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里的中老年人，饭桌上的导师
如果说一代人的青春是火焰，那么今天的中老年人，更多的是一堆潮湿的柴禾——燃烧不了，却总喜欢对年轻人指手画脚，仿佛他们才是火的主人。中老年人中有一些人从小被一套扭曲的价值观体系所影响：嘴上喊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心里却盘算的却是“只要自家孩子能上岸，别人死活不关我事”。这种价值观往下传，就成了一种悖论式的遗产：年轻人被要求听话、顺从、努力、奉献，而他们自己却活得自私、利己、推卸责任。于是整整一代人长大后，心理创伤和焦虑被包装成了“代际矛盾”，却少有人承认：这其实是上一辈价值体系的烂账。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寻找替罪羊。电脑是洪水猛兽，网络是精神鸦片，游戏是毁人不倦的妖魔。凡是年轻人能找到安慰的事物，都要被他们指责。可等到自己退休后，抱着手机一天能刷十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被低劣的算法牢牢套牢，甚至成了电信诈骗的头号受害者，却丝毫不觉得有问题。先把账目摊开。社会曾把“网瘾”当“精神鸦片”，直至2009年官方明令禁止用电击“治疗网瘾”，才算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踩了刹车。可十多年后，“游戏是精神鸦片”的标题又在大报网站挂出又匆匆撤下，给受惊的家长一点点情绪合法性，也给一些机构继续贩卖恐慌留了缝。这两次高调与急刹之间，是整整一代孩子的青春；家长在“救救孩子”与“教育责任缺失”的两难里摇摆，学校与一些机构用铁腕方式收拾复杂情绪，最后把失败甩给了游戏、互联网、乃至“西方文化”。而数据从不站队，它只照出谁在“杀时间”。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统计，短视频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156分钟，居所有互联网应用首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里50岁及以上的约占三成；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0亿，占总网民的九成之多。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10-19岁、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2.8%、18.9%和16.3%：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为33.5%。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85亿人，较2024年12月增长1490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1%；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55.8%。也就是说，“刷短视频的叔叔阿姨”不是段子，他们是真实、庞大且活跃的用户群。所以，当一些长辈指着屏幕骂“手机害人”，转身在“民间神医”“情感导师”的直播间里疯狂打赏，这不是道德失败，而是信息饮食的失败，把高糖分、强情绪的内容当成了主食。其中更尖锐的是情绪的传承。饭桌上的“要爱国、要吃苦”，在微信群里变成“抵制、喊打”的即时快感；对复杂世界的焦虑，常被变成黑白对立的道德指控。别急着把这叫“仇恨传统”，这更像一种低成本的自证清白：当结构让人无力，便需要一个廉价而响亮的正义姿势。这种由集体强化的道德盲点，不是某个人坏，而是环境诱发人群以为自己正义。于是，我们见到了一边在道德上要求年轻人“牺牲、顺从”，一边在日常里又把责任推给“平台”“学校”“社会风气”。替罪羊的仪式总要开始：先找一个对象（互联网、游戏、某个国家），把复杂的问题塞进去，再齐声松口气。这种“替罪机制”，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几乎处处都充斥着。当家长把一切归罪于“网毒”，就会错过真正该看的东西：家庭沟通的惯性冲突、评价体系的单一、以及少年自我叙事的贫瘠。把抑郁当成“任性”，把焦虑当成“抗压差”，比网络更先一步伤人。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仇恨看起来十分廉价。既要在口头上无脑宣扬爱国，又要抵制欧美文化，表演式地喊几句“买国货”，转头却为了便宜一块钱，在某些平台上买来劣质食品、日常用品。对日本文化充满仇恨，但偷偷看日剧、买日本电饭锅的人，也恰恰就是他们。仇恨的本质不是原则，而是情绪发泄的出口，哪里容易宣泄，就往哪里吼。思维局限是他们的标志性特征。他们常常把“社会整体素质”挂在嘴边，却从不反思自身。任何问题出现，总要找个“敌人”：年轻人不听话，媒体不正派，西方在渗透，资本家在压榨。唯独不可能承认，自己数十年间从未真正提升过认知，未曾建立过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既是“被荼毒”的一代，又是“继续荼毒”的一代。他们是社会教育的产物，却甘愿把这份教育再喂给下一代。他们在被支配时痛苦，却在轮到自己时享受支配的快感。于是整个社会像是陷入了循环：愚昧被复制，偏见被延续，权威被伪装成经验。年轻人的焦虑、抑郁、无力感，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了这份“烂遗产”。有人用“原生家庭”解释这一切，但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不正是由大批这样的中老年人共同塑造的吗？他们是道德绑架的传播者，是情绪化的煽动者，是社会保守性的根基。他们一边痛骂年轻人“不懂事”“玻璃心”，一边却又最容易受谣言煽动，最容易被不实信息带风向。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中老年人如何落伍”，而是他们在落伍的同时还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他们把狭隘当智慧，把偏见当正义，把无知当经验。而这一切，不断加深了年轻一代的心理负担。无奈的是，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他们又会成为“弱势群体”，会被社会叙事要求“尊老”“敬老”。到那时，年轻人还得一边背负因他们而来的创伤，一边继续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的荒谬局面，本身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写到这里，我并不想宣判“中老年人有罪”。相反，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同样被机器与叙事驯化的受害者，代际的焦虑从未被真正安放。短视频刷到麻木、直播间里被收割、电诈短信里“快去加群”的召唤，这些都在说明：问题从不是“他们”，而是一个把人当作注意力矿脉的系统。我也不打算把希望押注在“下一代更聪明”。我只反复提醒自己，别让批判沦为优越，别让锋利失了体谅。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话说得更重，而是把结构说清：信息饮食要控糖，家庭沟通要减盐，公共叙事要学会“慢火”。当长辈把短视频关掉十分钟，孩子把游戏关掉十分钟，我们就从彼此的故事开始：谁在害怕、谁在逃避、谁在等待被理解。如果一定要给这篇文字一个方向，那就是：人可以被喂养，但也能重新选择喂养什么。愿我们都别再把对方当作问题本身，而是一起把手伸进那台制造问题的机器里，摸清它的齿轮与脾气，然后关掉它最吵的那一档。
有人把安全感当成奢侈品，偶尔用来犒赏自己；而我则像个末日仓库管理员，把它当成命根子，拼命往生活的每个角落塞，塞到没地方呼吸为止。别人觉得安全感是“让人放松”，我这版本的安全感，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窒息。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总是对细节这么苛刻、对风险这么敏感。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错位的世界。别人出生的时候，地面是平的；我出生的时候，地面就已经倾斜了。小时候，我的安全感不是被“失去”的，而是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它不是某天突然塌的，而是我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随时会塌的地方。就像一个人不会对一块悬崖要求稳固，因为自己知道那是奢望，自己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走、不断地探路。理想中的童年，是父母的怀抱、确定的规则、无条件的保护；我的童年，是怀疑老师布置作业听漏了一个字的恐慌，是日常中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招致灾难的现实感。错漏的不是作业和细节，而是我对世界的掌控。于是我学会了一个技巧：用控制来替代安全。控制是有形的，可以计划、可以执行、可以验证；而安全是抽象的，不可证明的。我开始用列清单、设防线、做最坏打算来安慰自己，只要我考虑到了每一个可能出错的地方，就能骗自己“我在安全的路上”。后来学了一些专业知识，才发现各行各业本身就是草台班子，漏洞和风险到处都是。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降低预期或者学会接受不确定性；我不，我是那种在洪水面前还想修一条更高的堤坝的人。于是我干脆转到安全相关的行业，把焦虑职业化。外人看，这叫严谨；我知道，这只是把我的生存本能变成了产出指标。在我看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焦虑正当化”的舞台，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那套灾难预演与风险清单变成工作技能。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控制型安全感”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不是在减少风险，而是在增加依赖。每一次防御成功，都会让我更依赖防御；每一次没出事，都会让我更确认，如果不防御，就会出事。这就形成了一种强迫循环：行为缓解了焦虑，缓解本身又反过来强化了行为。久而久之，我的世界里只有两类事：已经控制住的，和还没控制住的。装修，就是这个循环的放大镜。格式条款要额外签订列举出可能出现各种情况的补充协议，请靠谱的三方监理，施工细节一条条对照法律和行业规范，每日从早到晚在工地监工，水电开槽时我要盯着每一根钢筋的状态，电路必须入管且满足管内空隙，燃气必须有报警装置，厨房柜体必须通风，各种物品必须做好仔细的保护，尺寸与设计方案一遍遍地核对等等。这些都不是个人喜好，而是我赖以维生的生存法则。别人看似我是在装修房子，其实我是在修一座能抵御一切不确定性的堡垒，只是我没意识到，堡垒和牢笼的结构在建筑结构上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一种错位的依附模式，当原本该提供安全感的关系（家庭、社会）失效时，人就会转向物理环境、制度规则、甚至仪式化的流程去寻求替代依附。这种替代看似可靠，因为它可控、可量化、可反复验证，但它的问题是，它无法回应情感上的缺口。就像你可以用钢筋混凝土筑一座城墙，可是你依然可能在夜里被孤独吓醒。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所谓“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无论我做多少准备，风险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位置；无论我设多少防线，生活依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它。可我的大脑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一旦承认，我就必须面对那个最原始的真相：我根本没有能力让自己绝对安全，而这个世界也没打算让我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我已经被焦虑压得喘不过气，我也不会轻易松手。那种彻底的空虚，比焦虑更可怕。焦虑至少让我觉得自己还在做点什么；而空虚，是直接告诉我“其实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总有人会劝我放松，说“你不必这么紧绷”。可他们不明白，对我来说，放松不是一种休息，而是一种暴露。我若真的放松，就得和这个世界摊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站在倾斜地面上的人，承认自己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安全感。那一刻，我可能会彻底崩塌。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不断地在安全与焦虑之间筑墙，不断地在墙内外来回踱步。偶尔，我会想，如果有一天这堵墙自己倒了，会不会反而轻松一点。但我知道，我多半还是会捡起砖块，再砌起来。毕竟，一个习惯了在堡垒里睡觉的人，哪怕堡垒是牢笼，也不敢真的睡在荒野里。
“受害者”是道德高地的天然居民，是悲剧舞台上的聚光灯，是内心“我比你惨”的终极投影。可一旦靠近了，才发现，“受害者”有时不仅是可怜，还有一身的刺。你以为你在给对方递上一杯热茶，结果却被扎得一手血。不是因为你不够温柔，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所有温柔视作威胁。他们裹着伤口走来，牙齿却早已磨得锋利。这是一些自称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写照。本以为你迎接的是一个需要拥抱的孩子，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把伤口当作武器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所谓“需要理解”的人，比任何人都擅长误解。互助小组、患者群聊，像一座冬眠动物的洞穴，里面聚着一群相互取暖、也互相扎人的刺猬。伸出手去，是想牵一把，但下一秒可能会用带血的针指着你，说：“你根本不懂我。”当然不懂，毕竟没人能完全与他人共情、感同身受。他们的确遭遇过创伤，但他们也许并不想被真正“理解”——只想让你承认他们的伤口比其他人深，比其他人痛，比其他人纯粹，比其他人干净。他们不想疗愈，他们想胜诉。有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共情，而是在寻找一个不敢还嘴的观众。可惜的是，有些人真信了。被“你不懂我”三连击倒后，还真去读心理书、看创伤研究，努力提高共情力。却没意识到，问题不一定是共情不够，而是他们根本不允许你共情。他们想要的不是桥梁，是壕沟；不是和解，是绝对的主场。任何不完美的倾听，都会被定义为“歪曲”；任何试图靠近的脚步，都会被解读成“冒犯”；任何你没说过的话，都会被他们“感受到”。这时候或许会意识到：有些人或许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已经用“受害者”身份攻击他人，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施害者。说到底，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痛苦，但我们希望自己的痛苦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原罪——于是，如果你敢说“我能理解”，那便是对我苦难的亵渎。于是，“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成了一种刺猬式的自我防卫，同时也是一种暴力的反击。这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主权：我的创伤是我最后的领地，谁也别想越界。不能责怪他们带刺，毕竟那是他们在世界上存活下来的唯一武器。但也需要承认，靠近他们的人，哪怕是真诚地想要理解，也很可能被误伤——更残酷的是，被刺的往往是那些同样伤痕累累的人。我见过一些互助小组里的人，初来乍到时满心期待“终于有人能懂我了”，不出三天，就开始互相拉黑、互相举报，理由是“对方冒犯了我”。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移情崩解，也可以说是创伤中的自恋相互碰撞的火花——但更实际的解释是：两个都在燃烧的人，是无法互相取暖的。他们需要的不是镜子，而是观众。观众可以静静地听他们倾诉，不提出异议，不补充观点，不讲道理，更不揭伤疤。而一旦你不小心成了镜子，反射出他们不愿面对的东西，恭喜你，你就成了新的加害者。共情太多，是虚伪；共情太少，是冷漠；理解太深，是操控；理解太浅，是愚蠢。总之，你有罪。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受害者的攻击性”已经成了一种被默许的语言游戏。在它的语法中，受害是最高通行证，无需任何修饰和解释；而试图理解，则是僭越，是入侵。更难受的是，这些语言规则不是发疯的结果，而是精密的、社交媒体时代训练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每一句“你曲解了我的意思”，背后都站着成百上千个点赞和转发的幽灵。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类行为并不罕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时代，很容易不再相信“理性争论”的可能性。你一旦表达观点，就等于在宣战；你一旦表示担忧，就等于否定别人。一个人曾经遭遇过痛苦，如今便拥有了道德赦免权。而一旦你试图辩解，说“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就反手一击：“你在PUA我/你在曲解我。”很少有人说：有些痛苦其实不值得尊重。不是每个创伤都构成了高尚的理由，也不是每个情绪都可以合法地伤人。精神分析中，未被处理的创伤会以重复的形式再现，这是“强迫性重复”。只是如今它被包上了话术的新壳：创伤不是被承认然后疗愈，而是被神圣化并据为己有。甚至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可以调配人际关系的筹码。有人个人账号介绍说“我是985硕士”，也有人用说“我重度抑郁、家暴背景、边缘型人格”。你不对他们小心翼翼，就是“标签歧视”。是的，这个世界确实不够温柔，但一些人用“敏感”要求全世界温柔以待，自己却不肯放下武器。我们开始将“善意”与“脆弱”混为一谈，却忘了：真正的脆弱，不是你不能碰我，而是我愿意放下壳。有些时候，我确实觉得心理学让我们过于习惯于“理解”，而不再质疑。“他攻击你，是因为他在保护自己”——这是正确的解释，却不是所有的真相。真相还包括：他攻击你，是因为他知道你不会还手；他把你当垃圾桶，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了受害者圣人。我们该面对的现实是：创伤从来不是“无辜”的，它也会繁殖新的“暴力”。我并不是否定“受害者”的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者”。事实上，我自己就是长期陷在创伤回声里的那个。但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总用刺来保护自己，最后我就只剩下一堆刺。没有人靠近我，不是因为我不值得被爱，而是因为我让人无法靠近。不是世界太冷漠，而是我先关闭了入口。所以需要小心，别被“我只是个受害者”这句话迷惑，那有时不过是“我是个合法刺客”的遮羞布。你以为你在救人，实际上你被当成了可以随便练习攻击的沙包。这个世界需要同理心，但不是受虐倾向。也许很多人包括我曾经也是刺猬，也想过用针扎那些走近你的人，因为太怕了。但终究应该明白：用刺保护自己，最终会让自己变成孤岛。而若真的曾被伤害，就该明白攻击是不会带来安全感的——攻击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相信世界就是危险的。久而久之，就再也无法相信善意。当发现自己在刺别人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把“别人应该理解我”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需要对方自愿给予的礼物。刺是活下来的工具，但不是活下去的方式。自己可以痛苦，但别把痛苦当成武器；自己可以防御，但别把防御当成正义。人类关系最脆弱的部分，不在于恶意，而在于误解。而误解常常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太怕被看见。于是宁愿把看见自己的人刺伤，也不愿让他们走近。这就是刺猬的悲剧：他们渴望温暖，却让靠近的人流血。但温暖不会凭空到来，它只能在彼此卸下盔甲的那一刻发生。真正的疗愈不是让世界小心翼翼地不碰自己，而是开始愿意少扎别人一点。终究得学会脱壳，哪怕很慢，哪怕会痛。但如果总是用受害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控制欲和攻击性，那就不是在康复，而是在退化。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正在把别人也拖入那种自己曾经痛恨的、压抑、冷漠、无法理解的世界里。自己有伤口，这是真的。但自己也有选择，这更重要。愿我们都不再是那个把同类逼走的刺猬。
近况：在幻觉与无力感之间的荡秋千
这篇文章是我在前段时间心理状态比较低落时，深夜躺在床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胡思乱想时，用手机语音记录下来的初稿。经过一番修改才成文。为什么要把它发出来呢？经过一番思考，大概是因为这两天状态稍微好转，翻到这篇文章，想分享一下人在情绪低谷时的真实感受。当我心情好转，回头再看这篇随手写下的文字时，我也意识到我自己都快受不了了，全文充满了负能量。所以，早睡真的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像我一样有精神问题的小伙伴们，深夜容易陷入负面情绪，胡思乱想。诶嘿。最近这段时间，我活得像一台开着省电模式的旧手机：电量红得发紫，屏幕亮度暗得像坟墓。外界的一切声音，争吵、倾诉、分享、邀约，在我耳中都像是被泥巴糊住的广播，偶尔能分辨出字，却完全激不起回应的欲望。我大概也明白，这不是因为我顿悟了什么存在主义的真理，也不是因为我修成了圣人。单纯只是双相低谷期带来的副作用：脑子像是被冻住的湖面，水底明明还有流动，但冰面上什么都动不了。这期间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有人在发邮件给我。对不起，我全都看到了，但我真的提不起笔去回。不是我突然变冷漠，也不是我架起了什么自恋式的高冷人设。说得直白一点，我连刷微信看朋友发来“在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见我一直没回，调侃我是不是微信号丢了，我一边盯着屏幕上那条消息发呆，一边想：是啊，丢了，大概是连同灵魂一起寄存进了哪家精神病院的冷冻柜里。更搞笑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也对身边各种人类小剧场的喋喋不休产生了一种近乎冷酷的厌倦感。你和别人吵架？你在社交平台上和人对线？对不起，我连一丁点的兴趣都提不起。你们在争些什么呢？名誉？面子？理论？观点？这些词语从我脑海里滑过去的时候，像是听到了小孩在为了棒棒糖打架。无趣到一种想笑的地步。我并不是站在什么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众生，我自己不过是个摔进泥坑里打滚的人，只不过当你摔得够惨的时候，看着别人为了那一点破事互掐，真的，只能感叹一句：人类真是太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幻觉了。有些幻觉叫“正义”，有些幻觉叫“自尊”，有些幻觉甚至披上了“爱”的名号。但不管包装得多漂亮，本质都是一场场无意义的表演，一种自欺的盛宴。赢了输了又如何？不过是在一场梦里改了改剧本而已。有人可能会说我冷血、无情，缺乏共情能力。其实我当然知道“共情”这玩意的重要性，甚至还能给别人分析一整晚各种心理创伤与治疗方法。但笑话归笑话，现实就是，我明白的东西，并不等于我能做到。知识不会直接变成德行，就像知道熬夜伤身，不代表我今晚就能早睡一样。有时候想，如果道德是靠理解来获得的，那人类早该全体成圣了。但看看现实，连个破聊天群都能天天爆发口水战，这说明什么？说明理解只是廉价的符号，而行动才是罕见的奇迹。最近看动画、电视剧也格外无感。剧中的角色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被各种无聊的执念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坐在屏幕前，看着里面无比闹腾的角色，只能冷冷地想：“你们全毁灭了也没什么可惜的。”这大概是病态，也大概是清醒。谁知道呢，反正，宇宙不会因为谁哭了就多掉一颗星星，也不会因为谁赢了辩论就停下熵增的步伐。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自己这种状态比很多“正常人”还诚实。至少我承认了自己的麻木，不再为了保住什么“好人设”强行装出热情。至少在这个巨大的精神市场里，我没有继续兜售假冒伪劣的同理心。至于“集体荣誉感”这种东西……呵，别逗了，我连自己是不是今天能活下去都有点不确定，还想让我为某个群体高呼口号？个人主义？那又怎样？能在这个世界上保持一点点自我，哪怕是最微小的自我，已经够难了。有些人把个人主义骂成自私。我不反驳，也懒得解释。毕竟，在这个每个人都在拼命从别人身上攫取认同、情绪价值、身份感的社会里，能够坦然说一句：“我就是只在乎自己的活人”，反而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诚实。当然，我也清楚，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双相的节奏总有一天会把我推向另一个极端——那时候，我又会激情澎湃地觉得万物皆有意义，世界值得歌唱。但在此刻，我只是一个困在冬眠状态的哺乳动物，静静等待着，等待着那场未知的春天，或者，另一次漫长的黑夜。反正，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不是吗？
寻求共情只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从外界依赖中解救自己
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无法触碰的角落，那里藏着未曾愈合的伤口，像是一个默默蠕动的黑洞，时不时地露出尖锐的獠牙。人们习惯性地回避它，把自己锁在无形的牢笼中，甚至把痛苦当作理所当然。尤其是当这些伤口与心灵的其它痛苦交错时，人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寻求他人的共情，寻求慰藉。人们常陷入这种反射性逃避，像是溺水的人紧紧抓住漂浮的木板，认为自己可以因此重生。可惜，真相是，这种逃避不过是自我安慰的遮掩，无法抚平内心的创伤。共情从来只是暂时的庇护，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认知——痛苦的根源与解药痛苦的本质，究其根源，正是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人感受到的痛苦，并非外部世界无情的压迫，而是自己的认知、自己对现实的解读与其实际状态之间的落差。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背后都有一套自我解释的机制，这些解释扭曲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把简单的事件变得沉重，把轻微的压力变成无法承受的负担。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个体与自我的认知形成了某种病态的共谋。个体的脑海中不断放大那些恐惧、羞耻与愤怒，它们像是无形的枷锁，越是想挣脱，它们就越是死死缠绕。而这些认知的改变，非但不能一蹴而就，还要求个体抛开虚假的安慰，去勇敢地直面那些从未触及的内心恐惧。正如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时，药物治疗主要是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的负面情绪，当药物缓解了PTSD患者的负面情绪后，认知会更理性，减少出现创伤性画面的可能。然而只能缓解，很难彻底根治，属于治标不治本，一旦脱离药物，可能状况会继续复发。想要进一步治疗，则需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BT）等额外的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包括了认知重建和暴露疗法等，除此之外还有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在认知重建时，心理治疗师会引导患者察觉到一些对自己创伤事件的扭曲认知，治疗师会与患者深入沟通，寻找到患者的扭曲认知，引导对方用更加理性、积极的认知取代。暴露疗法属于行为疗法的范畴，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面对恐惧，而不是逃避，从而打破其对心理的束缚。这几项疗法目前被证实是很有效去解决PTSD的治疗方案。然而PTSD患者，因为治疗过程痛苦，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暴露疗法脱失率高，往往会选择逃避治疗。依赖他人共情，逃避自我然而，面对痛苦时，人们容易选择逃避自我，寻求别人的共情、理解和认同。人们渴望别人的理解、认同、他人的同情，认为这能为自己带来片刻的慰藉。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寻求他人共情的背后，只是一种自我回避的本能。个体通过向他人倾诉来寻求共鸣，仿佛能从外界获得救赎。然而，无论他人如何理解自己，说各种安慰的话语，这份共情总会在某一时刻消失，回归到原本空洞的内心。共情无法填补真正的裂缝，它仅是缓解痛苦的表面工作。深层的自我修复，必须由内而外，必须由自己来完成。正如我之前的一文《受害者与加害者》中，我提到：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 “魔咒”：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 “精神导师”。痛苦是无法完全被 “继承” 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在该文的一条评论的回复中，我也提到：原生家庭作为个体出生后长大所在的家庭，对一个人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具体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是个人选择，如我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有斩断 “魔咒” 的可能，如果一味的逃避，将所有的责任全归咎为原生家庭，那就是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自主选择。在这篇文章中，过于寻求父母的认同，认为父母必须与自己一样感同身受，本质上是一种“逃避”，也是在否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拥有独立选择的可能。同理在本文中，过于寻求他人的共情与认同也是如此。寻求外在共情与认同本身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麻痹自己。过于追求认同与共情，实质上是将造成目前一切结果的责任均抛给“大他者”（the big Other），责任全部“外化”，却无视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责任。让我们不妨稍微打破一下理想化的心理治疗幻想。很多人以为，只要得到他人的陪伴和理解，就能从深渊中走出来。但这种想法，正如那些饱受创伤的患者依赖药物而忽视了更重要的治疗过程。情感共情固然重要，但它的作用不过是临时的应急反应，像是为了减轻外伤的疼痛而缠上的绷带。“我能感同身受”、“你辛苦了，这么久了真不容易”、“加油，我们支持你”这类话语，对于情绪激动的人或许能短暂的缓解伤痛，但终究只是短暂的，无法实质解决问题的麻醉剂。真正的治愈，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重建，是一种自我觉察的过程，而非依赖外界的感同身受。这一点我以我自己亲身经历，记录在了《从药物依赖到自我审视与重塑》，来解释了如何自我重建。所有的心理疗法，都是在引导你去直面那个痛苦的核心，而不是一味逃避。真正的自救，来自自我觉察与改变那些寻求外界理解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只有在自己内心找到出口，才能真正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依赖他人共情，只会让自己在情感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救的机会。真正的自救，是敢于直面内心的黑暗，敢于剖析自己的每一寸认知，敢于面对那个自己不愿面对的真相。它需要你去摒弃所有自我安慰的念头，去拥抱那些痛苦的自我认知，去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心理学中，认知重构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自我挑战与深刻反思，而这些，正是自救的核心。自我疗愈并不轻松。它不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而是一场深入骨髓的内心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不断质疑自己。不是质疑自己做的不够好，而是挑战那些已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每一次的质疑与否定，都是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当你站在黑暗中，敢于对自己说出“我会走出这片迷雾”时，治愈的种子才会在心底发芽。真正的治愈，来自你内心的蜕变，而不是他人温柔的宽慰。自我认知改变，才是痛苦的终结。自救之路，孤独而漫长当自己在无助和迷茫中挣扎时，别再期盼外界的安慰和共情，不要再在他人的理解与认同中寻找安宁。真正的自救，是勇敢地走入自己的内心，承认痛苦，理解痛苦，直面痛苦，并最终打破它。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但唯有在这条路上，自己才能摆脱外界的虚假安慰，迎接内心的真正解脱。
受害者与加害者：原生家庭痛苦的代际传承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家庭是每个人最初的“庇护所”。这是一个理应为人提供最初的支持、关怀和归属感的地方。当家庭成为伤害的源头，这个原本安稳的港湾便转变为一个无形的牢笼。但是在家庭关系中，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角色不如表面上那么明确。人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你明白，父母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似乎温情，却让父母的过错得以合理化，更让子女的痛苦无处可诉。家中的长辈，无论是父母，还是更远的祖辈，在情感上受到过创伤，甚至未必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却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这种创伤施加到下一代身上。它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虐待，也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言辞暴力，经常是在一种看似温和、日常化的家庭互动中，以隐性压迫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隐形”暴力，更具破坏力。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将自己的精神困境、情感压抑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或许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也许只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与焦虑。甚至从未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就是一种加害。无意中，他们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传递给下一代。孩子们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不仅要面对父母的期望和情感缺失，还需要承受“原生家庭”所赋予的负担，这种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时候，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就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似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我们可能正逐渐成为对下一代或者他人的“加害者”。我们习惯了从父母身上获得自我认同，习惯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期待，最终，我们的身份也被这种“需求”所绑架。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时，也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他们的情感模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未解的创伤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加害”，也是一种代际间的情感“遗产”。如同我之前的《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一文中，那位年入千万的女性案例一般。代际传承是一种看不见的链条“遗传”一词，在许多人眼中总与基因、血脉相关。然而，情感的遗传却是一种比基因传递更为深刻、更为潜移默化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会忽略情感与心理上的代际传递。父母所经历的痛苦、失败和未能愈合的伤口，容易无声地传递给孩子。你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继承了他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继承了他们未能处理好的情结（未竟事宜）和心理模式。抑郁症、焦虑症，甚至更复杂的情感障碍，不是单纯的生理或心理因素，更多的是家庭中的痛苦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父母的情感空虚、逃避责任、冷漠甚至暴力，都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他们不需要言辞去传递这些“遗产”，孩子们就已经感知并深受其害。父母没有意识到，这种代际的痛苦传递不仅是精神或情感的“遗传”，它是一种“生活模式”的继承，是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观念代际转移。在莫比乌斯的《艺术家的诅咒》一文中，我也如此评论：「抑郁会遗传」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这种“遗传”并不是基因传递，更像是原生家庭环境中的一种情感和心理模式的延续。例如，抑郁症的孩子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可能父母一方或双方就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源自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背景。这样的问题会在不知不觉中代际传递，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继承。责任的模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失衡社会普遍期待孩子理解父母的辛劳，并且原谅父母的过错。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常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父母通过“养育”子女来获取道德上的高地，他们的牺牲、付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子女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负担。父母的伤痛被不断放大，转化成一种“父母为人不易”的情感，父母的过错也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让孩子感恩。问题在于，孩子并不是“为父母好”的唯一工具，特别是在父母已经无法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化认知去反思：在无形中，这种亲子关系中的责任错位，可能会加剧父母对孩子的伤害，而孩子则被迫在这种责任感的牢笼中自我压抑。父母的情感未愈合的伤口，最终往往会在孩子的生命中不断被重演，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代际传承的影响，从家庭到社会不过，这种代际传承并非仅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传递的痛苦和创伤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模式。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情感冷漠、心理压迫，或者无力感的培养，那么他在社会中也许会继续延续这种情感模式，逐步影响到他与他人，特别是与同龄人的关系。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们，会用自己从父母那边“传承”下来的“个性”，伤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关心他们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代际传承甚至通过文化、教育等社会力量得以进一步放大，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现象：当社会上充斥着焦虑、无力感、冷漠和疏离时，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这一切，是否与每个家庭的“原生创伤”有关？不止是个人，整个社会的情感气候，都在不断地传递着上代人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追溯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历史和记忆，甚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是隐形的，是潜移默化的，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无处不在。扭曲的救赎与责任的归属最为讽刺的是，虽然每一代人都身处在这种无形的压迫和伤痛中，但却无法意识到，这种痛苦与他们的“责任”紧密相连。很多时候，人们容易会陷入“父母给了我们创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治愈”的误区。人们希望在父母的期待中找到自我认同，努力去弥补他们的遗憾，试图用自己的“善意”去解救他们。然而，这种“救赎”的过程是自我牺牲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创伤是无法由下一代来治愈的。在这种情感的负担和扭曲的责任感中，很容易迷失。于是开始将自己的人生与父母的需求捆绑在一起，努力填补他们的空缺，却忽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救赎”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真正需要救赎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魔咒”最令人痛心的，并非父母的过错本身，而是父母将这些过错投射到孩子身上时，带来的无尽内疚感与责任感。当我们还在努力理解父母的痛苦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推入了同样的漩涡。这种情感上的“投射”，让许多孩子即便已经成年，仍然被父母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所左右，深陷于无法自拔的负罪感中。在《究竟什么是爱》一文中，我就分享过我的母亲，在几十年的中如何被我外公外婆用各种方式威胁与掌控。真正的解脱，并非从父母那里寻求理解或拯救，而是从自我开始。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父母虽然曾为我们做出了种种牺牲，但他们并不完美，他们的痛苦并不完全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我们才有可能挣脱这条情感链条。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然而，现实是，父母不能也不应当承担这一角色。他们的伤痛未愈，我们更不应该替他们疗伤。真正的自由，不是在父母的阴影下努力理解他们，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走向独立和成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治愈”父母，也没有义务承担他们未曾解决的情感负担。我们需要学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打破家庭中的情感依赖模式，独立于他人的期待之外，去寻求自己的解救。这不仅是对自我的解放，也是对父母的“放手”。如同我在桜庭夜的文章《我究竟该如何长大？》一文中的评论：能把这些内心的烦闷写出来是很好的，你做的很棒。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孩子可以解决的了的。父母这种关系，当初在一起，是父母的错，他们做为成年人，理应自行承担后果。我作为从一个原生家庭脱离的人，在阅读你的文字时，也想哭。你作为后辈，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并不平等，你很难去干涉他们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通过有意无意的，将这种责任甩给你，是他们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你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独立承担这种事情。不少父母自己性格和认知的问题，也是他们在自己扭曲的原生家庭长大中导致的，他们也应该自己救赎自己，而不是靠孩子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找机会脱离于这种痛苦的家庭，走到远方，过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独自生活，又或者是和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不要变成和父母一样的人，斩断这种“魔咒”。很多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一定要奢求从父母身上得到救赎和爱，最爱自己的是自己本身，其次是爱你的另一半。桜庭夜也对我的评论做了如下回复：的确，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家庭“遗传”，他们会将冷漠、暴戾、虚伪、小气带到自己的人生中，并继续戕害他人和自己的下一代。我也希望我能使这些残酷的事情从我这隔绝。希望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并没有从父母身上奢求救赎和爱，我从小就体会了很多他们冷漠无情的话语。然而我也感恩他们对我的养育，所以我由衷希望他们和家庭能过得更好。但是显然我目前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hhh谢谢白熊阿丸的评论，你的评论让我感受到力量。——桜庭夜从更广义的层面看，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代代情感创伤背后的根源，并通过自我觉醒和反思去打破这种无形的传递，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走出这一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父母的“救赎”，更不需要他们给予的爱与责任。最爱自己的是自己，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自身的觉察和力量。痛苦是无法完全被“继承”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而走出痛苦，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放下那种负担，放下父母未曾完成的“任务”，活出自己的样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我和自己和解的一年——从药物依赖到自我审视与重塑
快年底了，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年。今年1月份，我就开始着手停药。到5月份时，精神科医生宣布我可以不再依赖药物生活，也不需要去医院复诊了，算是“正常”了。虽然仍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残留，但我已经可以不依赖药物，主动克服这些问题。可以说，上半年我基本上忙于调节自己的药物依赖，避免出现戒断反应。下半年则是想办法适应脱离医院、脱离药物后的正常生活，因为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正因为治疗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我才有时间从过去忙碌的工作中抽身出来，用四年的时间，直面自己，反思自己，与自己和解，直面内心的心结，处理自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这几年来，我接触了不少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神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此同时，他也从法学和哲学转向精神分析学，并以我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两人常常会因某个具体观点，深度交流到半夜。在交流中，我学到了很多，也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没有他的陪伴，我也许无法坚持到现在。到了第四季度（或许用Q4这种表述会更有社畜感），随着我的状态进一步好转，我决定将一些思考整理并写出来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有朋友通过各种渠道问我：“最近怎么这么高产？”的原因。频率最高时，我一天能写一篇大长文，因为除了睡觉和吃饭，我几乎都在电脑前写作。写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自己整理并释放内心的压力。我在《情绪释放的重要性》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对我而言，写作的动机大约有六成是为了从我所接触的知识中，结构化地整理思考、表达内心的想法，四成则是希望能让别人看到，与那些有相似想法的人产生共鸣，算是帮到别人，也很符合我的初心。正因如此，我的文章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没想到的是，我的写作引发了不少共鸣，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冲突、人身攻击，甚至是黑客的长时间攻击。不过，这些都是必然的。人与人的思维本来就不完全相同，有些人会反对我的一部分观点，而有些人可能会全盘否定，这很正常。毕竟，这是我自己的思考，也是我结合所学的知识进行的分析。即便是专业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知名著作和论文，也会受到大量批评，更何况是我。我并不指望让所有人都喜欢我，甚至即使很多人讨厌我，我也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很多心理问题正是因为长期压抑导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经常收到很多人的感谢。有的是在评论中，有的是私信或邮件，他们表达了感谢之情。其中不乏一些抑郁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生活困顿的人等等。我的文章也帮助一些人解开了多年的心结，重新振作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实用性和科普性的文章，帮助了不少人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或者反思自己的信仰。这也证明了，我所做的这些与他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我的很多文章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内核有些是共通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表述。我通过对自我的一点点解构，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当自己试图拆解自己时，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把过去的每一个断裂、每一个失落都映射出来。人和人之间，虽然在生活的表层差异巨大，彼此之间有着无法填补的裂缝，但在深层的心理层面，仍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种相似性不代表我们活得相同，而是我们面对同样的情感荒原时，都会走向相似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自我解构，能够引发如此多的共鸣。你以为我在讲我自己，但你却能在其中看到你自己。这样的共鸣可能会带来正面效果，例如解开某些心结；但也可能引发过度的负面反应，因为解构是一项危险的行为，它可能触及到一些人内心的伤疤，导致精神崩溃，并激发强烈的“防御机制”反应。伤疤我们可以选择忽视，但它永远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或地雷，随时可能爆发。自己不能永远逃避这些内心的裂缝，它们会逐渐积压，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自己不想面对的那个阴影，总会找到一种方式回来。它可能以焦虑、抑郁、孤独或其他各种心理障碍的形式重新浮现，困扰着自己，使自己无法自拔。对于我来说，自我解构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审视，更是与过去的自己对话。人不可能完全割舍过去，也不能将它简单地放在一边。人的无意识是由过去的体验、未被消化的创伤构成的，特别是早期的家庭经历，会在自己的人格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无意识是意识之外的痛苦和恐惧的温床，这些难以面对的情感会不时被触发，影响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痛苦和创伤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反而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困扰着现在。这种伤疤，被称为“未处理的创伤”，时刻提醒自己曾受过伤害。很多人并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伤疤，因为曾经的痛苦太深太重，足以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崩溃。而真正的心理健康，并不是通过压抑或者掩盖这些创伤来获得的。相反，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勇气，是面对这些伤疤并接受它们的一部分。自我解构，是在不断地直面这些未愈的创伤，逐步让这些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束缚自己前进的枷锁。这一过程，是理解自我和实现自我建构、个人重塑的关键步骤。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之中。社会的规范、文化的压迫与自我认同的混乱，容易让人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这种困境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我们活在一个以“常态”为标准的社会中，常态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任何超出常态的行为、思维或感受，都有可能被视为“异常”。特别是一些较为隐蔽的群体，比如性少数群体、低收入群体，或者与主流价值观冲突的人群，社会的压力容易让人无法真正表达内心的困苦，最终的痛苦只能在自我意识中不断积压。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我逐渐意识到，社会上存在心理问题的人群几乎无处不在，只是很多人没有察觉自己身处其中。由于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与排斥，很多人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抱有偏见，认为是个人的缺点，“神经病”“精神病”等精神病污名化的词汇经常作为骂人词语来用。现在人们被诊断出精神问题的案例越来越多，其实只是因为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心理健康，意识到这些问题不该被忽视。只有通过不断地解构、审视自己，才能找到从迷宫中走出来的那条出路。
在起伏中寻找自我：双相情感障碍与创作欲
最近，我又陷入了情绪与精力的低谷。可能和我双相情感障碍有关连，我的情绪呈周期性变化，具体的周期我目前为止也没弄清楚。即使我现在能不依赖药物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依旧需要面对那些起伏不定的生活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我几乎不想做任何事情，比如不想做饭，甚至连打游戏的动力都没有，整天就靠外卖和速食对付，其他的时间就是看看书或者看电视。每天的正餐饭只有一顿，另一餐随便拿些谷物泡牛奶应付过去，睡眠时间也会拉得很长，仿佛浑身的能量被耗尽，只剩下想躺着的冲动。但这并不总是如此。又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会完全处于亢奋状态。那种亢奋给我带来无穷的精力，感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做不了，唯一的限制反倒是时间不够用。在这种状态下，我可能会研究做饭，做出一桌美食，或者写文章，又或者在网上和熟悉的人聊天。在这种状态持续的日子里，我的睡眠时间也会被极大的压缩。这种周期性的状态切换，毫无疑问地符合双相情感障碍的定义。幸运的是，我已经从两极化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所以即使偶尔处于躁狂或抑郁期，我依然能够避免做出极端的行为。在此，借用meta:sigh博客里的一张图，它清晰地展示了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曲线：图中标示出了五种不同的状态曲线，分别为：红色：双相障碍I型患者（Bipolar I），以至少一次完全躁狂发作为标志，通常伴随抑郁发作，躁狂期表现极为剧烈。黄色：双相障碍II型患者（Bipolar II），以轻躁狂发作和重度抑郁发作为特征，躁狂症状较轻，未达到完全躁狂的程度。绿色：环性心境障碍患者（Cyclothymia），轻度的躁狂和抑郁交替，症状不满足双相I型或II型的标准，但持续时间较长。蓝色：混合状态（Mixed State），躁狂和抑郁症状同时存在，情绪波动极为剧烈，复杂难以捉摸。紫色：“正常人群”（Normal），情绪稳定，偶尔波动，但总体保持在健康的范围内。正如图示的解释：M代表躁狂（Mania），H代表轻躁狂（Hypomania），E代表情绪稳定（Euthymia），d代表轻度抑郁（Minor Depression），D代表重度抑郁（Major Depression）。你也许已经发现，双相障碍I型和II型患者都有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期，而它们的区别在于，双相II型的高峰期只是轻躁狂，而不会进入完全躁狂期。即便过了这样剧烈的情绪波动，只要曾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躁狂发作，也足以被诊断为双相I型。回想最近，我整整八天每天都在发表一篇长文。这种集中产出的状态引发了不小的流量，但也招来了不少的恶评，甚至是人身攻击。换作以前的我，面对这些攻击，我可能会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抑郁情绪。然而现在的我，不再那么脆弱。虽然依然有不少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最近产量挺高啊！”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力过剩的直接反映。曾经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创作几乎停滞，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迫让我连打字都觉得费劲。那时我几乎无法完成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每天就只是勉强活着，精力匮乏，表达欲近乎为零。到了躁狂期，虽然有着源源不断的精力，但常常失去理性，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暴力倾向时有出现，极端的情绪波动让我在理性和创作之间游走，无法集中精神进行有意义的写作。至于我目前的状态，它看起来更像环性心境障碍的表现。但根据一些文献，若有过重躁、重郁或者混合状态史，就不能单纯地归为环性心境障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文件的第142页中也有指出：环性心境障碍的诊断要点包括：长期（≥2 年）心境不稳定，表现为大量轻躁狂期和抑郁期；轻躁狂期的严重程度或病程可能满足或不满足诊断要求，抑郁期的严重程度和病程不满足诊断要求；从未出现稳定的缓解期（持续时间≥2 个月）；无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史。所以，由于我有过重躁狂、重抑郁的历史，按照文献和诊断标准，我应该并不能划分为环性心境障碍的范畴，只能算是重度抑郁转双相后的恢复阶段，或许可以称之为“双相恢复期”。回顾我在这个博客的创作量：2017年和2018年，由于这个小屋并非我创作的重心，所以这两年的发文量一共只有6篇。2019年发文量涨到了20篇，那段时间正好是我事业繁忙的时候，也经常遇到糟心事。因为疫情的压力等因素，我的心里状态出现了问题，并被确诊重度抑郁症，2020年下滑到了9篇。接下来是我精神状态崩溃的两年，2021年下滑到了3篇，2022年依然是3篇。直到2023年病情得到一点控制后，逐步恢复到了14篇。2024年是我病情逐渐恢复的一年，并成功在年初脱离了药物的依赖，所以直到2024年11月结束，我发布了34篇文章。虽然其中不包括被我删除的若干长文，以及我在其他的独立博客和平台发表的文章，但是从数量上也能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和表达欲存在很大的关联。这些数字直接反映了我的情绪波动对创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正如我在Eltrac发布的《自我外化与表达欲》一文的评论中所描述：我自己的精力波动也特别明显。时常有那种突然涌现的精力，感觉能做任何事情，但也有时候，一觉醒来，连动一下都不想，甚至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种起伏和我自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有很大关系，它在我身上表现为一种躯体化的状态。这种情绪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能量水平。关于“表达欲”的部分，我通常完全凭直觉去处理它们。在我精力充沛的时候，脑子里如果有一个想法或话题，我就会立刻想通过写作把它写出来。那时候，写作就像是一种宣泄，是我用来“外化”内心世界的方式。如果还有精力剩余，我可能会通过做饭等方式来消耗。当我进入低谷时，我可能会转而去阅读、看电影，或者在游戏里打发时间。从我自身的双相体验来看，精力低的时候伴随的是自我外化的低谷。毕竟抑郁和躁狂两种状态，是两个反向的极端。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这种情绪的激烈波动，尤其是对创作欲望的影响。就拿我来说，创作欲望几乎成了我情绪的一个晴雨表，当我高涨时，写作时就像被电击过似的，灵感一波接一波；而当低谷来袭，我连打字的力量都没有，甚至连一点想法的火花也熄灭了。这并非是“懒惰”或者“不想做”的简单情绪，而是情绪本身具备了让人无法控制的物理性反应，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运作和身体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随着精力和情绪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在躁狂期，写作不再是“表达”那么简单，它几乎变成了一种解药，一种让自己免于内心崩溃的手段。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带着某种宣泄的力量，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与世界进行最后的对话：所有的情绪都被迫外化，每一行文字都承载着不可言说的痛苦与疯狂。而在抑郁期，创作则变得不再重要。我的内心像是一个死水池，静默无声，所有的表达欲望都被无情地吞噬。只剩下疲惫和空虚，不再有任何事情值得去做，甚至每一个念头也会在瞬间消失。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表达”自己？这种表达，是否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对于存在的某种回应？人类的根本冲动之一是寻找意义，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意义”或许就是通过文字、创作或者某种行为，试图把自己碎片化的内心世界拼凑起来，呈现给别人，或者是呈现给自己。可问题在于，我的表达欲并不是无休止的，它与情绪的波动紧密相连。当我充满精力时，创作欲望自然会强烈爆发，但同样的，当我低落时，它就会被完全压制。这不仅是“我想创作”与“不想创作”的简单对比，而是情绪本身对我的“存在欲望”进行了控制。这种控制就像是掌控我的身体、思想的一个隐形的力量。它告诉我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情绪的周期性切换，让我对自我认识有了直接的体验。自我意识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像是一面镜子，随着环境、时间和内心的波动而不断变化。情绪波动让自我意识成为了一个被外力操控的“表演”，它让我不断质疑：我到底是谁？是那种能量充沛的创作者，还是那个被压垮的，毫无斗志的自己？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在于如何定义自我，而是在于如何在这些极端的情绪波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周期性的切换，也让我实际切身感受到，自我并没有那么固定，它反而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一种存在。双相情感障碍或许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疾病，它也让我重新审视“人”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与自我作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精力、情绪、欲望不断碰撞、转换。正是这种不断的“挣扎”构成了我们真实的存在。没有稳定的自我，我们才能在每一次的跌宕起伏中，重新寻找活着的意义。在我看来，人生最可怕的并非是情绪的低谷或高峰，而是如同我在《无尽的“贤者时间”》一文中所描绘的一样，那种永远在低谷与高峰之间游移、迷失的空白期。那时候，既没有躁狂期的热烈，也没有抑郁期的低落，只有对生命的深深迷茫和对未来的无尽恐惧。或许真正的“治愈”并不表示要完全消除这种情绪的波动，而是能够在这些波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屋已经陪伴我走过了七个年头。或许是七年半，甚至更长一些，但不重要了，只是个数字而已。回首七年前的五月，我正在承受着我人生中的第二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无法言喻的折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我开始幻听，睡眠剥夺让我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未来的期待与对现实的无奈，在我的内心深处拉扯。就在我处于迷失的十字路口时，我想，是时候做点什么，做点属于自己的事。我决定创建这个博客，用于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哪怕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角落。这也将是我的第二个独立博客。而我的第一个独立博客，至今已有十一年，依然如老朋友般与我共存。我未曾预见，这个随便的决定，将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一个转折的起点。七年前的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过后，我终于离开了那家公司，离开了那段属于我生命中重要但又最沉重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憧憬过进入这家知名的公司，然而很快，工作的压力将我压得喘不过气。那份期待转瞬即逝，痛苦却似乎在每一天不断加深。我不愿再追溯那段日子的细节，或许只有时间才能淡化给我造成的影响。那天的下午七点，我站在奥林匹克公园的鸟巢旁。阳光已开始退去，凉爽的空气试图包裹着我。我仰望着曾象征激情与荣耀的奥运火炬，内心涌上一种久违的解脱感。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重担仿佛被空气带走了，剩下的只是自由，和未曾有过的轻松。对于我而言，那份工作的终结，恰似一次新的生命的降临。心中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是时候换个身份了。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了四个字——「白熊阿丸」。这个名字仿佛凭空出现，未曾经过深思熟虑，却自然而然地定格在了我的视线中，像是无形的力量，将我引向某种未来。也许，它代表着我内心深处某个未曾言明的象征，亦或是我灵魂的一种具象化。无论如何，它带着某种不容抗拒的引力，成为了我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用这个名字进行社交与生活。七年前的八月，我进入了人生的第三家公司，开始了新的职业旅程。那时的我希望通过新的工作，来治愈在上一份工作中积攒的伤痛与焦虑。七年前的十月，我的第二个独立博客正式上线，命名为「白熊阿丸的小屋」。这是我与自己心灵对话的地方，是容纳思想的角落，也是自由表达的空间。这七年间，我的工作经历了无数的波动，我的内心世界也在变化。疫情的蔓延，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肆虐了我原本脆弱的精神世界。那些日子，我曾在信仰的光辉中试图寻求拯救。然而随着疫情的持续扩散，公司的环境日益恶化。最终，工作压力将我压垮，我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第三份工作的第三年，我被确诊了重度抑郁，我只能选择再次离职。那时的我，内心死灰般冰冷。自残与试图自杀，成了我与自己唯一的对话方式。如同一个黑暗中漂流的孤魂，在生死之间游走，持续迷失，也失去了前行的力量。这份痛苦，持续了四年。直到今年，我终于从药物的束缚中解脱，重新拾回了一点“正常”的生活。虽然离真正的康复依旧遥远，但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审视自己，寻找那些被遗忘的光亮。七年的时光，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七年，是对我世界观、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它让我看见了曾经未曾察觉的自己，也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原生家庭对我的塑造，以及它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这漫长的七年中，我变得更加沉静，也更加包容。我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学会了接受一切的无常。时间无法抚平所有的伤痕，但它让我明白了——无论曾经的痛苦如何深重，只要活着，就依然有重新开始的可能。这个小屋，依然伫立在这片网络的角落，像一盏微弱的灯，试图照亮我内心深处的每一寸黑暗。
事情背景我从四年前开始患上重度的抑郁症，后来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自杀未遂，辞职在家治疗了几年，这是一段很痛苦的过程。今年5月份的时候，终于可以勉强不借助药物“正常”生活了。因为长期没有上班，所以一直对房租的价格特别在意。十月初，因为房租涨的太贵，我刚从同小区住了三四年的另一栋楼，搬到这栋同户型的房子，依然是90平，两梯四户（两电梯两楼梯），8年房龄，两室一厅。日常作息日常的作息是这样的，朋友在十几公里外的互联网大厂上班，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才回家。回来后可能会洗漱，和我说说话，或者看看电视，一般十一点半就会准点上床睡觉了。我因为长期疾病的困扰，基本睡的都很晚，三四点后才会睡着，所以在他十二点前睡着后，我也会很安静的在家里待着，做自己的事情，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第一次被投诉刚搬过来的一个星期后，周五的晚上十点多，我和朋友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电视的音量也只开到了15，窗户也都关闭了，结果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物业，物业说声音小点，说我家里有吵闹的声音，有邻居投诉。我说我们没有人在家里活动，两人一直在沙发上看电视。物业说，在防盗门外能听到屋内的声音。当时我们很疑惑，在门外听到客厅的声音本来就是正常的吧？左邻右舍之间隔着两道防盗门、一个楼梯间以及多个房门，另一侧的两户邻居甚至还多一道防火门，按理说隔音应该足够。更何况，我的客厅紧邻的是隔壁的客厅，并非卧室；而电视墙后面是我们的卧室和厨房，隔壁并不挨着卧室。如果是楼下投诉就更无法理解了，首先客厅的楼下也是客厅，其次我们一直坐在沙发上，没有走动，更没有挪动任何家具桌椅，并且家里的地板上还铺了地毯，桌椅下方都垫了缓冲垫。我们也把疑问告诉了来巡查的物业，表达了我们的疑惑，也问了具体是哪一户在投诉，物业则含糊不词，说也不知道哪一户投诉，就只知道有投诉有噪音，说是我这一户产生的。最后也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也因为这次的投诉，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通宵没能睡着，一直在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次被投诉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一直都小心翼翼的生活，看电视音量从15调到了10（10以下我自己都听不清电视里在说了什么），日常分贝测试也不超过20，一到晚上走路都很轻，精神紧绷的过了一周。我因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关系，对于这种敲门投诉本来就很敏感，好不容易放松的精神因为这个躲在暗处未知人士的投诉，时刻处于紧绷状态，感觉有一个人在暗处一直在监控我一般。这周五晚朋友回家后，我和他依然在沙发上用10的音量看电视，时不时互相交流下剧情。刚到11点，结果门外又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又是物业，说又有投诉，说让我们小点声。我说我们家里没什么声音啊，都在沙发看电视呢。物业说家里有人说话和笑的声音，在门外能听到。我朋友和物业再次确认，到底是谁在投诉，物业也死活不说。这个时候我状态就有点不对了，我明明小心翼翼了，电视已经很小声了，门外都已经听不到了，难道连在家正常说话都不让说了吗？窒息感顿时袭来。这种暗搓搓在暗处偷偷打小报告监视我生活的人真的让我的精神快崩溃了，物业走了之后，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我朋友看我状态不对劲，直接给物业前台打电话，质问对方，说我的精神状态已经被邻居恶意投诉搞崩溃了，要求物业告知到底是哪一户在投诉，好方便我们解决问题。如果不提供，直接报警且起诉物业。物业一看事情闹大了，赶紧透露说是楼上投诉的。没想到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更不是楼下投诉，而是楼上投诉，我听到后直接蒙了。上次被投诉完我就彻夜无法睡觉，熬到了第二天，一直在自责和自我反省，到底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这一周精神就已经很不好了，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现在又来一次，意思说我在家里天天躺着啥事都不能做？面谈与崩溃朋友带着我直接坐电梯上楼，敲楼上的门，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过了一会，门里面传来一个三十多岁女性的声音：“谁啊？”，我朋友说：“楼下的，你不是投诉了吗？”，屋里面愣了一下，可能在猫眼偷看，直接气冲冲的对门外喊：“你们扰民了知道吗？”本来我的精神就处于崩溃的边缘，被屋里的人这么一喊，直接崩溃，浑身颤抖，直接瘫坐地上，当场就哭了出来。这个时候我的疾病复发了，我的崩溃状态是我无法自主控制的。我在楼道向我朋友哭诉：“生活容易吗？治疗了几年好不容易停药几个月，又被她给搞崩溃。日常生活怎么会没有任何声音？她们每天在楼上咚咚咚走路，下水道冲水，用砧板做菜，甚至还有东西砸地上，翻找东西等等，我在楼下都能听到，也吵的我很烦，我也没说啥，大家都互相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有一点说话的声音她都要一次次投诉？折磨人很好玩吗？在这个小区住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几十个邻居，怎么就她天天在投诉？如果睡眠质量差，是不是因为神经衰弱或者失眠？是不是得去看医生或者吃药？”我的朋友看我状态很差，也看那位女士悄悄的在门后不露面，我朋友直接选择了报警。等了几分钟警察才来，我朋友下楼去拿劳拉西泮应急，让物业和警察控制我的情绪。警察对我说“现在在执行公务，你别坐在这里”，我当时正处于发病状态，根本听不下去，最后警察只能让我先挪到墙角坐着。吃完药后，警察也在一点点安抚我的情绪，在此期间也在楼梯间试图问一下情况。而那位女士即使警察来了，也没有出门，一直在门内偷听，似乎与自己没任何关系。了解完情况后，警察和物业搀扶我去楼下看看情况。经过一番查证，的确我们这边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电视的声音也并不大。我就先在家里，一个物业人员留守在我身边，随后警察去楼上敲开了楼上的住户门，核实情况。同时楼下的物业配合警察将电视调到50，这个音量在家里已经是耳朵受不了的程度了，在楼上观察声音的传导情况。确认完毕后，警察下楼说，电视声音10-20在楼上基本是听不到的，但是在客厅正常说话，楼上是能听到说话的嗡嗡声，虽然听不清。警察下结论说，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楼板隔音的问题。接着警察问我们诉求是什么？我朋友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故意制造出噪音，我们日常在家说话，是我们基本的生活权利，并且我们已经尽可能减少声音的传递了，你要说晚上不让我们说话，这显然不现实。而且我是法学专业的，这点声音根本不够成违法，这种投诉明显就是恶意投诉了。而且我的朋友双相情感障碍好不容易好转，被这人一折腾，直接病情恶化，这件事我们回头还要保留起诉的权利。”警察说：“那现在具体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我当时还没从崩溃中完全缓过来，但是由于楼上那个人从头到尾一直在暗处，根本不敢和我们见面，只知道在背后投诉。我对警察说，我希望她下楼当面对我道歉。警察听完直接上楼去找楼上协商了。大概是和楼上谈妥了，警察带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抱着不好意思的态度来到我家里，看我这个状态，也不好说什么。最后憋了句：“本来是邻居也是互相忍让，但是这些天你们搬过来后，我一直没睡好。”我说：“你在卧室，这点声音都让你睡不好，代表你睡眠有障碍啊，要么是失眠要么是神经衰弱，一点点声音都受不了。我们这里也有安眠类药物没吃完的，要么你去看看，如果不想买药我们这边也有药你先吃着？毕竟我朋友每天晚上十点后才下班回来，总不能不让我们日常作息了吧。”她苦笑着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了，主要是你们声音太大了，太吵了，不然我也不会投诉”我说：“我们并没有大声说话啊……警察也可以作证，我们楼下正常音量说话楼上都能听见嗡嗡声，你让我咋办？我们也不是故意产生噪音，难道每天晚上我得贴着朋友耳朵说悄悄话才行？ 请问我每天晚上四五点睡，你有听到我有声音吗？我每天都紧绷着生怕吵到邻居。”她说：“这倒没有，四五点我早睡着了。”我说：“那不就得了，你也知道互相忍让，因为我睡得晚，我每天在次卧睡觉到早上的时候，一直被你们楼上走路的咚咚咚，找东西声音，剁菜和冲水的声音吵醒，我从来就没投诉，一直都在忍着你们，我什么也没说。你倒好，我们在家里说话，你一次次躲在物业后面投诉，而且还不敢来亲自敲门说，暗暗的让物业来说，让我们猜，你知道你的这个行为给我造成了多大影响吗？你睡不着就说我们是扰民，我被你搞的没法睡觉我又该找谁？你要是正大光明的来敲门协商，事情都好办，你背后偷偷告状几个意思？”她被我搞的有点尴尬，说：“我是东北的，说话直了点，抱歉，主要不还是考虑当面上门事情就严重了吗，所以就想让物业来找你们调解一下。”我说：“就因为你不露面，搞的我这一个多星期过的什么日子？你根本不清楚我提心吊胆过日子什么感觉，我好不容易治疗有所缓解，被你一搞我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你要是不信，我三四年来的所有双相的病历和药都在这里，你可以亲自确认。你把我搞崩溃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到时候我无论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伤害自己伤害别人都有可能。”事态缓解与后续影响警察看事情有点僵持，就说：“物业加你的微信，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微信沟通，就别敲门了。” 我说：“算了别找我，为了稳定病情我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为了治疗我都四年没回家过年了，为了这个事情你们微信联系我，我受不了，要联系也联系我朋友。”昨晚事情结束后，我一直情绪崩溃到三四点才睡着。今天早上十点多，我就再次被楼上的走路声、翻东西声音、东西砸地上声音、剁菜声音给吵醒了，根本睡不着……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自我中心的行为真心让人难以接受，我处处忍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声，她却不允许我在自己家里说话，我的忍让换来的竟是无休止的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