超维度的存在。即使数据被拷贝、转移，真正的自我仍不会随之迁移。拷贝的瞬间，新的意识已然产生，那个“我”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自己。回到这个仿生人故事，我更愿意相信，母亲在意识被病毒摧毁后，她的自我已经彻底消失，又或许进入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维度继续存在。而恢复备份后的她，只是一个新的自我罢了。我认为，自我是通过个体的主观存在与体验形成的，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物理或信息复制的对象。“我”的存在无法被简化为数据或描述，而是一种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此在（Dasein）”体验。
克苏鲁神话的恐惧：人类中心主义的崩塌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克苏鲁这类古老存在真的存在，一定会像看个小丑一样，俯瞰着我们这些整天自以为是、满脑子人类中心主义的“高级物种”。人类作为一个“智商在线”的种族，一方面幻想自己为“未来宇宙的主宰”，一方面又常常在感叹宇宙的浩瀚无边。我个人一直以来无法切实体会克系这类作品的“恐怖感”又或者是“SAN值狂掉”的感觉，只能感受到作品中一些设定的神奇，或者认为这些本就“理所当然”并尝试去推导人类恐惧的原因。前段时间的某个晚上，在家里的沙发上和他谈论到这个话题时，就提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克系作品正是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象，导致人们产生了不适感。我之所以无法体会到克系的作品中那种“自己仿佛要疯掉”的震撼与恐惧感，也可能和我的精神存在问题有关。毕竟，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历了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经过长期的精神折磨后，早就习惯和麻木，阈值相对提高，很难体会这种不适感。人类中心主义——从宗教到科学的“自我崇拜”我们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入手。这是一种文化观念，也可以说是我们几千年历史中的核心假设。最早，人类的世界观由自然崇拜、神话故事和宗教赋予。在中国，天子的权力由“天命”合法化；而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人类则被赋予了“神选”的特殊身份。正如《圣经》所述，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我们支配地球的权利。人类中心主义，正是支撑东西方世界观的基石——人类被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其他一切生命和现象都被认为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 这种“自恋”的世界观在科学革命后并未消失，反而愈加根深蒂固。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代表了人类理性优越的宣言。笛卡尔通过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把人类的理性置于宇宙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则表示，人类的认知能力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但这也恰恰使得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范畴内对世界进行合理解释。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的“启蒙”并未彻底摧毁人类的自我崇拜，反而强化了它的科技化、理性化。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通过科技将最终主宰一切”，无论是星际旅行还是物理学的突破，这种对无尽可能性的承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延续。然而，这种过度的自我迷恋，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个不速之客，那便是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克苏鲁神话——人类直面中心的“恐惧”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神话，正是这一自恋世界观的“破碎机”。克苏鲁神话的“恐怖”，并不是来自于某种具象化的怪物或恐怖事件，而是通过对人类存在局限性的揭示，打破了人们对宇宙中心地位的幻想。洛夫克拉夫特将那些“神祇”设定为“古老的存在”，这些存在完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与理解，它们的存在本身是无法被人类思维所框定的。人类自以为是宇宙中心的信念，在这些存在面前，显得愚蠢且微不足道。因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克系作品，所创造出来的“不可名状”的恐怖未知存在，则无法被人类准确定义，也远超人类的能力，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五官感受。这些存在，并不为人类所用，也不屑与人类建立任何关系，它们的存在根本不关心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在克系作品中，主人公的“恐惧”并非来自怪物的外形，而是来自一种深入灵魂的意识。他们发现，原来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宇宙浩瀚中的一粒微尘。我们所珍视的理智、文明、科技、甚至宗教信仰，在这些存在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是人类无法忍受的恐惧——人们所坚持的“人类独特性”被彻底摧毁了。这种被“外部力量”彻底无视的无力感，才是克系作品恐怖的本质。一旦人类试图去理解和接触这种存在，便会进入无尽的疯狂和恐惧，因为人类的渺小无法承受这一切。在阅读这类作品时，也会让读者因此导致出现“SAN值狂掉”的恐惧感，像是我近期阅读的国人写的《请勿洞察》和《道诡异仙》也是如此，没看过的话可以读读看，挺有意思。克系作品通过极致的恐怖感，深刻地戳破了人类的“自我优越感”。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宇宙的焦点，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几乎每种体系都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这一点。无论是基督教等一神教中，神创造人类并赋予我们特殊使命，还是道教和佛教中，人可以通过修行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又或者是科学主义中，科学家们通过每一次“发现”构建出宏大的叙事，证明人类最终将超越一切——无论是生物进化、宇宙起源，还是我们未来能否遨游星际。我们自信地看待自己，甚至有人认为通过原子弹可以毁灭“多个地球”，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地球能够毁灭我们，但我们却无法毁灭地球。这种自负的思想，正是对人类局限性的忽视，也是“人定胜天”信条的延伸。为何这种恐惧如此令人无法承受？当阅读克系作品时，不仅是体会到这种面对“怪物”的恐惧，还让人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究竟有多么脆弱，其中最不舒服的就是这种认知被摧毁的感觉。人类可以把自己看得再怎么伟大，但在宇宙的尺度面前，甚至在存在的尺度面前，也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随机存在的生命现象。克苏鲁神话所创造的恐怖，并不是来自于怪物本身，而是从一个更大的层面审视自己：你从来没有控制过什么，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在这片虚空中浮动的。正如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言，人类的“自我”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某种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概念”。作为人类，我们的知识、价值观以及对宇宙的理解，都是局限的，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被构建出来的。这种自我构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断强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但这种构建本身也是脆弱的。一旦被外部的“异物”打破，人类便面临一种极度的崩溃感。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揭示人类如何通过“理性”界定正常与非正常，如何通过这些界限构建自我。当这些界限被完全突破时，“非理性”的存在便会迅速侵蚀我们的理性框架，而克苏鲁神话中的这无法被理性掌控的存在，正是福柯所谓的“非理性”的极端体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为了维持个体在世界中的控制感而建立的防御机制。当这种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个体会体验到极端的焦虑与崩溃。对于克系作品中的角色来说，恐惧来自于对自我控制感的彻底丧失。他们面对的是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他们而言既是无法逃避的恐怖，又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优越感”的无情嘲弄。所以，克系作品的真正恐怖，根本不在于怪物的外形、异维度的法则、某种“精神崩溃”的场景，而是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感。人们所珍视的一切，在这些作品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连自己到底在哪个角落都搞不清楚。这种深刻的无力感，才是真正让人难以承受的恐怖。现代社会中的伪命题与自我麻醉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恐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精神困境。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这种中心主义。无论是环境保护的言论，还是科技发展所标榜的“进步”，背后依然潜藏着一种深刻的自恋。我们要保护地球母亲？不，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在讲人类科学的无限可能？呵，科技能带来无限可能的前提是我们依然活着。所有这些自我标榜的“伟大”，不过是在强调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忽视与逃避。人们深陷于对“中心”的迷恋中，而这种迷恋又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得到了强化。无论是“人定胜天”的科学主义，还是“保护地球母亲”的环保主义，表面上看似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但其实都隐藏着对人类自身的过度依赖与自负。“保护地球”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地球，而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人们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宇宙的浩瀚，而是对这一切的无能为力。人们是否敢于面对人类存在的渺小？是否能够放下那种对“中心”的幻想，真正去理解人类不过是这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能体会到这种恐惧感的，恐怕不是那些科学至上、觉得“量子力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而是那些被抛入极度孤立的思考者——那些开始质疑自身、怀疑这个世界无尽虚假的“中心”感的人。而像我这样的，已经习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走，习惯以一种不可知的心态去面对世界的“荒诞”与“无意义”。或许正是这种从“绝对中心”到“完全无意义”的转变，才让我对克系作品的恐惧具备了某种解构力。说了这么多，这种“不可名状之物”对人类来说，究竟是恐怖的，还是幽默的？在我看来，正是那种无法逃脱的无知与渺小感，让人们只能通过“恐惧”去反抗。这种“反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自我救赎，也是无力的挣扎。而所有的恐惧，归根结底，都是对这一事实的恐惧：我们只不过是宇宙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泡沫，随时可能在更大、更不可知的力量面前消失。后记在不少人阅读这篇文章后，我意识到这篇文章并未有效说清楚克系作品真正的恐怖之处，容易被误读为“存在一种地球之外的强大外星生命体”，因为这种误读还是基于三维和人类认知基础上的。克系作品的恐怖并非来自于外界的威胁或可见的怪物，而是源自于一种无法言喻、超越人类认知的存在。这种恐怖的本质是人类无法通过常规的感官或思维去理解的，它不容许被眼睛看到（看了眼睛会失明、自身认知扭曲等等不同类型的严重负面影响），也不能被思维推理（思考了会导致疯狂）。这种存在超出了人类感知的极限，直接挑战并摧毁人类的精神结构和人格。在克系作品中，世界的一切都被人类有限的认知所扭曲，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上只是幻象。人类的认知处于低维度，无论是通过眼睛、耳朵还是其他感官所触及的世界，始终受到认知局限的影响，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人类对“真实”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一个更高维度世界的扭曲映射。这一点与恐怖游戏《沙耶之歌》中的情节相似——认知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是脱节的。人类之所以“安全存在”，是因为人类的低维度认知无法感知那些高维度生命体，这些存在对人类的微小和无知毫不在意。高维度的生命体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但由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太低，我们无法感知它们的存在。我们所理解的宇宙规律和世界法则，可能只不过是被我们扭曲了的幻象。真实的世界远比人类认知到的更加无情和残酷。要真正理解克系作品的恐怖，仅依靠言语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克系作品，才能逐渐体会到那种深入灵魂的恐怖。
语言与现实的错位：无法通过符号完全表达的世界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主要工具。它让我们能够描述我们的感受、思想和行为，也让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如果你仔细思考过会发现，语言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完美地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总是无法完全触及到那个“真理”的核心。我们常说“言犹未尽”，其实这背后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在作祟。语言的“任意性”语言的局限性来源于其“任意性”。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没有内在的自然联系，而是通过社会约定形成的。或许你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当你试图描述一种情感，比如孤独或焦虑，甚至是爱情。找了半天词语，甚至换了好几种表达方式，结果仍然觉得这些表述都不够准确。那种情感虽如影随形，但却怎么也抓不住本质。我们拿某些概念去比拟，去解释，但始终差了那么一点。你可以说“我很孤独”，来表达自己没有说的上话的好朋友，但在另一位听者的眼中，这个词可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标签，认为你一个人生活而已，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你内心的孤独感。即使对方理解了你是内心孤独，也无法亲自感受到你的那份孤独感，因为语言只是作为一个符号替代了你的情感，而并非是你所感受到的情感本身。虽然语言由各种各样的符号（文字、词汇、语法结构）构成，每个符号都与某些特定的意义相联系。然而，这些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实际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而是通过社会约定形成的。例如，英文中的“dog”这个词与四条腿的动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我们用“table”来形容这只动物，虽然在逻辑上完全不通，但在意义的层面，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隐喻或联想理解这个比喻。某位诗人可能将“dog”比作“table”，以强调它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存在。这种情况下，“dog”和“table”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基于它们的物理特性，而是通过语言的灵活性和任意性建立的。或许有些人会说：“等一下，英文的例子不适用，我们讲的是中文。”好的，那我们用中文举个例子。比如，“沙发”这个词，大家一听就会想到那种软乎乎的、适合躺着的家具。但是，“沙发”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与那个物品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在我们接受外来文化中形成的翻译上的约定。如果我们把它叫做“软椅”，它仍然可以表达相似的意义，依然可以代表那种舒适的座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在于，不同的符号可以代表相同的事物，而这些符号并非基于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文化中约定俗成的共识。就像父母给孩子起名字，无论起什么名字，都只是一种替代符号，无法替代孩子本身存在。在一个不了解这个人的外人看来，只知道：“哦，这个词语（名字）大概是指一个人，至于是男是女还得猜下。” 即使你用除了名字外的一堆的言语，各个角度描述这个人，那也无法清楚描述这个人的本质。回到一开始的话题，这种无论如何都描述不清楚一个物品的本质的情形，就像我们拿着一张模糊的照片去试图还原一整个场景——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最终只能看到一个不完全的影像。所以，语言本质上有种“任意性”，它只能模糊反映近似的现实，而不能完美呈现它的本质。语言的边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边界”理论中阐述了“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的概念。在他看来，语言的功能不仅是传达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当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个思想时，实际上是通过已知的符号与结构去逼近那个思想，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们无法完全呈现它的全部内涵。当你试图用词汇去描述某件事时，你会发现这件事本身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存在，词汇无法完整包裹它。就像你试图用语言拼凑出一张照片，但这张照片永远有缺角。语言无法表达一切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它永远只能无限“接近”某个事实，却永远无法抵达它。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讲述了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他认为语言通过逻辑结构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符号世界”，即一个超出逻辑运作范围的系统。同时，他也意识到许多哲学问题实际上源于对语言的误解。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超出了“世界”的界限，区分了“可说的”和所有超出理性范畴、属于纯粹“可展示”领域的事物，无论是通过可说之事的编织，还是通过沉默。其中沉默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表达不可言说之物的形式。因此哲学的任务在于界定可言说的界限，而不是试图解决那些无法言说的问题。或许有点绕，换一种形式表述。你只能通过语言去表达你所理解的世界，但如果你超越了这些边界，你就进入了语言的空白地带——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话可说”或“无法表达”。这一点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很明显。在这些领域里，某些思想的表达仅能通过隐喻、象征或非语言的方式来实现，否则就会被简化或误解。这是因为一些最深沉的情感、最复杂的概念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文字去完全传达的。你试图用理性分析去解释某种直觉上的感知时，总会觉得自己在抹去它的精髓。哈贝马斯与语言的“社会局限性”语言的局限性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限制吗？事实上，语言的局限性也体现在社会交往中。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则指出，语言不仅是个人传递信息的工具，还是一种社会行为，是社会成员达成共识的桥梁。语言的真正作用，不是为了传达单纯的事实，而是为了通过沟通实现理解与认同。在理想的情况下，语言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彼此，克服差异，达成共识。可是，现实中的语言交流却常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理想状态。成功的言语行为需要满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要求，并促使交往主体在沟通关系的两个层面上进行沟通，从而达成共识和理解。在主体间性层面，言说者与听众通过语言行为建立起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人际关系。言语行为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过程，还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语言建立信任、互相尊重、理解对方的立场。而在命题陈述内容层面，关注的是言语行为中的语法正确性和命题的内容。在这个层面，言说者与听众之间交换的内容是基于某些事实或命题的真实陈述，要求这些命题必须符合逻辑和事实的正确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是因为沟通双方通过命题陈述内容建立了符合各自身份的角色关系。而语言沟通的“误解”与“异化”，恰恰源自于每个人不同的社会背景、权力关系以及文化经验。换句话说，语言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立工具，它本身带有社会烙印，充满了权力差异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即使我们有心沟通，也会在语言的使用中产生偏差、误解和冲突。比如，如果我们讨论“效率”这个词，虽然它在字面上有着清晰的定义，但它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会大相径庭。对于一位企业家来说，“效率”意味着工作时间的最大化利用和成本的最小化；而对于一位社会学家来说，提到“效率”，更多的是指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平。这里，虽然“效率”这个词在字面上是一样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身份的差异，它的理解方式却截然不同。这种语言理解上的差异正是上文提到的“误解”和“异化”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是相辅相成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边界决定了我们思考的界限，而哈贝马斯则说明语言不仅受到个人思维的局限，还深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即便我们想通过交流达成“理想中的共识”，语言中的“误解”与“权力”的作用依然存在，会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认同变得极为复杂。语言的误差与无尽逼近我们说语言总是在接近真理，却永远无法到达，是因为语言本质上只是一个有限的工具，它无法完美包容那个真实世界。像一块破碎的镜子，能映出世界的一部分，却永远不能完全还原它的全貌。有人可能认为，随着知识的发展，语言会越来越准确，能够越来越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思想。但实际上，我们的语言永远无法达到完美，因为它的运作离不开文化、历史、情感和社会背景的制约。我们再看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每一次写下某个词语，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世界的妥协。你试图让一段复杂的思维经过精密的结构包装后呈现出来，但这种包装永远无法完美还原你内心的每一个细节。每个字、每个句子，都在被某种外部力量（社会、文化、语境）重塑和限制。我们语言的局限性，也正是由这些限制所决定。你总是在不自觉地压缩你想表达的范围，以便让它能够被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避免误解。这种“压缩”是必然的，它与言语本身的局限性息息相关。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语言更是让这一现象愈加剧烈。人们开始使用更加简化、碎片化的词汇来交流，表达的深度和精细度显著降低。而这种使用方式，也进一步压缩了词语的意义，使它与原本的情感逐渐脱节。语言本身是充满“差异”的，我们无法通过一个词汇来完整传达某种现实。每个词汇的含义都依赖于它与其他词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流动的、变化的。你今天理解的某个词和你明天理解的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语言和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在生成和解构的过程中形成。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取决于读者的解读和上下文。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而是与周围其他成分有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固定的参考点来理解和感知所谓的“现实”。语言与文本的“开放性”而这种语言的“差异”和“开放性”也体现在文本的创作与解读过程中。当一个文本创作完成并公之于众时，它就不再只是作者初衷的延续，而进入了一个由读者共同塑造的领域。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提出，文本一旦发表进入公共领域，它便脱离了原作者的控制，成为一个可以由多方解读、讨论和建构的空间。读者的解读可以自由发挥，文本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作者的原始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文本成为了一个“开放”的结构，它不仅表达了某种固有的思想或情感，而是通过不断的解读和重构，给了每一个读者独特的体验。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这部作品自诞生以来，无论在各个历史时期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被无数个读者、评论家和剧作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哈姆雷特》不仅是一部关于复仇的悲剧，更是关于人性、道德、死亡、心理冲突等多重主题的探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为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每一代读者或观众对于《哈姆雷特》的解读都充满了差异性，这种“开放性”正是这部作品持久魅力的来源之一。再如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便成为了一个文本解读的宝库。曹雪芹的“原意”或许难以完全捕捉，但不同的解读却为这部作品赋予了不同的面貌。一些读者将《红楼梦》视为封建社会阶层和家庭制度的批判，另一些则着重于其对爱情与命运的哲学思考。再者，近些年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解读把焦点集中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和性别关系上，指出《红楼梦》不仅是对传统社会的描绘，更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正因为如此，《红楼梦》的意义远超出了曹雪芹的个人意图，成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本，不断被后来的读者和学者所“重构”。超越语言的思考说了这么多，语言本质是一个工具，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但也永远不可能完美展现这个世界的全部。就像一个镜子，无论你如何打磨，终究只能映照出一个“近似”的人影，而不是那个真实的自我。所以语言的局限性不仅是它的弱点，更是它的存在方式。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工具完成超出其功能的使命，语言也是如此。而语言的局限性本身也正是它最具魅力的地方。它永远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不断突破自我、接近真理的动力。这种局限性赋予了我们表达与思考的空间，让我们能够通过不断接近、不断探索来领悟超越语言的思想。或许真正的理解不在于你能用多少字去描述一个事物，而在于你如何通过语言的“缺陷”去思考去理解它的背后含义。语言中的“误解”与“异化”也正是社会交往的一部分，让我们在相互理解中不断进步。每一次误解，都是一次思想的深化。其自身的“误差”与“边界”，是我们思想和沟通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永远处在“接近”的状态，但这种接近，正是理解世界的过程。
社会化的背后：人类行为中的功利心与意义需求
这依然是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是我与自己的对话，请勿对号入座。由于剖析了我自己内心真实体验，可能部分内容较为尖锐。如果恰巧能帮到你，我很开心。如果反感这些内容，就当是个乐子，毕竟做自己最重要，我也有局限性。如果你真心觉得人们做事不带功利心，那你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社会体系影响的。别急着否认，先冷静想想：我们真的能做到完全没有动机的行为吗？就算是打一个喷嚏，有人可能都会给自己找点理由：“哦，看来有人在背后蛐蛐我（说我坏话）。” 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动机，哪怕这种动机是最原始的自我安慰——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动机，也同时赋予了行为某种“意义”。当我们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时，即使是自嘲的段子或者碎片化的感慨，都会潜意识里希望得到某种反馈。有人点赞、评论，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转发，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似乎在这个浩瀚的网络世界里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更进一步，许多人能站在虚拟平台上抒发自己，是希望能“治愈”某些情感空洞，或者寻找某种群体认同感。可惜，这些美丽的梦想常常被两股巨大的力量狠狠压住：一个是看似平静却隐晦存在的“功利心”；另一个则是让人疲惫不堪的“意义追寻”。不信你看看博客、社交媒体、短视频，都是一些“自我表达”的圣地。然而这些地方经常上演着一场场关于“意义”的苦战。许多人并非单纯为了分享生活、记录瞬间而写作，而是在无形中将自己对关注、认同的渴求变得更加急迫。如果你告诉我：“我写博客就是为了自己”，好吧，至少你还有自知。但当你看到自己发布的内容没有互动，评论区清一色的寂静，你内心的焦虑恐怕开始翻滚了。人，似乎总是在追求某种“意义”，而这意义经常是来自外界的认可。无论我们如何自诩为“写给自己看”，这些文字本质上都潜藏着与世界互动的需求。功利心并非恶魔所谓功利心，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魔鬼。它不过是人类为了自我实现、追求价值和社会认同的内在驱动力。想要写出一篇好文章、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想要得到他人的反馈，这种心态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尤其是在现代这个信息洪流之中，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割舍那种对“存在感”的渴求。但这一切都不是坏事，至少它能够让你“活”得更鲜明，让你不至于在沉闷的世界中迷失自我。你无法说服别人放弃追寻意义的冲动，除非你能够在心里偷偷地告诉自己：是时候放下这所有的“标签”和“期望”了。所谓的意义，并非外部因素的附加，而是你赋予它的那一刻。但是，这种欲望的泡沫往往短暂又虚幻。随着你写下更多的文字、发表更多的观点，现实世界给出的反馈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淡漠。当你曾经看似光鲜的博客，渐渐被淹没在层层堆积的内容中时，你是否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动力和初心究竟从何而来？自我表达与他人期待之间的权衡有人认为，写博客这种事是完全为自己而做，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种说法听起来很高尚，但实际上不过是对自己处境的自我安慰。人类的每一个行为背后，或多或少都承载着他人期待的影像。你不可能把自己从“他人”的目光中割裂出来。看似纯粹的“为自己而做”，其实也潜藏着“他人”对你的期许——你希望他们看到你，了解你，甚至认同你。这就像在一个被表演化的世界中，任何一种表达都可能成为一场独角戏。你发布一篇文章，发的是自己的心情，但同时你也在期待着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你希望读者能够回应你，哪怕是一句简单的“我理解你”，哪怕只是一个默默的点赞。这样的互动或许比文章本身更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然而，这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拉锯，往往使你不得不陷入某种无法逃脱的困境。一方面，你强烈希望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表达的自由，另一方面，你又在无形中渴望得到外界的反应和共鸣。你开始意识到：无论你怎样宣称“意义不重要”，你内心的深处，依然在期待某种外界的反馈。这种内外冲突，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一种存在主义焦虑。功利心与“意义”：从精神分析到社会学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源自于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博弈。本我代表我们最原始的欲望，追求即时的享乐和满足；超我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期望；自我则调节这些冲突，寻求平衡。在这一理论下，功利心可以看作是本我的一部分，它驱动我们追求即时的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同，如寻求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认可或是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人类的动机不仅局限于本能的欲望。随着个人发展和社会化的深入，意义的追寻逐渐成为更高层次的需求。与功利心侧重物质回报不同，意义的追求更侧重内心的满足、自我实现和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与超我密切相关。超我的社会化影响促使我们不仅考虑眼前的享乐，还会追求更高尚的价值和理想。这一点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关联。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表示，生命的意义并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去创造的。萨特认为，人类常常在面对自由选择时体验到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自我定义的责任。因此，意义的追求不仅是道德的，也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过程，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与存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则将意义的追求与实际生活的需求联系起来。实用主义者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具有实际效用的，追求意义并不只是抽象的哲学思考，它与现实中的社会回报和行为成果直接相关。可以说，实用主义视意义的追求为与功利心相结合的过程——两者都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成果，尽管关注点有所不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丰富了这一论述。人类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再到社交需求，逐步递进。而功利心通常与这些较低层次的需求紧密相关，如满足生理需求或追求社会认同。直到个体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才会将注意力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自我实现和意义的追求。在这个层面上，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向更高自我发展的一部分，它促使个体探索自己更深层次的内在需求。自我决定理论则强调自主性对人类意义追求的驱动力。根据该理论，人类对自主选择的需求是其行动动力的核心。当个体感到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并主导自己的行为时，他们更容易体验到深层次的“意义感”。意义的追求不仅关乎物质和社会认同，更与个人对行为的掌控感密切相关。而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也是在回应社会的期待和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他人眼中的自己”影响着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这使得功利心和意义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我们追求物质回报，也追求社会认同，而意义则通过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来获得。说了这么多理论层面的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毕竟一旦进入学术层面，就很容易变得没完没了。功利心和意义的追求并不是孤立的，这两者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从物质和现实的回报，到精神层次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我们的行为背后总有着复杂的动机和多重的驱动。别再骗自己了在这个充斥着“功利”的世界中，什么是真正的“意义”？有时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觉，或者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不仅追求自我满足，更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求外界的确认。这种追寻并不丢人，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容易被迷失在欲望的泥沼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活得很自由、很随性，殊不知，早已在无形中被社会的标准所束缚。你再怎么声称自己做某件事是为了“自己”，那也是建立在对他人看法的期待之上。所以，下次当你写下“为了自己”这几个字时，别忘了提醒自己：你其实是在为“他人”创造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最终会变成一种对自我认同的深刻渴望——你无法逃避，也无法彻底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