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讲“家风”的家庭，那他大概率知道，道德绑架的第一课在哪里开始的。小时候想穿件黑衣服，父母说：“你个男孩子穿什么黑色的，多阴郁！穿其他颜色的，多阳光！”不想跟亲戚打招呼，他们皱着眉说：“这么没礼貌，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想一个人待会儿，马上有人说：“怎么这么孤僻，不合群。”连自己是谁，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被宣判“有问题”了。他们用“为你好”的语气，把“你”塑造成一个“适合社会”的样子，而不是一个“你”原本的样子。这就是做家庭伦理中的“道德绑架”，比起身体上的约束更阴狠，因为它打的是自己的自我认同。我见过不少在成年后仍然在试图摆脱这类语言后遗症的人：“我觉得不发朋友圈会不会让别人误会我过得不好？”“我不能跟爸妈说我谈恋爱了，他们会说我不务正业。”“我总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一旦被人反驳就会自我否定。”这些都是道德规训留下的后遗症：活在别人的评价中，甚至别人不需要再评价自己，自己就学会了提前惩罚自己。再说说社会舆论。网络上的“道德判官”永远热衷于两件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评判别人；用最低的道德要求宽容自己。当一个女性因家暴还手，评论区说：“她是不是脾气也不好？”当一个同性恋者出柜，评论区说：“就不能低调点？影响小孩！”当一个抑郁患者说自己正在努力生存，评论区说：“别拿病当借口，你就是太矫情。”这些声音，表面是在维护道德秩序，实质上是在用“道德”来处理自己对他人自由的嫉妒和恐惧。——你活得真，活得疼，活得没有讨好所有人。——他们活得假，活得平，活得要靠“别人比我更惨”来维持一点存在感。于是，他们就用“道德”来打你。就像小学时成绩差的同学会骂你“死书呆子”，因为你让他们感到羞耻。他们说：“你这样不好看。”你问：“谁说的？”他们说：“大家都说的。”道德的荒谬在于它永远不肯暴露自己的源头。它总是说“我们”“大家”“社会”“传统”“人类”，但从来不敢承认，它只是你爸、你妈、你老师、你老板、你键盘背后的那张脸在害怕。他们害怕你活出了他们不敢活的人生。我并不是说“所有道德都是压迫”。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明确、可见、不可协商的伤害，那么道德甚至可以是最低限度的责任提醒。但问题是：今天我们评判“伤害”的标准，已经滑向了集体敏感和控制欲的扩张。比如，你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在街上走，对谁造成伤害了？没有。但他们会说：“这是一种不良示范。”请问，不良示范究竟是道德谴责还是舆论恐惧？他们不是真的怕你影响了别人，他们是怕你撼动了他们脆弱的道德共识。你活出了他们不敢承认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害怕你像病毒一样，让那些本来也想活得自由的人被“感染”——于是你就成了“危险人物”。这是一种对自由的洁癖，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从来就不干净、不整齐、不统一。我们本来就该混乱、复杂、矛盾，有泪有脏话，有性、有疯、有边缘。所以回到一些人常说的那句话：“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绑架他人的。”这句话并不完美，它其实太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集体道德高于个体尊严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试图只用道德约束自己、却从不评价别人，就会变成一个活得非常孤独的人。即使如此，我也想说：如果自己够强，那就继续孤独地活着吧。孤独地坚持自己不随意审判别人的原则，孤独地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诚实。因为这样的人，正是那些被“道德”伤害过的人最后能看到的希望。自己不是危险人物，只是没有疯得像他们那么整齐。
理亏的最后一件铠甲——抬杠与自我防卫
“抬杠”原本是用来形容那些锱铢必较、偏爱和人拌嘴的小打小闹。但到了今天，它已经转型成了一个万能护身符——只要对方提出异议，只要对方展现出比自己更冷静、更缜密的思考，那么恭喜，对方立刻可以被打包进“抬杠”这个黑名单里，盖章驱逐，连带着理性也一起被扫进情绪垃圾桶。当A发布了不符合事实的信息，B通过理性和事实指出，A就会说：你跟我杠没意思，有本事你和谁谁谁说去。言下之意是，你不配跟我讲道理，也懒得听你摆事实讲逻辑。最妙的是，这句话还暗含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好像主动拒绝思考、闭门造车，本身成了一种可歌可泣的姿态。你看，多骄傲啊，连逃避都能搞出一种自以为光荣的腔调来。其实，真正在杠的人并不是那些在逻辑上试图提出反例、补充论据、追求真实的人；真正的抬杠者，恰恰是那些一边自闭一边叫嚷着“不要跟我抬杠”的人。他们不是在讨论，他们是在防卫。他们不关心对错，只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冒犯了，是不是输了面子。如果说理性讨论是一场对真理的追寻，那么“指责别人抬杠”就是一次仓皇的逃亡。这背后藏着一个普遍但又羞于启齿的心理机制：投射。自己内心隐隐知道，自己其实没什么底气，但又不想面对这种自卑，于是干脆把对方描绘成无聊、较真、居心叵测的人——“不是我笨，是你坏”。这种操作并不罕见，它是“自我防卫机制”（self-defense mechanisms）的一种形式：先贬低外部世界，再回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壳子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操作系统里，默认对方没有付出努力是一件必须完成的步骤。否则，一旦承认对方是在认真思考、严肃对话，自己的武装体系就会轰然坍塌。承认对方认真，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轻率；承认对方有道理，就意味着要直面自身的浅薄。显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不堪设想的心理浩劫。于是，最简单的路就是：对方杠我了，对方就是恶意的。就像小孩在地上打滚哭闹，理由不重要，姿态才是全部。如果我们把这类现象放进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看，它其实和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脆弱的自我建构逻辑密切相关。在一个信息爆炸、社交媒体催肥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在用碎片化的快感堆砌自尊，一遇到不同意见就像被剥了皮，暴露出赤裸裸的无能与惶恐。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一群“伪反叛者”：表面高举独立思考、反权威的大旗，实际却连最基本的理性对话都无法承受。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信息无脑认同，对自己厌恶的声音本能封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逼到墙角”，实际上连讨论的门槛都懒得跨进去。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中世纪教会对异端的态度。当年，很多异端并不是被认真辩论后判定为错误的，而是直接被打上“恶意”、“邪恶”的标签，送上火刑柱。今天，火刑柱已经不存在了，但心灵的绞索依旧紧缚着每一个拒绝思考的人。只不过，这一次，点燃篝火的人，是他们自己。理性上的辩论与抬杠有本质区别。辩论是为了接近某种更高的真理，哪怕是临时性的、带着偏见的真理。而抬杠，只是为了逃避痛苦的自省，把真理当成敌人。你怕的，不是被杠。你怕的，是面对一个你无力应对的、更清晰的世界。毕竟，真正自信的人，是不会害怕对话的。只有脆弱者，才需要把自己的无知藏在“不要抬杠”的伪善外壳下。而且，说句实话——如果你的立场经不起别人的三两句质疑就崩塌了，那问题真的不在别人有多爱杠，问题在于你从一开始就没立起来。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诚实、最赤裸的情绪之一。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害怕，也不是理性可以安抚的焦虑——是一种潜伏在深处、随时可以撕裂理智的惊恐。每次和他一起看番剧，看到生离死别的场景时，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接近PTSD的反应。那不是因为剧情煽情，也不是简单的共情哭泣，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无法言喻的痛苦。他告诉我，他恐惧死亡。他作为一个法律和哲学专业出身、目前在研究精神分析的无神论者，他能理解这份恐惧，但无法摆脱。“可能是因为你有信仰吧。”他睡前和我这样说。我沉默了很久。其实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隐约有一种“出生前”的模糊记忆，也曾和别人分享过。后来记忆模糊了，但思考一直没有停下。直到后来，在一种无法名状的感觉促使下，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选择降生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人死后，只是从物质世界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我”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状态。或许是去往另一个世界，或许是回归世界法则的怀抱，又或许是回到出生前的那种存在。但我始终相信，“我”的存在不会因此消失。死亡不是“终结”，只是“转换”。如同我在《内在连续性》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精神又或者是“我”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这种信念或许听起来带着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是我很多年来思考得出，然而类似的想法却并非我的“独创”。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就提出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灵魂作为独立存在，超越了物质的界限，在身体死亡后会进入另一个永恒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其影子，东方的轮回观、西方的灵魂与天国，都试图为死亡提供某种延续的可能。而精神分析学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被理解为是“死亡驱力/死本能”（Thanatos）的表现。死亡驱力与生本能（Eros）相对，它推动个体走向静止、走向毁灭。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一种对自我消解的本能抗拒。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被抛”（Thrownness）的概念，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世界中，这种状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这意味着我们被原初且终极的事实所束缚，但依然拥有赋予这些事实意义的能力，我们的存在总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向死而生”（Being-Toward-Death），人只要出生，就是一种“向死”的状态，这是一种持续在场的存在方式。人只要还未亡故，就始终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人对死亡的意识塑造了人的存在，使死亡成为一种不可逃避、定义存在的根本。通过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能激发人类“真实的存在”，让人摆脱生活的日常琐事，去追求更具意义的自我实现。萨特则认为，人的存在具有自由和选择的特质，人被投身于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需要在其中自我定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更侧重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人类需要通过选择塑造自己。心理学也有理论认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它是一种超越理性、深植于潜意识的情绪反应。那是对虚无的恐惧，对“不存在”的恐惧。死亡焦虑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基本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恐惧被压抑或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因此，当人们在生离死别的剧情中表现出那种近乎惊恐的反应时，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消失的深度恐惧。即使有很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我始终认为，这份恐惧也许是错觉。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观测物质世界，于是我们产生了“出生前我们不存在、死亡后我们消失”的幻觉。正如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精神也应当遵循某种类似的“守恒定律”。出生前、死亡后，“我”都处于一种无法被现世的人类观测和感知的状态而已，因此我不畏惧死亡本身。我担心的，是死亡后的“遗忘”，不是担心被别人遗忘，而是担心我自己遗忘，如同我不记得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我也害怕死亡前的痛苦，更害怕与所爱之人的分离。害怕活着时无法与所爱之人好好相伴，在痛苦中失去彼此，在离别时无法说出那句“再见”。但这些都只是附加在死亡上的苦难，并非死亡本身。因为我认为，死亡之后并不是虚无。这只是一次旅程中停靠的站点，人们只是暂时分别。他或许会继续恐惧，而我只能继续陪伴。但在这场对死亡的思考中，我越来越确信，害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活着时的失去。而这种失去，才是真正的虚无。
前两年正值AI元年（2023年）之时，日本上映了一部动画《AI电子基因》，第一集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在未来，AI仿生人与人类共同生活，并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从外观上看，除了类似山羊瞳孔的形状外，他们几乎与普通人类无异。因此，社会颁布了针对仿生人的法律。其中一项规定是：为了避免伦理问题，同时规避病毒入侵的风险，禁止私自拷贝AI仿生人的大脑，以防止备份数据被用于地下交易。某个家庭中，母亲是一位AI仿生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她在一次伪装成医疗实验和经济援助的骗局中，被不法团伙拷贝了大脑数据。不久后，她罹患了一种类似帕金森症的疾病，检查发现，她的大脑在备份过程中感染了病毒，导致人格不断崩溃，最终将沦为一个毫无意识的躯壳。医生提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格式化大脑并恢复之前的备份，但这需要母亲本人的同意。在执行恢复的最后一刻，在恐惧的促使下，母亲突然叫停了这一治疗方案。她害怕，她能清晰地感受到恢复备份后的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意识到自己正要消散，开始害怕从此她自己将彻底消亡。最终，医生和家人尊重了她的决定，直到她的意识被病毒完全破坏后，医生才执行了备份恢复。恢复后的母亲，在外人看来已康复如初，唯有她的女儿察觉到了微妙的不同。在感染病毒后，母亲曾觉得新的做法的早餐更好吃，所以给女儿的早餐的煎鸡蛋中加了鲜奶油。而治疗之后的“新母亲”，在煎鸡蛋后并没有给女儿加入鲜奶油，也没有再次出现改良早餐的想法。当女儿问她是否加了鲜奶油时，她疑惑地回答：“嗯？加了会更好吃吗？”这一刻，只有女儿明白，现在的母亲，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母亲。忒修斯之船与自我的延续记得很小的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时，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将人脑的意识完全数字化上传，那么上传后的意识还是原本的那个人吗？这一问题也涉及到了经典的“忒修斯之船悖论”，如果一艘船的所有部件被逐步替换，那它还是原来的船吗？如果用替换下来的旧木板重新组装一艘船，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脑的神经元不同于皮肤或血细胞，大部分不会持续更新，而是从出生起基本固定。然而，神经突触、连接模式及蛋白质构成却在不断变化，这是神经的可塑性。这使得大脑既不像忒修斯之船那样被完全替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稳定结构上的持续演化”。即便如此，人类的记忆、思想和个性仍在持续变化。假设一个人失去所有记忆（例如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么他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身份是取决于生物结构，还是取决于心理延续性？如果人的身份依赖于记忆和思维模式的延续，那么恢复备份后的母亲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她的记忆、经验、个性和认知都被完整保留，只是缺少了一段痛苦的经历。这类似于电脑系统备份，还原后，文件和设置依旧相同，但系统本身已被重置。如果身份依赖于意识的连续流，那么恢复后的母亲不再是原来的她。意识的本质在于它的主观流动性和不可还原性。在病毒侵蚀期间，母亲的主观体验逐渐消失，原本的她也随之消亡。这与“传送悖论”类似，如果一个人在传送时被分解再重组，那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自我的终极恐惧由于“自我”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母亲会害怕恢复备份？她的恐惧源自对“自我消失”的清晰认知。此刻的她，仍然是“她自己”，能思考、能害怕，能感受到自身存在。但一旦执行备份恢复，这个“她”将彻底终结，而另一个“她”将取而代之。对于她而言，这相当于死亡，即便恢复的版本仍拥有她的记忆、行为习惯，在外人眼中依旧是她，但她自己清楚，她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即便未来技术能完美复制人的大脑，原来的“自己”却不会继续存在，那不过是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副本。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悖论：“我”是记忆的总和，还是意识的连续性？当母亲完全丧失意识后，医生才执行了恢复备份，这点从家人的角度来看，她回来了，但她自己却再也没有机会害怕了。从外界来看，她依然是她；但从她自己的角度，她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这个故事用AI与人类的界限，进一步放大了“忒修斯悖论”的冲突，使其不再只是哲学上的讨论，而变成了切实可感的“生死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可能是：在别人眼里你是同一个人，但“你”自己永远无法确认。前段时间，我读到Velas电波站的一篇博文《碎碎念8：至少我们还拥有爱》，其中提到：等有哪天，足够进化后的生成式AI通过我留下的信息继承了我的大部分记忆，能在少量的引导下说出和我相近的话语、写下和我风格和思想类似（甚至文笔更胜一筹）的文字，并（至少在互联网上）能够以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无法分辨的拟真度接近一比一地仿照我的性格和习惯与他人互动交流……那是否能说，真正的“我”其实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对此，我的回复是：我即是我，是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存在，这种连续性是无法被替代的。无论外界如何模仿，抑或是技术如何模拟，终究都只是表面上的再现，而非真正的我。人工智能能够模仿的，始终只是别人眼中的我，或者是以语言符号化的方式存在的我，而无法触及我内在的独特性与真实的存在。自我是可复制的吗？在哲学中，目前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终极答案。在心理连续性中，人的“自我”主要依赖于心理状态的延续，而非物理实体的持续存在。如果“我”的记忆、个性、意识流都保持一致，“我”仍然是我自己。如果认同心理连续性，恢复后的母亲“仍然是她自己”，因为她拥有同样的记忆、思维模式和个性。但如果认为“意识的连续流”很重要，那么原来的母亲已经死去，而备份只是一个“复制品”。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原来的你）无法体验到，你还能承认“TA”是你吗？显然不能。而在物理连续性中，若一个人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保持物质上的同一性（即使细胞更新），则其人格同一性得以维持。相较于依赖记忆或心理连续性（易受主观性影响），身体的物理上的同一性提供了更客观的判据。从更高的角度看，可以把“自我”看作时空中的一个整体，而不是某个瞬间的存在。“自我”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从诞生到死亡的整体，不是单独某一个时刻的状态。但如果时间线上断裂了（如自己主观上认为“自我已经死了”），那么“我”可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我个人认为，自我是无法被信息化的。“自我”从诞生之时起，就是一种超维度的存在。即使数据被拷贝、转移，真正的自我仍不会随之迁移。拷贝的瞬间，新的意识已然产生，那个“我”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自己。回到这个仿生人故事，我更愿意相信，母亲在意识被病毒摧毁后，她的自我已经彻底消失，又或许进入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维度继续存在。而恢复备份后的她，只是一个新的自我罢了。我认为，自我是通过个体的主观存在与体验形成的，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物理或信息复制的对象。“我”的存在无法被简化为数据或描述，而是一种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此在（Dasein）”体验。
克苏鲁神话的恐惧：人类中心主义的崩塌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克苏鲁这类古老存在真的存在，一定会像看个小丑一样，俯瞰着我们这些整天自以为是、满脑子人类中心主义的“高级物种”。人类作为一个“智商在线”的种族，一方面幻想自己为“未来宇宙的主宰”，一方面又常常在感叹宇宙的浩瀚无边。我个人一直以来无法切实体会克系这类作品的“恐怖感”又或者是“SAN值狂掉”的感觉，只能感受到作品中一些设定的神奇，或者认为这些本就“理所当然”并尝试去推导人类恐惧的原因。前段时间的某个晚上，在家里的沙发上和他谈论到这个话题时，就提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克系作品正是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象，导致人们产生了不适感。我之所以无法体会到克系的作品中那种“自己仿佛要疯掉”的震撼与恐惧感，也可能和我的精神存在问题有关。毕竟，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历了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经过长期的精神折磨后，早就习惯和麻木，阈值相对提高，很难体会这种不适感。人类中心主义——从宗教到科学的“自我崇拜”我们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入手。这是一种文化观念，也可以说是我们几千年历史中的核心假设。最早，人类的世界观由自然崇拜、神话故事和宗教赋予。在中国，天子的权力由“天命”合法化；而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人类则被赋予了“神选”的特殊身份。正如《圣经》所述，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我们支配地球的权利。人类中心主义，正是支撑东西方世界观的基石——人类被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其他一切生命和现象都被认为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 这种“自恋”的世界观在科学革命后并未消失，反而愈加根深蒂固。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代表了人类理性优越的宣言。笛卡尔通过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把人类的理性置于宇宙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则表示，人类的认知能力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但这也恰恰使得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范畴内对世界进行合理解释。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的“启蒙”并未彻底摧毁人类的自我崇拜，反而强化了它的科技化、理性化。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通过科技将最终主宰一切”，无论是星际旅行还是物理学的突破，这种对无尽可能性的承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延续。然而，这种过度的自我迷恋，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个不速之客，那便是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克苏鲁神话——人类直面中心的“恐惧”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神话，正是这一自恋世界观的“破碎机”。克苏鲁神话的“恐怖”，并不是来自于某种具象化的怪物或恐怖事件，而是通过对人类存在局限性的揭示，打破了人们对宇宙中心地位的幻想。洛夫克拉夫特将那些“神祇”设定为“古老的存在”，这些存在完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与理解，它们的存在本身是无法被人类思维所框定的。人类自以为是宇宙中心的信念，在这些存在面前，显得愚蠢且微不足道。因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克系作品，所创造出来的“不可名状”的恐怖未知存在，则无法被人类准确定义，也远超人类的能力，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五官感受。这些存在，并不为人类所用，也不屑与人类建立任何关系，它们的存在根本不关心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在克系作品中，主人公的“恐惧”并非来自怪物的外形，而是来自一种深入灵魂的意识。他们发现，原来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宇宙浩瀚中的一粒微尘。我们所珍视的理智、文明、科技、甚至宗教信仰，在这些存在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是人类无法忍受的恐惧——人们所坚持的“人类独特性”被彻底摧毁了。这种被“外部力量”彻底无视的无力感，才是克系作品恐怖的本质。一旦人类试图去理解和接触这种存在，便会进入无尽的疯狂和恐惧，因为人类的渺小无法承受这一切。在阅读这类作品时，也会让读者因此导致出现“SAN值狂掉”的恐惧感，像是我近期阅读的国人写的《请勿洞察》和《道诡异仙》也是如此，没看过的话可以读读看，挺有意思。克系作品通过极致的恐怖感，深刻地戳破了人类的“自我优越感”。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宇宙的焦点，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几乎每种体系都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这一点。无论是基督教等一神教中，神创造人类并赋予我们特殊使命，还是道教和佛教中，人可以通过修行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又或者是科学主义中，科学家们通过每一次“发现”构建出宏大的叙事，证明人类最终将超越一切——无论是生物进化、宇宙起源，还是我们未来能否遨游星际。我们自信地看待自己，甚至有人认为通过原子弹可以毁灭“多个地球”，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地球能够毁灭我们，但我们却无法毁灭地球。这种自负的思想，正是对人类局限性的忽视，也是“人定胜天”信条的延伸。为何这种恐惧如此令人无法承受？当阅读克系作品时，不仅是体会到这种面对“怪物”的恐惧，还让人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究竟有多么脆弱，其中最不舒服的就是这种认知被摧毁的感觉。人类可以把自己看得再怎么伟大，但在宇宙的尺度面前，甚至在存在的尺度面前，也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随机存在的生命现象。克苏鲁神话所创造的恐怖，并不是来自于怪物本身，而是从一个更大的层面审视自己：你从来没有控制过什么，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在这片虚空中浮动的。正如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言，人类的“自我”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某种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概念”。作为人类，我们的知识、价值观以及对宇宙的理解，都是局限的，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被构建出来的。这种自我构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断强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但这种构建本身也是脆弱的。一旦被外部的“异物”打破，人类便面临一种极度的崩溃感。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揭示人类如何通过“理性”界定正常与非正常，如何通过这些界限构建自我。当这些界限被完全突破时，“非理性”的存在便会迅速侵蚀我们的理性框架，而克苏鲁神话中的这无法被理性掌控的存在，正是福柯所谓的“非理性”的极端体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为了维持个体在世界中的控制感而建立的防御机制。当这种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个体会体验到极端的焦虑与崩溃。对于克系作品中的角色来说，恐惧来自于对自我控制感的彻底丧失。他们面对的是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他们而言既是无法逃避的恐怖，又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优越感”的无情嘲弄。所以，克系作品的真正恐怖，根本不在于怪物的外形、异维度的法则、某种“精神崩溃”的场景，而是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感。人们所珍视的一切，在这些作品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连自己到底在哪个角落都搞不清楚。这种深刻的无力感，才是真正让人难以承受的恐怖。现代社会中的伪命题与自我麻醉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恐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精神困境。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这种中心主义。无论是环境保护的言论，还是科技发展所标榜的“进步”，背后依然潜藏着一种深刻的自恋。我们要保护地球母亲？不，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在讲人类科学的无限可能？呵，科技能带来无限可能的前提是我们依然活着。所有这些自我标榜的“伟大”，不过是在强调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忽视与逃避。人们深陷于对“中心”的迷恋中，而这种迷恋又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得到了强化。无论是“人定胜天”的科学主义，还是“保护地球母亲”的环保主义，表面上看似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但其实都隐藏着对人类自身的过度依赖与自负。“保护地球”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地球，而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人们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宇宙的浩瀚，而是对这一切的无能为力。人们是否敢于面对人类存在的渺小？是否能够放下那种对“中心”的幻想，真正去理解人类不过是这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能体会到这种恐惧感的，恐怕不是那些科学至上、觉得“量子力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而是那些被抛入极度孤立的思考者——那些开始质疑自身、怀疑这个世界无尽虚假的“中心”感的人。而像我这样的，已经习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走，习惯以一种不可知的心态去面对世界的“荒诞”与“无意义”。或许正是这种从“绝对中心”到“完全无意义”的转变，才让我对克系作品的恐惧具备了某种解构力。说了这么多，这种“不可名状之物”对人类来说，究竟是恐怖的，还是幽默的？在我看来，正是那种无法逃脱的无知与渺小感，让人们只能通过“恐惧”去反抗。这种“反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自我救赎，也是无力的挣扎。而所有的恐惧，归根结底，都是对这一事实的恐惧：我们只不过是宇宙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泡沫，随时可能在更大、更不可知的力量面前消失。后记在不少人阅读这篇文章后，我意识到这篇文章并未有效说清楚克系作品真正的恐怖之处，容易被误读为“存在一种地球之外的强大外星生命体”，因为这种误读还是基于三维和人类认知基础上的。克系作品的恐怖并非来自于外界的威胁或可见的怪物，而是源自于一种无法言喻、超越人类认知的存在。这种恐怖的本质是人类无法通过常规的感官或思维去理解的，它不容许被眼睛看到（看了眼睛会失明、自身认知扭曲等等不同类型的严重负面影响），也不能被思维推理（思考了会导致疯狂）。这种存在超出了人类感知的极限，直接挑战并摧毁人类的精神结构和人格。在克系作品中，世界的一切都被人类有限的认知所扭曲，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上只是幻象。人类的认知处于低维度，无论是通过眼睛、耳朵还是其他感官所触及的世界，始终受到认知局限的影响，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人类对“真实”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一个更高维度世界的扭曲映射。这一点与恐怖游戏《沙耶之歌》中的情节相似——认知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是脱节的。人类之所以“安全存在”，是因为人类的低维度认知无法感知那些高维度生命体，这些存在对人类的微小和无知毫不在意。高维度的生命体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但由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太低，我们无法感知它们的存在。我们所理解的宇宙规律和世界法则，可能只不过是被我们扭曲了的幻象。真实的世界远比人类认知到的更加无情和残酷。要真正理解克系作品的恐怖，仅依靠言语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克系作品，才能逐渐体会到那种深入灵魂的恐怖。
我和自己和解的一年——从药物依赖到自我审视与重塑
快年底了，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年。今年1月份，我就开始着手停药。到5月份时，精神科医生宣布我可以不再依赖药物生活，也不需要去医院复诊了，算是“正常”了。虽然仍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残留，但我已经可以不依赖药物，主动克服这些问题。可以说，上半年我基本上忙于调节自己的药物依赖，避免出现戒断反应。下半年则是想办法适应脱离医院、脱离药物后的正常生活，因为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正因为治疗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我才有时间从过去忙碌的工作中抽身出来，用四年的时间，直面自己，反思自己，与自己和解，直面内心的心结，处理自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这几年来，我接触了不少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神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此同时，他也从法学和哲学转向精神分析学，并以我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两人常常会因某个具体观点，深度交流到半夜。在交流中，我学到了很多，也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没有他的陪伴，我也许无法坚持到现在。到了第四季度（或许用Q4这种表述会更有社畜感），随着我的状态进一步好转，我决定将一些思考整理并写出来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有朋友通过各种渠道问我：“最近怎么这么高产？”的原因。频率最高时，我一天能写一篇大长文，因为除了睡觉和吃饭，我几乎都在电脑前写作。写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自己整理并释放内心的压力。我在《情绪释放的重要性》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对我而言，写作的动机大约有六成是为了从我所接触的知识中，结构化地整理思考、表达内心的想法，四成则是希望能让别人看到，与那些有相似想法的人产生共鸣，算是帮到别人，也很符合我的初心。正因如此，我的文章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没想到的是，我的写作引发了不少共鸣，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冲突、人身攻击，甚至是黑客的长时间攻击。不过，这些都是必然的。人与人的思维本来就不完全相同，有些人会反对我的一部分观点，而有些人可能会全盘否定，这很正常。毕竟，这是我自己的思考，也是我结合所学的知识进行的分析。即便是专业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知名著作和论文，也会受到大量批评，更何况是我。我并不指望让所有人都喜欢我，甚至即使很多人讨厌我，我也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很多心理问题正是因为长期压抑导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经常收到很多人的感谢。有的是在评论中，有的是私信或邮件，他们表达了感谢之情。其中不乏一些抑郁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生活困顿的人等等。我的文章也帮助一些人解开了多年的心结，重新振作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实用性和科普性的文章，帮助了不少人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或者反思自己的信仰。这也证明了，我所做的这些与他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我的很多文章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内核有些是共通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表述。我通过对自我的一点点解构，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当自己试图拆解自己时，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把过去的每一个断裂、每一个失落都映射出来。人和人之间，虽然在生活的表层差异巨大，彼此之间有着无法填补的裂缝，但在深层的心理层面，仍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种相似性不代表我们活得相同，而是我们面对同样的情感荒原时，都会走向相似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自我解构，能够引发如此多的共鸣。你以为我在讲我自己，但你却能在其中看到你自己。这样的共鸣可能会带来正面效果，例如解开某些心结；但也可能引发过度的负面反应，因为解构是一项危险的行为，它可能触及到一些人内心的伤疤，导致精神崩溃，并激发强烈的“防御机制”反应。伤疤我们可以选择忽视，但它永远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或地雷，随时可能爆发。自己不能永远逃避这些内心的裂缝，它们会逐渐积压，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自己不想面对的那个阴影，总会找到一种方式回来。它可能以焦虑、抑郁、孤独或其他各种心理障碍的形式重新浮现，困扰着自己，使自己无法自拔。对于我来说，自我解构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审视，更是与过去的自己对话。人不可能完全割舍过去，也不能将它简单地放在一边。人的无意识是由过去的体验、未被消化的创伤构成的，特别是早期的家庭经历，会在自己的人格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无意识是意识之外的痛苦和恐惧的温床，这些难以面对的情感会不时被触发，影响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痛苦和创伤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反而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困扰着现在。这种伤疤，被称为“未处理的创伤”，时刻提醒自己曾受过伤害。很多人并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伤疤，因为曾经的痛苦太深太重，足以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崩溃。而真正的心理健康，并不是通过压抑或者掩盖这些创伤来获得的。相反，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勇气，是面对这些伤疤并接受它们的一部分。自我解构，是在不断地直面这些未愈的创伤，逐步让这些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束缚自己前进的枷锁。这一过程，是理解自我和实现自我建构、个人重塑的关键步骤。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之中。社会的规范、文化的压迫与自我认同的混乱，容易让人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这种困境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我们活在一个以“常态”为标准的社会中，常态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任何超出常态的行为、思维或感受，都有可能被视为“异常”。特别是一些较为隐蔽的群体，比如性少数群体、低收入群体，或者与主流价值观冲突的人群，社会的压力容易让人无法真正表达内心的困苦，最终的痛苦只能在自我意识中不断积压。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我逐渐意识到，社会上存在心理问题的人群几乎无处不在，只是很多人没有察觉自己身处其中。由于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与排斥，很多人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抱有偏见，认为是个人的缺点，“神经病”“精神病”等精神病污名化的词汇经常作为骂人词语来用。现在人们被诊断出精神问题的案例越来越多，其实只是因为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心理健康，意识到这些问题不该被忽视。只有通过不断地解构、审视自己，才能找到从迷宫中走出来的那条出路。
谁定义了对错？从社会框架中解放自我
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对”与“错”的概念，这种从二元对立出发的标准，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时刻划定着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得好不好，甚至是做了之后能否获得别人认同。于是，在这种判断下，“对错”变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评判标尺。尽管对错教育在儿童阶段有着其必要性，帮助儿童初步理解基本的社会规范，但随着个体成长，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却依然经常主导着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在成年后的社交中，不少人可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随便说个话题，有人会立马纠正你，“你这个观点是错的！”或者“你这样做不对！”——但真正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力，来对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审判？是自己真的有问题吗？对错教育，像是给孩子们的“糖果”与“戒尺”我们从小接受的对错教育，更多的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内化。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世界中的“对错”标准却容易变得过于僵化，许多成年人并未经历过对“对错”教育的逐步深化，也没有得到培养独立思考的机会，导致他们依然固守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容易陷入“符合规则即为正确”的误区。许多人成年后的工作，成天围绕着“遵循规则”的要求打转——一份PPT的设计风格是否合格，文档排版是否符号格式，甚至会有人就着细节，争论不休。一些人为了一个“对”或者“错”的标准，而沉迷于细节之争。这些人看似是在“认真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和这个标准的背后权威在搏斗，拼的是谁更能符合社会期待，而不是创造性的思考或者有效的工作成果。时间久了逐渐会发现，很多人并非真正追求“对”的东西，而是在逃避“错”的惩罚。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为了让大家“变得更好”，但实质上，更多时候它们是社会规范的牢笼，是人们用“对错”来限制彼此的框架。非黑即白为什么是个社会病？至于那些沉迷于“非黑即白”思维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可以用“天真”来形容。似乎从未真正理解：对错不是宇宙的法则，它不过是某些权力和习惯的产物，是一套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来的“社会游戏”。社交媒体上，似乎只要你发表了某个观点，就要面对被攻击的风险，尤其是当你的观点不符合主流时。每当有人跳脱这个游戏，活得洒脱一点，放声大笑一点，拥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时，总会有人跳脚反驳：“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更会被扣上某些刻板印象的帽子。于是，一些人在这种环境下变得越来越谨慎，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触犯某个“正确”的标准，结果就是，我们不再思考，只是不断地通过“是否符合规则”来调整自己。这些反对者他们的恐惧并非源自你生活得不好，而是源自你生活得“好”，甚至比他们的“标准生活”更加充实。他们无法忍受，自己那种死守“对错”的生活方式被你一个“异类”的个体给打破了——因为那意味着，整个秩序可能会崩塌，而他们自己未必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崩塌的世界。于是，社会的“对错”标准开始将那些选择不按常规的人打上“异类”的标签，甚至赋予他们一种无形的罪名。而不屈于社会规范的人，同样怕自己被拉进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失去自由、失去差异，最终变得跟多数人一样，迷失在一堆规定与规则中。谁决定了“对”与“错”？是谁给了自己权力来判定他人？可笑的是，谁定义了这些“正确”与“错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原本被认为“错误”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成了“正确”。换句话说，许多人所追求的“对错”并不是普遍不变的真理，而仅仅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暂时性共识”。一些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在生活中做着“正确”的决定，按照社会的规则、道德的标准去行事。然而，仔细想想，很多时候，“对错”不过是某些特定阶层、文化、甚至是个人利益的体现。我们并非生来就掌握了“对”的绝对标准，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接受了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网，把我们的选择限制在狭窄的框架里。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关于饮食、家庭结构、性别角色的看法都差异极大。在某些文化中，离婚被视为“错误”的事情，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它则单纯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谁能给这些“对错”定义者一个背书？这些“判官”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力？如果对错真的有这么强大的普遍性，为何每个社会、每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变化着自己的道德标准与社会规范？这不过是一群特定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它总是用“我是对的，所以你是错的”来让人屈服，去迎合“正确”的期望。当一个人在根据自认为“正确”的标准去看待一个人的生活、身份、信仰、自我认同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站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充满历史、文化、个人经验的角度来断言自己是“对的”？可曾意识到，站在对面的人，正在经历一段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他所经历的痛苦、喜悦、抉择，都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解答“对错”的谜题？人类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这种“对错”游戏的更迭。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曾经被认为“错”的人群，今天在某些地方已经站上了权力的高台，成为了“对”的代表。曾经的被压迫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认为是“错误”的声音，但今天，历史已开始为他们辩护，标榜他们为“英雄”。生活不是考试，不要拿“对错”去判断别人而现实是，生活根本就不是一场考试，世界也不是一个由标准答案构成的巨大试卷。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片无限复杂的天地里探索着，摸索着，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没人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永远是“对”的。没人能保证，自己所坚持的“正确”观念，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依然是对的。在时间的洪流中，很多所谓的“对错”，最终都会显得微不足道。我们总是下意识用“对错”来给自己和他人贴标签，这是现代生活下的每个人很难避免的反应。很多时候，大家只是被“正确”的社会规范所压迫，变得没有自己的声音和思考。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直紧盯着别人眼中的“对错”，就会失去自我，迷失在他人的评价和标准中。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甚至开始否定自己的存在。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所顾忌地做任何事，而是认清“对错”不过是一种社会构建的游戏。当自己把“对错”当作生活的唯一标准时，我们就把自己和他人都限制在了一个狭小的框架里。它让自己无法容忍差异，让自己无法理解多元，让自己无法接受不符合“正确”标准的生活方式。而如果稍微打破这个框架，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就会发现，“对错”不过是一个伪命题，是用来让自己不断自我怀疑和束缚自己的工具。对错的标签，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枷锁，它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机器，而不是一个拥有思想和情感的独立个体。
社会化的背后：人类行为中的功利心与意义需求
这依然是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是我与自己的对话，请勿对号入座。由于剖析了我自己内心真实体验，可能部分内容较为尖锐。如果恰巧能帮到你，我很开心。如果反感这些内容，就当是个乐子，毕竟做自己最重要，我也有局限性。如果你真心觉得人们做事不带功利心，那你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社会体系影响的。别急着否认，先冷静想想：我们真的能做到完全没有动机的行为吗？就算是打一个喷嚏，有人可能都会给自己找点理由：“哦，看来有人在背后蛐蛐我（说我坏话）。” 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动机，哪怕这种动机是最原始的自我安慰——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动机，也同时赋予了行为某种“意义”。当我们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时，即使是自嘲的段子或者碎片化的感慨，都会潜意识里希望得到某种反馈。有人点赞、评论，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转发，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似乎在这个浩瀚的网络世界里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更进一步，许多人能站在虚拟平台上抒发自己，是希望能“治愈”某些情感空洞，或者寻找某种群体认同感。可惜，这些美丽的梦想常常被两股巨大的力量狠狠压住：一个是看似平静却隐晦存在的“功利心”；另一个则是让人疲惫不堪的“意义追寻”。不信你看看博客、社交媒体、短视频，都是一些“自我表达”的圣地。然而这些地方经常上演着一场场关于“意义”的苦战。许多人并非单纯为了分享生活、记录瞬间而写作，而是在无形中将自己对关注、认同的渴求变得更加急迫。如果你告诉我：“我写博客就是为了自己”，好吧，至少你还有自知。但当你看到自己发布的内容没有互动，评论区清一色的寂静，你内心的焦虑恐怕开始翻滚了。人，似乎总是在追求某种“意义”，而这意义经常是来自外界的认可。无论我们如何自诩为“写给自己看”，这些文字本质上都潜藏着与世界互动的需求。功利心并非恶魔所谓功利心，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魔鬼。它不过是人类为了自我实现、追求价值和社会认同的内在驱动力。想要写出一篇好文章、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想要得到他人的反馈，这种心态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尤其是在现代这个信息洪流之中，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割舍那种对“存在感”的渴求。但这一切都不是坏事，至少它能够让你“活”得更鲜明，让你不至于在沉闷的世界中迷失自我。你无法说服别人放弃追寻意义的冲动，除非你能够在心里偷偷地告诉自己：是时候放下这所有的“标签”和“期望”了。所谓的意义，并非外部因素的附加，而是你赋予它的那一刻。但是，这种欲望的泡沫往往短暂又虚幻。随着你写下更多的文字、发表更多的观点，现实世界给出的反馈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淡漠。当你曾经看似光鲜的博客，渐渐被淹没在层层堆积的内容中时，你是否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动力和初心究竟从何而来？自我表达与他人期待之间的权衡有人认为，写博客这种事是完全为自己而做，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种说法听起来很高尚，但实际上不过是对自己处境的自我安慰。人类的每一个行为背后，或多或少都承载着他人期待的影像。你不可能把自己从“他人”的目光中割裂出来。看似纯粹的“为自己而做”，其实也潜藏着“他人”对你的期许——你希望他们看到你，了解你，甚至认同你。这就像在一个被表演化的世界中，任何一种表达都可能成为一场独角戏。你发布一篇文章，发的是自己的心情，但同时你也在期待着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你希望读者能够回应你，哪怕是一句简单的“我理解你”，哪怕只是一个默默的点赞。这样的互动或许比文章本身更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然而，这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拉锯，往往使你不得不陷入某种无法逃脱的困境。一方面，你强烈希望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表达的自由，另一方面，你又在无形中渴望得到外界的反应和共鸣。你开始意识到：无论你怎样宣称“意义不重要”，你内心的深处，依然在期待某种外界的反馈。这种内外冲突，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一种存在主义焦虑。功利心与“意义”：从精神分析到社会学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源自于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博弈。本我代表我们最原始的欲望，追求即时的享乐和满足；超我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期望；自我则调节这些冲突，寻求平衡。在这一理论下，功利心可以看作是本我的一部分，它驱动我们追求即时的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同，如寻求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认可或是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人类的动机不仅局限于本能的欲望。随着个人发展和社会化的深入，意义的追寻逐渐成为更高层次的需求。与功利心侧重物质回报不同，意义的追求更侧重内心的满足、自我实现和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与超我密切相关。超我的社会化影响促使我们不仅考虑眼前的享乐，还会追求更高尚的价值和理想。这一点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关联。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表示，生命的意义并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去创造的。萨特认为，人类常常在面对自由选择时体验到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自我定义的责任。因此，意义的追求不仅是道德的，也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过程，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与存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则将意义的追求与实际生活的需求联系起来。实用主义者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具有实际效用的，追求意义并不只是抽象的哲学思考，它与现实中的社会回报和行为成果直接相关。可以说，实用主义视意义的追求为与功利心相结合的过程——两者都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成果，尽管关注点有所不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丰富了这一论述。人类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再到社交需求，逐步递进。而功利心通常与这些较低层次的需求紧密相关，如满足生理需求或追求社会认同。直到个体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才会将注意力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自我实现和意义的追求。在这个层面上，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向更高自我发展的一部分，它促使个体探索自己更深层次的内在需求。自我决定理论则强调自主性对人类意义追求的驱动力。根据该理论，人类对自主选择的需求是其行动动力的核心。当个体感到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并主导自己的行为时，他们更容易体验到深层次的“意义感”。意义的追求不仅关乎物质和社会认同，更与个人对行为的掌控感密切相关。而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也是在回应社会的期待和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他人眼中的自己”影响着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这使得功利心和意义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我们追求物质回报，也追求社会认同，而意义则通过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来获得。说了这么多理论层面的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毕竟一旦进入学术层面，就很容易变得没完没了。功利心和意义的追求并不是孤立的，这两者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从物质和现实的回报，到精神层次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我们的行为背后总有着复杂的动机和多重的驱动。别再骗自己了在这个充斥着“功利”的世界中，什么是真正的“意义”？有时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觉，或者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不仅追求自我满足，更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求外界的确认。这种追寻并不丢人，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容易被迷失在欲望的泥沼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活得很自由、很随性，殊不知，早已在无形中被社会的标准所束缚。你再怎么声称自己做某件事是为了“自己”，那也是建立在对他人看法的期待之上。所以，下次当你写下“为了自己”这几个字时，别忘了提醒自己：你其实是在为“他人”创造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最终会变成一种对自我认同的深刻渴望——你无法逃避，也无法彻底放弃。
从标签到自我独特性——摆脱社会期望的枷锁
在这个一切都被标签化的时代，日复一日的加班、无休止的自我营销、以及不断被社会要求“找到自己的位置”。身为个体，我们会觉得自己正在消失在这个巨大的、机器般运转的社会系统中。我们一方面被要求保持独特，一方面又被迫扮演一场看似永远也无法停止的角色扮演游戏——在“别人的眼光”中不断塑造自我。可问题是，这种“独特性”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吗？说到底，这份追寻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是更深的自我认同，还是更强的社会孤立感？写这篇的灵感也是来自于sqybi的文章《独特性和一周年的自我》，在文章的评论中我如此描述：每个人似乎都在和一种无形的时间匮乏症搏斗，脑力工作让身体疲惫，爱好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真正的“自我”在压力下逐渐消融，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无所有时，恰恰在不断定义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我们早已变得“独特”——尽管这种独特性多半只是一个由社会框架强加的标签。至于那颗永远找不到的“银弹”，它的存在早就被迷失在了对独特性的幻想里。真正的“自我超越”并非是不断涂抹不同的标签，而是看清标签背后的空洞与荒谬，揭开它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也不过是时间与经历的叠加，最终回到一个无聊的事实——“我就是我”，在所有的定义和叙述之外。什么是“独特性”让我们先从这个词开始，这个词本身听起来有些高尚，它给人一种我们是与众不同、独立存在的美好幻想。可有没有想过，这种独特性多半只是社会系统强加给我们的标签。社交媒体、职场竞争、甚至是自我提升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中为我们量身定做了一种“独特性”的标准：你得是最聪明的、最独立的、最具创意的、最懂自我管理的。仿佛所有的竞争和焦虑都源于对这一点的过度追求——独特，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就像那些穿着“自己风格”衣服的人，他们其实也只是顺应了一种时尚的框架。穿了这些衣服的人，是否真正有自我？还是只是跟随潮流的另一个标签的附庸？在不断定义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我们“独特”的自我似乎越来越模糊，逐渐被外界的期望所吞噬。当一个人说自己很特别，可当他在选择各种标签时，这些标签是否早就占据了生活的核心？无论是“独立思考者”，还是“批判者”，甚至“自由主义者”，每一个标签都是某种形式的社会期待，它们给人提供了一个预设的框架，让自己好像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确认，但它们也意味着自己已经无法脱离这个框架的束缚。自己依然在扮演“别人”眼中定义好的角色，只不过选择的角色听起来更酷炫罢了。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个朋友，原本只是想开始摄影，但他逐渐发现，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每一张照片，都不再只是为了记录生活中的美好，而是一种自我展示——这不是他真心喜爱摄影的体现，而是试图通过照片证明自己有品位、有独特眼光。渐渐地，他的爱好被“社交货币”所替代，摄影成了他向外界展示自我的工具，而不再是最初的纯粹兴趣。每个时代的文化压力都通过某种方式施加在个体身上，现代社会尤为显著。我们每个人都被告知要找到一个自己的独特定位，做“最特别的自己”，但这个定位常常是外界给定的。这些标签能让我们短期内感受到被认同、被需要，但在深层次，它们只会加剧我们对自己真实身份的迷茫。标签背后的荒谬在追求“独特性”的过程中，许多人陷入了自我定义的困境，渴望“超越”现有的自我形象，尤其是自我提升的“狂热者”。他们不断地试图在自己的存在中填满某种“空洞”，通过改变外部标签来逼迫自己超越当前的“自我”。然而，真正的自我超越并非是涂抹更多的标签，而是看清这些标签背后的空洞与荒谬。那些标榜“突破自我”的书籍、课程、演讲，最终只是在让人不断购买新的标签。越是追求这些“独特性”，就越是被困在这些标签所构建的框架中，仿佛“打破常规”的过程，实际上是另一种常规的追求。所谓的“自我提升”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我们这些忙于定义自己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追求的独特性不过是时间和经历的叠加。人生走过了哪些路？选择了哪些决定？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遇到某个人，做出某个特定的选择？所有这些因素看似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人，但当自己从某个宏观的角度回望时，这些看似独特的轨迹却只是时间的涟漪，是一段历史的延续，绝非什么天命般的自我彰显。写到一半，我发现ONO在《自命不凡症候群》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当一个标签被反复提及、重复加工后，它给人的“特别感”就会渐渐丧失。除非，我真的拥有他人未曾有过的体验、经历。否则标签带来的自命不凡更像是一种症候群，跟这个信息时代一样，被各种标签贴满。当我们再一层一层撕掉时，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又或者当标签被撕掉时——一些血肉也跟着被黏了下来，直到被撕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自命不凡”。反思“独特性”：是不是更真实的自己？这种对“独特性”的过度执着，也让我开始反思：究竟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更“独特”的自我，还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事实上，独特性来自于“没有别人告诉你怎么做的自由”，在这种氛围中，个体不再为别人的期望而活，而是依据自己内心的需求去创造、去表达。而今天，我们几乎每个“独特”的标签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期望在推动。我们想要成为“艺术家”，而不仅仅是因为热爱艺术，更因为这是一种受人崇敬的身份；我们想成为“环保主义者”，不仅仅是因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也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道德高地。如此一来，个体的真实需求会被外部的标签与标准所吞噬。真正的“独特性”应该是对自我的忠实，是我们在日常琐事和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仍能保持自我感知的能力，而不是对某些标签的盲目追随。我们是否能停止与他人比较，放下对“标签”的执着，而回归到一个更加自然、真实的自我呢？“我就是我”或许，真正让人恐惧的并不是我们失去的独特性，而是当我们终于意识到，所谓的“独特”不过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幻觉，我们会如何面对这种空洞的现实。在所有的定义、标签、社会规范之外，我们也许只能回到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自我认知——“我就是我”，就这么简单，没有理由、没有特别的解释。有时候，接纳这个“我就是我”的事实，反而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你不再需要通过不断的标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再为社会的期待所疲惫。你不需要去迎合那些预设的角色，只需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做你自己。在“独特性”变得如此重要的时代，或许最独特的选择就是不再追逐那份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完美答案，承认自己的平凡与普通，敢于面对那份简朴的自我。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需要通过“独特性”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本身的存在已经足够真实。至于所有外界的定义与期待，它们就像一阵风，终会消散，而我们依然是那个在风中摇曳的个体。
在起伏中寻找自我：双相情感障碍与创作欲
最近，我又陷入了情绪与精力的低谷。可能和我双相情感障碍有关连，我的情绪呈周期性变化，具体的周期我目前为止也没弄清楚。即使我现在能不依赖药物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依旧需要面对那些起伏不定的生活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我几乎不想做任何事情，比如不想做饭，甚至连打游戏的动力都没有，整天就靠外卖和速食对付，其他的时间就是看看书或者看电视。每天的正餐饭只有一顿，另一餐随便拿些谷物泡牛奶应付过去，睡眠时间也会拉得很长，仿佛浑身的能量被耗尽，只剩下想躺着的冲动。但这并不总是如此。又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会完全处于亢奋状态。那种亢奋给我带来无穷的精力，感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做不了，唯一的限制反倒是时间不够用。在这种状态下，我可能会研究做饭，做出一桌美食，或者写文章，又或者在网上和熟悉的人聊天。在这种状态持续的日子里，我的睡眠时间也会被极大的压缩。这种周期性的状态切换，毫无疑问地符合双相情感障碍的定义。幸运的是，我已经从两极化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所以即使偶尔处于躁狂或抑郁期，我依然能够避免做出极端的行为。在此，借用meta:sigh博客里的一张图，它清晰地展示了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曲线：图中标示出了五种不同的状态曲线，分别为：红色：双相障碍I型患者（Bipolar I），以至少一次完全躁狂发作为标志，通常伴随抑郁发作，躁狂期表现极为剧烈。黄色：双相障碍II型患者（Bipolar II），以轻躁狂发作和重度抑郁发作为特征，躁狂症状较轻，未达到完全躁狂的程度。绿色：环性心境障碍患者（Cyclothymia），轻度的躁狂和抑郁交替，症状不满足双相I型或II型的标准，但持续时间较长。蓝色：混合状态（Mixed State），躁狂和抑郁症状同时存在，情绪波动极为剧烈，复杂难以捉摸。紫色：“正常人群”（Normal），情绪稳定，偶尔波动，但总体保持在健康的范围内。正如图示的解释：M代表躁狂（Mania），H代表轻躁狂（Hypomania），E代表情绪稳定（Euthymia），d代表轻度抑郁（Minor Depression），D代表重度抑郁（Major Depression）。你也许已经发现，双相障碍I型和II型患者都有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期，而它们的区别在于，双相II型的高峰期只是轻躁狂，而不会进入完全躁狂期。即便过了这样剧烈的情绪波动，只要曾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躁狂发作，也足以被诊断为双相I型。回想最近，我整整八天每天都在发表一篇长文。这种集中产出的状态引发了不小的流量，但也招来了不少的恶评，甚至是人身攻击。换作以前的我，面对这些攻击，我可能会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抑郁情绪。然而现在的我，不再那么脆弱。虽然依然有不少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最近产量挺高啊！”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力过剩的直接反映。曾经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创作几乎停滞，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迫让我连打字都觉得费劲。那时我几乎无法完成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每天就只是勉强活着，精力匮乏，表达欲近乎为零。到了躁狂期，虽然有着源源不断的精力，但常常失去理性，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暴力倾向时有出现，极端的情绪波动让我在理性和创作之间游走，无法集中精神进行有意义的写作。至于我目前的状态，它看起来更像环性心境障碍的表现。但根据一些文献，若有过重躁、重郁或者混合状态史，就不能单纯地归为环性心境障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文件的第142页中也有指出：环性心境障碍的诊断要点包括：长期（≥2 年）心境不稳定，表现为大量轻躁狂期和抑郁期；轻躁狂期的严重程度或病程可能满足或不满足诊断要求，抑郁期的严重程度和病程不满足诊断要求；从未出现稳定的缓解期（持续时间≥2 个月）；无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史。所以，由于我有过重躁狂、重抑郁的历史，按照文献和诊断标准，我应该并不能划分为环性心境障碍的范畴，只能算是重度抑郁转双相后的恢复阶段，或许可以称之为“双相恢复期”。回顾我在这个博客的创作量：2017年和2018年，由于这个小屋并非我创作的重心，所以这两年的发文量一共只有6篇。2019年发文量涨到了20篇，那段时间正好是我事业繁忙的时候，也经常遇到糟心事。因为疫情的压力等因素，我的心里状态出现了问题，并被确诊重度抑郁症，2020年下滑到了9篇。接下来是我精神状态崩溃的两年，2021年下滑到了3篇，2022年依然是3篇。直到2023年病情得到一点控制后，逐步恢复到了14篇。2024年是我病情逐渐恢复的一年，并成功在年初脱离了药物的依赖，所以直到2024年11月结束，我发布了34篇文章。虽然其中不包括被我删除的若干长文，以及我在其他的独立博客和平台发表的文章，但是从数量上也能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和表达欲存在很大的关联。这些数字直接反映了我的情绪波动对创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正如我在Eltrac发布的《自我外化与表达欲》一文的评论中所描述：我自己的精力波动也特别明显。时常有那种突然涌现的精力，感觉能做任何事情，但也有时候，一觉醒来，连动一下都不想，甚至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种起伏和我自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有很大关系，它在我身上表现为一种躯体化的状态。这种情绪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能量水平。关于“表达欲”的部分，我通常完全凭直觉去处理它们。在我精力充沛的时候，脑子里如果有一个想法或话题，我就会立刻想通过写作把它写出来。那时候，写作就像是一种宣泄，是我用来“外化”内心世界的方式。如果还有精力剩余，我可能会通过做饭等方式来消耗。当我进入低谷时，我可能会转而去阅读、看电影，或者在游戏里打发时间。从我自身的双相体验来看，精力低的时候伴随的是自我外化的低谷。毕竟抑郁和躁狂两种状态，是两个反向的极端。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这种情绪的激烈波动，尤其是对创作欲望的影响。就拿我来说，创作欲望几乎成了我情绪的一个晴雨表，当我高涨时，写作时就像被电击过似的，灵感一波接一波；而当低谷来袭，我连打字的力量都没有，甚至连一点想法的火花也熄灭了。这并非是“懒惰”或者“不想做”的简单情绪，而是情绪本身具备了让人无法控制的物理性反应，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运作和身体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随着精力和情绪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在躁狂期，写作不再是“表达”那么简单，它几乎变成了一种解药，一种让自己免于内心崩溃的手段。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带着某种宣泄的力量，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与世界进行最后的对话：所有的情绪都被迫外化，每一行文字都承载着不可言说的痛苦与疯狂。而在抑郁期，创作则变得不再重要。我的内心像是一个死水池，静默无声，所有的表达欲望都被无情地吞噬。只剩下疲惫和空虚，不再有任何事情值得去做，甚至每一个念头也会在瞬间消失。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表达”自己？这种表达，是否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对于存在的某种回应？人类的根本冲动之一是寻找意义，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意义”或许就是通过文字、创作或者某种行为，试图把自己碎片化的内心世界拼凑起来，呈现给别人，或者是呈现给自己。可问题在于，我的表达欲并不是无休止的，它与情绪的波动紧密相连。当我充满精力时，创作欲望自然会强烈爆发，但同样的，当我低落时，它就会被完全压制。这不仅是“我想创作”与“不想创作”的简单对比，而是情绪本身对我的“存在欲望”进行了控制。这种控制就像是掌控我的身体、思想的一个隐形的力量。它告诉我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情绪的周期性切换，让我对自我认识有了直接的体验。自我意识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像是一面镜子，随着环境、时间和内心的波动而不断变化。情绪波动让自我意识成为了一个被外力操控的“表演”，它让我不断质疑：我到底是谁？是那种能量充沛的创作者，还是那个被压垮的，毫无斗志的自己？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在于如何定义自我，而是在于如何在这些极端的情绪波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周期性的切换，也让我实际切身感受到，自我并没有那么固定，它反而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一种存在。双相情感障碍或许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疾病，它也让我重新审视“人”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与自我作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精力、情绪、欲望不断碰撞、转换。正是这种不断的“挣扎”构成了我们真实的存在。没有稳定的自我，我们才能在每一次的跌宕起伏中，重新寻找活着的意义。在我看来，人生最可怕的并非是情绪的低谷或高峰，而是如同我在《无尽的“贤者时间”》一文中所描绘的一样，那种永远在低谷与高峰之间游移、迷失的空白期。那时候，既没有躁狂期的热烈，也没有抑郁期的低落，只有对生命的深深迷茫和对未来的无尽恐惧。或许真正的“治愈”并不表示要完全消除这种情绪的波动，而是能够在这些波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