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在各种短视频上看到有人宣称：「因为年轻人不爱看电视，所以装修需要去客厅化、去电视化」。每次看到这类视频，总觉得这些装修博主挺有意思的，抛出一个现象后，顺手就替我做了决定，甚至还问我：「你家电视多久没开过了？」我想了想，我家电视，大概有几个小时没开过了。说来有点抱歉，我似乎拖了「当代年轻人」的后腿。每次刷到这种话题，我都会有点恍惚——看来我已经不算年轻人了。可问题是，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挺爱看电视的。哪怕媒介换了一轮又一轮，从有线电视、VCD、DVD、BT/eMule下载，到流媒体，再到现在各种云端资源，对我来说，变化的只是载体，不是「看」的这件事本身。作为一个很多年的ACG爱好者，追番这件事，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只是从书桌前的显示器，挪到了客厅的那块更大的屏幕上而已。所以当有人把「年轻人不看电视」当作一种时代结论时，我总觉得这不是在描述现实，而是在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像有人会问：你在家多久没用电脑了？答案当然是，有的人一年没开机，有的人一天都离不开，甚至不少「年轻人」连电脑都不太会用。即使如此，依然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电脑已经被淘汰了」。于是问题本身就变得有点神奇：不是设备消失了，而是使用它的人，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家，除了冰箱、路由器等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在线的设备外，电视机是最频繁使用的家电。装修的时候，我几乎是本能地把重心放在客厅：一张可以让人完全「陷进去」的真皮沙发，一块足够大的电视。然后再往上叠加各种设备：一台PS5、三台Switch各自的底座、两个智能电视盒、一个有线电视机顶盒、一个DTMB机顶盒、一个支持万兆的交换机。一堆HDMI线和一堆网线在电视的背后缠绕，组成一套复杂的家庭多媒体系统。或许有人会说这很「过时」，因为他们习惯用一个手机解决一切。但我反而会觉得，把所有体验压缩到一块几英寸的屏幕里，是一种极端的去空间化。身体蜷缩，注意力塌陷，世界被缩放到掌心大小。在我的视角里，其实很难想象一种「没有电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回家之后躺在床上刷短视频？把生活切割成一个个几十秒的碎片，沉迷在推荐算法里？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被「照顾」得很好，好到甚至不需要再做选择。对我而言，客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招待客人的公共区域」，而是「起居室」，因为其更像是一个仪式场。当自己坐下来，就意味着一天真正开始属于自己。即使是十多年的租房生活，也依然没有让我放弃对电视的执着。是否有一个可以舒服看电视的房间，一直是我租房看房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当然，我也不是不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来源，毕竟这种生活方式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大城市的合租生活，本身就在不断削弱「客厅」的意义。下班回家，只剩一个属于自己的卧室。要么房子本来就没配电视，要么是客厅不方便用。时间久了，人自然会习惯把所有事情都塞进一个空间里完成。而客厅却因此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带着边界焦虑的空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也不知道用多久才算「合理」。于是最安全的选择，就是退回自己的卧室。门一关，世界变得可控。久而久之，「卧室=全部生活」就变成了一种默认选项。床不仅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吃饭、娱乐、社交甚至工作的地方。空间的塌缩，最后会反馈到人对生活的感知上，一切都变得更快，但也更浅。而且这种生活状态并不仅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中老年人也逐渐变得如此。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各自拿着手机在不同的房间刷着视频，却不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或者看电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卧室的功能非常单一：睡觉。醒来之后，会把床收拾一下，然后直接去客厅坐着。这个动作本身，就像是一个分界线：我从「生理状态」进入「生活状态」。坐到沙发上后，有时候我会打开电视，有时候是电子书阅读器，有时候是iPad，有时候是电脑，有时候只是让HomePod放点音乐。还有收音机。是的，我挺喜欢听收音机的，虽然容易被人理解为老年人的爱好。那种带着一点点无线电底噪的声音，很奇妙，它不依赖传统的互联网传播，不像流媒体那么「干净」，反而更接近一种真实存在的质感。我有几台小收音机，还有一台大的，Tecsun S2200。严格来说，它还没在国内上市，我的这台是德生老板给我签名的内部版。有时候开着它，调到一个信号不太稳定的频道，声音在清晰与模糊之间来回摆动，会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安定感。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周围都被优化、被算法筛选、被「推荐给你」的世界里，偶尔听到一些「不完美」的东西，才能感觉到——周围的一切不是完全为我设计的。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一天才真正开始。平时的我，手机基本只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拿一下，看看朋友发的消息，刷点新闻、网络梗或者短视频。其他时间其实不怎么看手机。所以很多人想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联系我，常常都不太「即时」——因为我压根没在看。电视在我这里，也不只是「看电视」。它更像是一个中心接口，把各种内容汇聚起来。电视台直播节目（本地台接地气挺有趣的）、打PS5和Switch这类主机游戏、云视听小电视上的BILIBILI优质长视频、YouTube、网盘资源，或者NAS里的影片。甚至手机和iPad上看到有意思的内容，也可以通过AirPlay投上去。屏幕变大之后，很多东西的意义都会发生变化，不只是视觉上的，还有一种「共享」的可能。可以一个人看，也可以和别人一起看。所以沙发就变得很重要，也自然成了活动中心。它不是用来「坐」的，而是用来「待」的。茶几上基本不会空着，永远堆着东西：空气炸锅刚出炉的小吃、水果、瓜子、冻干、各种零食，再沏一壶茶或者萃取一杯咖啡。如果到了晚上，还会把氛围灯都打开——落地灯、台灯、吊灯，还点上香薰蜡烛，一层一层叠出一个暖色的无主灯环境。这也直接导致一个后果：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会来这蹭吃蹭喝（虽然一般不会承认是蹭）。大家坐在一起，随便放点什么，看一会儿，聊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度过时间。这种场景，其实挺「低效」的。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产出。但某种程度上，它恰好构成了生活里最难被替代的部分。有时候他们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会马上关电视，而是让画面在那边亮着。人不一定在看，但空间是活的。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那些说「电视没用」的人，其实也没少看东西。他们只是把观看这件事，拆碎了。一个小时的剧嫌长，但可以刷两个小时短视频；一部电影看不下去，但能在不同平台来回跳。不是不需要内容，是已经不太习惯「完整地经历一段时间」。而「去客厅化」这件事，说得好听一点是生活方式升级，说直白一点，更像是把「和别人待在一起」这件事，悄悄删掉了。客厅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别扭的空间。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节奏来，要考虑别人，也可能会被打断，会无聊。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有可能长出一点关系。一旦没有这个空间，人就很容易退回去，变成一个人，一张床，一块巴掌大的屏幕。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自由」，但久了会发现，它更像是一种默认的孤立。人可以随时退出任何互动，但也意味着，很少有什么东西，真的会留下来。所以当我再看到那些「去客厅化」「去电视化」的论调时，我不会觉得它们错。只是会觉得，它们描述的，可能是一种被动适应后的生活形态：当空间被压缩、时间被切割、人际边界变得敏感之后，人确实会倾向于选择最省事的方式活着。我不太相信它们是在描述一个时代，更像是在替某种已经发生的生活状态找理由。但这不代表，那就是唯一的答案。就像有人会说：「我不需要朋友。」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坚定，其实只是习惯了不拥有。「去电视化」真正去掉的，从来不是电视，而是一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一起的可能。
看似辩驳，实则止痛——情绪反击与边界焦虑
一位匿名的网友给我去年的文章《认知的冲击与改变》留了一条评论，准确地说，是来「驳斥」我在评论中的一句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可厚非，只要别用自己有问题的那一套逼迫别人就行。即使这个评论并非是对这个匿名网友说的，但是这位网友却主动回复我：你这句话不就是在软逼迫吗 而且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条回复中情绪的气味很重，系统自动把它当成垃圾评论过滤掉了，但我还是把它「捞」了出来，顺手回了一下：不认同我文章的观点，那单纯不认同就好，没必要强行给我扣上软逼迫的帽子。还是说你并不理解「无可厚非」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并没有逼迫谁，也没有能力逼迫任何人。说白了，你的潜台词无非是觉得我不该发表观点、该闭嘴而已。整条留言除了扣帽子，没有任何有效内容。套用你的逻辑，你这番指责，何尝不是在软逼迫我？∠(ᐛ 」∠)＿另外你预留的是虚假邮箱，那我只能判定这条留言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不存在理性探讨的意图，并没有打算和我好好沟通。在不少文章中，如《受害者与加害者》《受害者与刺猬》《从信息自由到认知逃避》，都包含着类似的线索，只是切口不同。这些文章都不是在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描述一种越来越日常、已经被「合理化」的心理机制。同时我也挺好奇，一个人要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才会在读到那句话之后，迅速拼装出「软逼迫」这种词，然后扔出来。由于对方匿名，我也没机会问他「你到底在想什么」。那就只能做一点「合理」的推测。1、不认识「无可厚非」这个词的含义根据「维基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言行合乎情理，沒有什麼可以過分批評、責難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便有点问题，也不值得被上纲上线。这和「无可非议」是两回事。后者是「完全没有问题」，前者是「有点问题，但没必要追着打」。区别不大，但刚好卡在一些人不愿意去理解的那条线上。比如，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存在某种认知偏差，这当然算不上「理想状态」。但只要他没有把这套东西强加给别人，没有试图改造别人、控制别人，那这件事本身就落在「无可厚非」的范围里。自己可以不认同，甚至可以觉得对方活得有点「偏」，但自己没必要动用道德的锤子去敲他。当然，现实里大多数人做不到「完全不影响他人」，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社会动物，不是独居深山的野人。只要还在和别人发生关系，就难免有「外溢」。但「有外溢」和「主动侵入」，是两码事。我原本那句话，试图划的，就是这条线。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对「线」感兴趣。有些人只关心一件事——你有没有在评价我，也就是「对号入座」。2、文章和评论戳中了痛处这是位于无意识中的伤疤。当一个人的某块内在区域，本来就有点松动，甚至隐隐作痛，那么任何接近它的表达，都会被放大。如果恰巧此时被文章的内容说中，人会出于某些「自卫」心态，迅速完成一整套看似正义的反击动作。这一系列的动作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为了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尽快从自己身上「甩」出去。这时候，理解不再是优先选项，止痛才是。就像人在电梯里闻到一股异味，下意识第一反应不是思考来源，而是本能地皱眉、屏气，觉得「这味道不该存在」。但问题是，气味并不会因为人的不适而消失，于是就会寻找一个「责任主体」，即使这个主体是虚构的。有些评论，其实就是这种心理活动的文字版。当一个人读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可厚非」这句话时，如果他本身就隐约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问题」，那这句话会被自动翻译成「你有问题，但我暂时不骂你」。注意，这不是语言本身的意思，这是他脑内的字幕。而一旦这个「字幕」出现，接下来的反应就不再是理解，而是防御。于是，「软逼迫」「傲慢」「偏见」这些词汇就像是应激状态下随手抓起的武器，先扔出来再说，至于是否准确，反而变成了次要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讨论会迅速滑向「扣帽子」的方向。因为帽子比论证更省力，也更有情绪宣泄的即时快感。实际上，这不是在「回应观点」，而是在「处理情绪」，而且是那种不愿承认自己在处理情绪的处理方式。更有趣的是，这种反应会伴随着一种微妙的「道德反转」。对方会下意识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你才是那个在压迫别人的人，而我是在揭露你。这种结构看起来很熟悉，在很多互联网争论里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只不过规模有大有小，从评论区到占用公共资源的舆论，本质上是同一套逻辑的放大版本。当我的那句评论「别用自己有问题的那一套逼迫别人」出现时，对方接收到的，却是「你在逼我承认我有问题」。于是他反击「你在软逼迫」，完成了一次几乎完美的反向投射：一个声称自己「被逼迫」的人，转身又用匿名与指责作为工具，重新夺回话语权、试图让对方失去表达空间。这是一种边界感的错位，一种非常典型的边界焦虑。当一个人被提醒「你可以这样，但不要影响他人」，他感受到的并不是边界的划分，而是自身被限制的威胁。而一旦「限制」被等同于「否定」，任何边界都会被重新解释为压迫。在这种结构里，讨论不再围绕行为本身展开，而是迅速滑向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机制。于是，原本用于区分彼此空间的边界，反而成了触发对抗的起点。但问题恰巧在于，有些边界本来并不是用来否定谁，而是用来避免彼此侵入的。只是在被误读之后，它看起来就不再像保护，而像控制。我后来想了想，其实那条评论里最真实的部分，不是「软逼迫」这三个字，而是它背后的那种急促感：那种来不及组织逻辑、先把情绪丢出来的急促，急促到甚至邮箱都不填一个真的。这倒是挺「诚实」的，不是对别人诚实，是对自己的状态诚实。很多人其实并不想「交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出口。评论区、弹幕、匿名留言，这些地方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早就从「讨论空间」，变成了「情绪垃圾桶」。只不过，有些人投放的是垃圾，有些人以为自己投放的是正义。区别不在内容，而在自知。我并不介意别人不认同我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我很欢迎不认同，前提是那是经过思考之后的不认同，而不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击。真正有意思的讨论，很多时候会发生在双方都愿意稍微延迟一点反应的时候，多停一秒、多思考一秒，问一句：「他到底在说什么？」可惜的是，在当下的表达环境里，「慢一点理解」反而成了一种奢侈，毕竟语言存在局限。大家更习惯的是，先站队，再理解；如果来不及理解，那就直接评价。至于对不对，反而不重要了。如果当时那位匿名用户没有急着打出那句「软逼迫」，而是稍微停一下，去查一下「无可厚非」的意思，或者哪怕只是多读一遍上下文，这条评论大概就不会出现。但也正因为没有那一秒的停顿，这条评论才显得如此「完整」，它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人是如何在一瞬间，从被触动，到防御，再到反击的全过程。这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直观，只不过，是以「失真」为代价的。
之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他身边的某个朋友，老是控制不住刷朋友圈，一边刷一边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生活好就焦虑、失落，甚至怀疑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太失败”；但一旦比赢了，又会短暂地获得点“优越感”的多巴胺奖励。他在阅读了我的关于“标签”“人设”与“身份焦虑”的文章后，进一步提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更稳定的价值系统”？在不靠“优越”和“认同”的前提下，也能找到一种对自己生活节奏的信任和平静？如果我们连“追求内心平静”都可能是一种新的“人设”，那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我是如此回信的：说实话，刷朋友圈、看别人学习更好、买房、结婚、升职、生娃、旅游、然后与自己做对比，这些我也干了很久很久，干到后来，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我们活在一个“必须”比较的时代，不是你“想不想”比，而是你“没得选”。比得过就得意，比不过就焦虑，是“当代人普遍存在身份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缺失”，这个总结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是不少人都太怕自己混得不好被别人看出来了。朋友圈不是用来社交的，是用来展览自己人生优越感的，哪怕是崩溃也得是“精致崩溃”，连负面情绪都要修图、调色、配文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靠优越或认同”来获得内心的平静？说实话，大多数人根本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条件。“内心平静”是练出来的？是看书看多了顿悟来的？都太理想主义了。真正让人稳定价值感的，是钱、爱、安全感和被人理解，这些要是一样都没有，再谈“平静”，那不叫顿悟，那叫逃避。我们活在一个人人都被逼着“经营自己”的世界。自己不能只是一个人，自己得是一个品牌，有“调性”、有“内容输出”、有“影响力”。就像商场的玻璃橱窗里，每个人都得把自己摆成一件值得被买单的人设，不然你就“没有市场”。而“比较”这东西，就是这个“游戏”的基础玩法。比较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比。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还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没烂到根里去？前者会让人永远不安，后者至少还能救一点自我。我们能不能找到不靠优越或认同的平静感？老实讲，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带着一种高级感了，说白了，这其实是另一种“我要活得比别人更通透”的优越感的变体。所以就别骗自己，我们只是从“我要赢”变成了“我要看起来不在乎输”，本质上换汤不换药。要真想活得不那么痛苦，不是靠想明白了什么大道理，而是得找到一两样真正在乎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朋友圈点赞，不需要别人认同，甚至你自己都不一定能讲清楚它值什么，但它能让自己愿意在无数个烂日子里继续醒来，这就够了。所以，要问怎么才能“更不受别人影响”，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会受影响。你能做的不是断掉连接，而是学会过滤：哪些声音值得听，哪些垃圾就点X关闭。不是做不到，而是一直舍不得关掉那个“看别人过得比你好”的窗口。意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还没彻底掉进假人生的陷阱里。既然如此，就好好守住那些清醒，不指望活得纯净，能活得清醒就已经很罕见了。愿继续保持这种烦躁，起码它比盲目平静，更真实。在写下这封回信之后，我反而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问别人：“我这样活着，到底对不对？”我们总是在社交平台上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被展示的被告，又是拿着放大镜冷眼旁观的法官。你过得不够好。你怎么还单身？你怎么这么咸鱼？你怎么不上进？这些声音也许从没明确说出口，但它们藏在朋友圈每一条精心构图的旅游照、婚纱照、offer动态、装修照里，它们用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告诉自己：自己落后了。更魔幻的是，自己也是这场法庭的陪审团成员。自己盯着别人审，也怕被别人审。自己一边说“别被比较裹挟”，一边盯着谁买了房谁买了车谁升了职；一边说“做真实的自己”，一边精修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连emo都要配合审美。说到底，很多人从来没有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而是活在一个以他人为镜，以平台为神，以成就为信仰的透明监狱。不是说自己真的想比较，而是在这个把每个人都商品化、结构性评价化的环境里，不比较就像不呼吸一样——可以试试，但撑不过几天。所以当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这种无止尽的焦虑里脱身？”我不骗人。没有。我只能说：自己可以变得更不在乎脱身这件事本身。可以痛苦，可以比较，可以嫉妒，但得意识到这不是有病，这是因为还活着。比起那些早已在算法里训练成“伪佛系、真顺从”的人，自己至少还有一部分灵魂在反抗。这年头，“清醒”不是搞懂了什么道理，而是有勇气继续“搞不懂”，继续难受，继续带着裂缝活着。不用比赢所有人，只要别被卷走自己。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高度可见、可比较的时代，找到一种不靠“优越”也能活下去的方式？可能吧，但不会舒服。可能要关掉一些窗，不回一些消息，不演一些戏，甚至冷淡地从某些群体中退出。但因此需要支付的代价是被误解、不合群、没有热度，但好处是：不用再演给谁看了。人们得在“成为谁”和“不是谁”之间，偷偷活一条缝。这缝里也许不是乌托邦，但能让自己喘口气。有些人躲进山里，是因为城市太吵。我们躲进朋友圈，是因为没人真的听。不是太敏感，只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荒唐。别急着适应，慢一点，也许正好。
人生大事便利店——是没得选还是不敢选？
便利店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握着十块钱，盯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食——他想吃辣条，又想喝奶茶，顺便还在幻想如果能来根关东煮就好了。但十块钱是死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他最后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骂自己命不好，怪社会不公平，说选什么都没意义——“我根本没得选。”这场戏很多人看过无数次。唯一的区别是，场景从便利店换成了恋爱、择业、移民、婚姻、生育……我总是被朋友找去聊一些“人生大事”这些“人生大事”真是琳琅满目：有人问我考研还是出国；有人纠结是继续做自己想做的还是接家里的产业；有人想出柜，但又担心家里人不给生活费；也有人谈了结了婚生活不幸福，问我要不要离婚，但是又担心离婚后没人赚钱养她。在聊这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把这个选择权抛给了我。这些交流有个共同点：他们不是来寻求答案的，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人帮他们承担选择的责任。同时，我在这些对话里常常看到的不是理性地权衡利弊，而是“既要又要”的执念和“没得选”的哀号并存。他们的潜台词不是“我不知道选什么”，而是“我不想承担后果”。便利店式人生：十块钱买全场人的这一生就像文章开头的便利店，最后抱怨：“是不是命不好？是不是选项都太烂？”问题不是“没得选”，而是太贪了，自己不肯接受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的事实。有的人选了大厂，后来被裁员，就开始说“当初不如回老家”；有的出国后孤独到抑郁，又想回头说“还是国内有烟火气”；有的为了结婚和现实妥协，几年后离婚又哀叹“真爱才是最重要的”。听着他们复述命运的不公，仿佛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的受难者。但真相是，他们从未真正承认过“那是我选的”。选择是自己的，后果是别人的。不想做决定，但想骂决定。一切不顺都能找到替罪羊：父母太传统，伴侣不体贴，工作太卷，资本剥削，体制僵化——反正不管怎样，都是“这个世界不让我活成我想要的样子”。既想做决定的掌舵者，又想坐在船头说：“风向太差，怪我咯？”把选择权拱手交出，是一种自我背叛最让我疲惫的时刻，不是听他们抱怨结果，而是听他们一遍遍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办？”这句话表面上是信任，其实是把选择权外包：如果你说“选A”，他们就选A；等A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来找你算账：“你当初说A的。”如我在《替他人做决定的代价》中所表述的那样：想要的不是选择，而是免责。选择从来都不是多几个选项的事，选择的本质是承担。承担得起多少痛苦，就配拥有多少自由。但很多人并不是真的被逼到墙角才说“我没得选”，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想要“选择不后悔的路径”，而不是“自己真正愿意承担的路径”。抱歉，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不后悔的人生。人生就是个带Bug的开放世界游戏，每一个选项都写着：“本选项一旦选定，无法读档重来。”如果真的没得选，根本不会有时间烦恼。焦虑，本质上是一种特权，一种还站在便利店里犹豫不决、幻想拥有所有、却又不愿花掉手里十块钱——供自己考虑的时间。我写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讽刺谁。我自己也曾是那个拿着十块钱想吃遍全场的人；我也曾幻想别人能帮我做决定、让我躲过命运的重锤。但后来我发现，每一次逃避选择的时刻，都是我在背叛那个真实的自己。人生大事的抉择从来不是选“对的”选项，而是选“愿意为之负责”的选项。能选的就大胆去选，不能选的就别再幻想“本可以”。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成为了那个站在便利店门口直到关门——两手依然空空的人。如果此刻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让自己焦头烂额的“人生大事”，不妨问问自己：是真的没得选，还是只是不敢选？
有人把安全感当成奢侈品，偶尔用来犒赏自己；而我则像个末日仓库管理员，把它当成命根子，拼命往生活的每个角落塞，塞到没地方呼吸为止。别人觉得安全感是“让人放松”，我这版本的安全感，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窒息。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总是对细节这么苛刻、对风险这么敏感。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错位的世界。别人出生的时候，地面是平的；我出生的时候，地面就已经倾斜了。小时候，我的安全感不是被“失去”的，而是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它不是某天突然塌的，而是我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随时会塌的地方。就像一个人不会对一块悬崖要求稳固，因为自己知道那是奢望，自己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走、不断地探路。理想中的童年，是父母的怀抱、确定的规则、无条件的保护；我的童年，是怀疑老师布置作业听漏了一个字的恐慌，是日常中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招致灾难的现实感。错漏的不是作业和细节，而是我对世界的掌控。于是我学会了一个技巧：用控制来替代安全。控制是有形的，可以计划、可以执行、可以验证；而安全是抽象的，不可证明的。我开始用列清单、设防线、做最坏打算来安慰自己，只要我考虑到了每一个可能出错的地方，就能骗自己“我在安全的路上”。后来学了一些专业知识，才发现各行各业本身就是草台班子，漏洞和风险到处都是。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降低预期或者学会接受不确定性；我不，我是那种在洪水面前还想修一条更高的堤坝的人。于是我干脆转到安全相关的行业，把焦虑职业化。外人看，这叫严谨；我知道，这只是把我的生存本能变成了产出指标。在我看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焦虑正当化”的舞台，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那套灾难预演与风险清单变成工作技能。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控制型安全感”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不是在减少风险，而是在增加依赖。每一次防御成功，都会让我更依赖防御；每一次没出事，都会让我更确认，如果不防御，就会出事。这就形成了一种强迫循环：行为缓解了焦虑，缓解本身又反过来强化了行为。久而久之，我的世界里只有两类事：已经控制住的，和还没控制住的。装修，就是这个循环的放大镜。格式条款要额外签订列举出可能出现各种情况的补充协议，请靠谱的三方监理，施工细节一条条对照法律和行业规范，每日从早到晚在工地监工，水电开槽时我要盯着每一根钢筋的状态，电路必须入管且满足管内空隙，燃气必须有报警装置，厨房柜体必须通风，各种物品必须做好仔细的保护，尺寸与设计方案一遍遍地核对等等。这些都不是个人喜好，而是我赖以维生的生存法则。别人看似我是在装修房子，其实我是在修一座能抵御一切不确定性的堡垒，只是我没意识到，堡垒和牢笼的结构在建筑结构上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一种错位的依附模式，当原本该提供安全感的关系（家庭、社会）失效时，人就会转向物理环境、制度规则、甚至仪式化的流程去寻求替代依附。这种替代看似可靠，因为它可控、可量化、可反复验证，但它的问题是，它无法回应情感上的缺口。就像你可以用钢筋混凝土筑一座城墙，可是你依然可能在夜里被孤独吓醒。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所谓“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无论我做多少准备，风险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位置；无论我设多少防线，生活依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它。可我的大脑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一旦承认，我就必须面对那个最原始的真相：我根本没有能力让自己绝对安全，而这个世界也没打算让我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我已经被焦虑压得喘不过气，我也不会轻易松手。那种彻底的空虚，比焦虑更可怕。焦虑至少让我觉得自己还在做点什么；而空虚，是直接告诉我“其实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总有人会劝我放松，说“你不必这么紧绷”。可他们不明白，对我来说，放松不是一种休息，而是一种暴露。我若真的放松，就得和这个世界摊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站在倾斜地面上的人，承认自己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安全感。那一刻，我可能会彻底崩塌。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不断地在安全与焦虑之间筑墙，不断地在墙内外来回踱步。偶尔，我会想，如果有一天这堵墙自己倒了，会不会反而轻松一点。但我知道，我多半还是会捡起砖块，再砌起来。毕竟，一个习惯了在堡垒里睡觉的人，哪怕堡垒是牢笼，也不敢真的睡在荒野里。
“受害者”是道德高地的天然居民，是悲剧舞台上的聚光灯，是内心“我比你惨”的终极投影。可一旦靠近了，才发现，“受害者”有时不仅是可怜，还有一身的刺。你以为你在给对方递上一杯热茶，结果却被扎得一手血。不是因为你不够温柔，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所有温柔视作威胁。他们裹着伤口走来，牙齿却早已磨得锋利。这是一些自称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写照。本以为你迎接的是一个需要拥抱的孩子，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把伤口当作武器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所谓“需要理解”的人，比任何人都擅长误解。互助小组、患者群聊，像一座冬眠动物的洞穴，里面聚着一群相互取暖、也互相扎人的刺猬。伸出手去，是想牵一把，但下一秒可能会用带血的针指着你，说：“你根本不懂我。”当然不懂，毕竟没人能完全与他人共情、感同身受。他们的确遭遇过创伤，但他们也许并不想被真正“理解”——只想让你承认他们的伤口比其他人深，比其他人痛，比其他人纯粹，比其他人干净。他们不想疗愈，他们想胜诉。有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共情，而是在寻找一个不敢还嘴的观众。可惜的是，有些人真信了。被“你不懂我”三连击倒后，还真去读心理书、看创伤研究，努力提高共情力。却没意识到，问题不一定是共情不够，而是他们根本不允许你共情。他们想要的不是桥梁，是壕沟；不是和解，是绝对的主场。任何不完美的倾听，都会被定义为“歪曲”；任何试图靠近的脚步，都会被解读成“冒犯”；任何你没说过的话，都会被他们“感受到”。这时候或许会意识到：有些人或许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已经用“受害者”身份攻击他人，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施害者。说到底，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痛苦，但我们希望自己的痛苦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原罪——于是，如果你敢说“我能理解”，那便是对我苦难的亵渎。于是，“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成了一种刺猬式的自我防卫，同时也是一种暴力的反击。这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主权：我的创伤是我最后的领地，谁也别想越界。不能责怪他们带刺，毕竟那是他们在世界上存活下来的唯一武器。但也需要承认，靠近他们的人，哪怕是真诚地想要理解，也很可能被误伤——更残酷的是，被刺的往往是那些同样伤痕累累的人。我见过一些互助小组里的人，初来乍到时满心期待“终于有人能懂我了”，不出三天，就开始互相拉黑、互相举报，理由是“对方冒犯了我”。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移情崩解，也可以说是创伤中的自恋相互碰撞的火花——但更实际的解释是：两个都在燃烧的人，是无法互相取暖的。他们需要的不是镜子，而是观众。观众可以静静地听他们倾诉，不提出异议，不补充观点，不讲道理，更不揭伤疤。而一旦你不小心成了镜子，反射出他们不愿面对的东西，恭喜你，你就成了新的加害者。共情太多，是虚伪；共情太少，是冷漠；理解太深，是操控；理解太浅，是愚蠢。总之，你有罪。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受害者的攻击性”已经成了一种被默许的语言游戏。在它的语法中，受害是最高通行证，无需任何修饰和解释；而试图理解，则是僭越，是入侵。更难受的是，这些语言规则不是发疯的结果，而是精密的、社交媒体时代训练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每一句“你曲解了我的意思”，背后都站着成百上千个点赞和转发的幽灵。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类行为并不罕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时代，很容易不再相信“理性争论”的可能性。你一旦表达观点，就等于在宣战；你一旦表示担忧，就等于否定别人。一个人曾经遭遇过痛苦，如今便拥有了道德赦免权。而一旦你试图辩解，说“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就反手一击：“你在PUA我/你在曲解我。”很少有人说：有些痛苦其实不值得尊重。不是每个创伤都构成了高尚的理由，也不是每个情绪都可以合法地伤人。精神分析中，未被处理的创伤会以重复的形式再现，这是“强迫性重复”。只是如今它被包上了话术的新壳：创伤不是被承认然后疗愈，而是被神圣化并据为己有。甚至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可以调配人际关系的筹码。有人个人账号介绍说“我是985硕士”，也有人用说“我重度抑郁、家暴背景、边缘型人格”。你不对他们小心翼翼，就是“标签歧视”。是的，这个世界确实不够温柔，但一些人用“敏感”要求全世界温柔以待，自己却不肯放下武器。我们开始将“善意”与“脆弱”混为一谈，却忘了：真正的脆弱，不是你不能碰我，而是我愿意放下壳。有些时候，我确实觉得心理学让我们过于习惯于“理解”，而不再质疑。“他攻击你，是因为他在保护自己”——这是正确的解释，却不是所有的真相。真相还包括：他攻击你，是因为他知道你不会还手；他把你当垃圾桶，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了受害者圣人。我们该面对的现实是：创伤从来不是“无辜”的，它也会繁殖新的“暴力”。我并不是否定“受害者”的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者”。事实上，我自己就是长期陷在创伤回声里的那个。但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总用刺来保护自己，最后我就只剩下一堆刺。没有人靠近我，不是因为我不值得被爱，而是因为我让人无法靠近。不是世界太冷漠，而是我先关闭了入口。所以需要小心，别被“我只是个受害者”这句话迷惑，那有时不过是“我是个合法刺客”的遮羞布。你以为你在救人，实际上你被当成了可以随便练习攻击的沙包。这个世界需要同理心，但不是受虐倾向。也许很多人包括我曾经也是刺猬，也想过用针扎那些走近你的人，因为太怕了。但终究应该明白：用刺保护自己，最终会让自己变成孤岛。而若真的曾被伤害，就该明白攻击是不会带来安全感的——攻击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相信世界就是危险的。久而久之，就再也无法相信善意。当发现自己在刺别人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把“别人应该理解我”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需要对方自愿给予的礼物。刺是活下来的工具，但不是活下去的方式。自己可以痛苦，但别把痛苦当成武器；自己可以防御，但别把防御当成正义。人类关系最脆弱的部分，不在于恶意，而在于误解。而误解常常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太怕被看见。于是宁愿把看见自己的人刺伤，也不愿让他们走近。这就是刺猬的悲剧：他们渴望温暖，却让靠近的人流血。但温暖不会凭空到来，它只能在彼此卸下盔甲的那一刻发生。真正的疗愈不是让世界小心翼翼地不碰自己，而是开始愿意少扎别人一点。终究得学会脱壳，哪怕很慢，哪怕会痛。但如果总是用受害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控制欲和攻击性，那就不是在康复，而是在退化。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正在把别人也拖入那种自己曾经痛恨的、压抑、冷漠、无法理解的世界里。自己有伤口，这是真的。但自己也有选择，这更重要。愿我们都不再是那个把同类逼走的刺猬。
人活一张脸，最后却只能换来一口棺材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人要脸，树要皮。”那时候不懂，总觉得这话有点怪怪的，后来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句老话，也是一道诅咒。前阵子刷到一条别人分享的动态，父亲因为儿子年近三十还不结婚，觉得“丢脸”，威胁儿子要闹自杀。为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操到去死，那真的叫爱吗？还是说，这爱，其实只是拿儿子当牌面，为了自己那点体面的幻影，甘愿献祭一切？说到底，很多人这一生压根没活过。他们不过是披着自己的皮，演着别人的剧。在这个“面子比命还重要”的社会，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比自己活得痛快更重要。买不起房，就没脸谈恋爱；工作不体面，就不敢回老家过年；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家孩子上的是重点中学吗？你凭什么不一样？你凭什么不丢脸？面子是中国式集体幻觉的最高统治者，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社会控制机制。它不是自己脸上的皮肤，而是自己活在人群中的“社交肖像”。自己必须活得像样，像他们说的“样”。可问题是，“像样”到底是谁定义的？从前有皇帝穿新衣，百官百姓都跟着叫好。现在的“面子文化”，就像全国直播的那场皇帝新装，每个人都明知荒谬，但谁也不敢说破，因为一旦说破，那个叫破的人就成了“不合群”的“疯子”。精神分析里有一个概念叫“镜像阶段”，婴儿第一次在镜子里认出自己，是因为他看到了外界反馈的那个“我”。换句话说，我们对自我的感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依赖他人的反应。但这个机制一旦被扭曲，人就容易陷入一种被镜像奴役的状态——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无法区分真实的自我与社会投影。穿着得体、结婚生子、升职买房，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一切，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会丢人”。什么叫“丢人”？丢的是谁的人？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就为了守住那张脸。到头来，这张脸，也不过是社会在身上打的一层腊——一旦不再顺从，它就剥落得干干净净。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说白了不过是隔壁张阿姨、父亲的酒友、中学班主任，还有微信里那些三年没说过一句话的人。他们成了自己行为的“审判团”，而自己则成了他们的审美器官的奴隶。救像是在社交法庭里，被一群无关紧要的观众围观着，把人生演成了一出“合格的样板戏”。于是，一些人临死前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没给家里丢过人。”听起来仿佛很体面，但其实荒谬得让人想哭——不是“我过得快乐”，不是“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我没有出丑”。没有出丑的人生，真的是有价值的人生吗？我认识一个人，男同性恋，三十出头，每次回老家都要装作是个“正常人”。他在公司是管理层，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有喜欢的人，但他父母不知道。他说：“我活得很幸福，但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相，会觉得我是一种‘耻辱’。”你看，“幸福”竟然也能变成一种罪。不是因为你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你没照剧本演。一旦偏离“正确轨道”，就会被当成“丢脸”的怪物。这种文化，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冷酷至极的。但最荒诞的不是这些父母、亲戚、熟人，而是人们自己。人们宁可压抑、伪装、崩溃，也不愿意摘下面具。因为不愿成为那个“出丑”的人，不愿成为那个“让别人失望”的人，不愿成为“丢人”的人。把“面子”当作灵魂，却忘了，它只是社会在我们身上投射的一种“幻象光环”。面子，不是错。但如果活着只是为了维护它，那么自己就是它的奴隶。最终会发现，一生小心翼翼，怕被说闲话、怕让爸妈失望、怕亲戚嘲笑，结果呢？自己在哪儿？喜欢的东西还记得吗？真正想做的事做了吗？有没有一刻为自己而活过？还是只是在别人眼中“体面”地死去？我曾在深夜里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看着我，我还会这样活吗？”会吗？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诚实、最赤裸的情绪之一。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害怕，也不是理性可以安抚的焦虑——是一种潜伏在深处、随时可以撕裂理智的惊恐。每次和他一起看番剧，看到生离死别的场景时，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接近PTSD的反应。那不是因为剧情煽情，也不是简单的共情哭泣，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无法言喻的痛苦。他告诉我，他恐惧死亡。他作为一个法律和哲学专业出身、目前在研究精神分析的无神论者，他能理解这份恐惧，但无法摆脱。“可能是因为你有信仰吧。”他睡前和我这样说。我沉默了很久。其实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隐约有一种“出生前”的模糊记忆，也曾和别人分享过。后来记忆模糊了，但思考一直没有停下。直到后来，在一种无法名状的感觉促使下，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选择降生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人死后，只是从物质世界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我”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状态。或许是去往另一个世界，或许是回归世界法则的怀抱，又或许是回到出生前的那种存在。但我始终相信，“我”的存在不会因此消失。死亡不是“终结”，只是“转换”。如同我在《内在连续性》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精神又或者是“我”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这种信念或许听起来带着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是我很多年来思考得出，然而类似的想法却并非我的“独创”。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就提出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灵魂作为独立存在，超越了物质的界限，在身体死亡后会进入另一个永恒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其影子，东方的轮回观、西方的灵魂与天国，都试图为死亡提供某种延续的可能。而精神分析学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被理解为是“死亡驱力/死本能”（Thanatos）的表现。死亡驱力与生本能（Eros）相对，它推动个体走向静止、走向毁灭。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一种对自我消解的本能抗拒。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被抛”（Thrownness）的概念，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世界中，这种状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这意味着我们被原初且终极的事实所束缚，但依然拥有赋予这些事实意义的能力，我们的存在总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向死而生”（Being-Toward-Death），人只要出生，就是一种“向死”的状态，这是一种持续在场的存在方式。人只要还未亡故，就始终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人对死亡的意识塑造了人的存在，使死亡成为一种不可逃避、定义存在的根本。通过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能激发人类“真实的存在”，让人摆脱生活的日常琐事，去追求更具意义的自我实现。萨特则认为，人的存在具有自由和选择的特质，人被投身于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需要在其中自我定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更侧重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人类需要通过选择塑造自己。心理学也有理论认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它是一种超越理性、深植于潜意识的情绪反应。那是对虚无的恐惧，对“不存在”的恐惧。死亡焦虑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基本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恐惧被压抑或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因此，当人们在生离死别的剧情中表现出那种近乎惊恐的反应时，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消失的深度恐惧。即使有很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我始终认为，这份恐惧也许是错觉。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观测物质世界，于是我们产生了“出生前我们不存在、死亡后我们消失”的幻觉。正如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精神也应当遵循某种类似的“守恒定律”。出生前、死亡后，“我”都处于一种无法被现世的人类观测和感知的状态而已，因此我不畏惧死亡本身。我担心的，是死亡后的“遗忘”，不是担心被别人遗忘，而是担心我自己遗忘，如同我不记得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我也害怕死亡前的痛苦，更害怕与所爱之人的分离。害怕活着时无法与所爱之人好好相伴，在痛苦中失去彼此，在离别时无法说出那句“再见”。但这些都只是附加在死亡上的苦难，并非死亡本身。因为我认为，死亡之后并不是虚无。这只是一次旅程中停靠的站点，人们只是暂时分别。他或许会继续恐惧，而我只能继续陪伴。但在这场对死亡的思考中，我越来越确信，害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活着时的失去。而这种失去，才是真正的虚无。
认知的冲击与改变——敢于面对自我的不完美
认知的改变，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或许你和我一样，都能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人、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一旦这些看法被挑战，便会涌上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抵触情绪。毕竟，改变认知等同于重塑自我，谁会愿意轻易放弃那种熟悉且安全的自我形象呢？“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揭示了一个事实：现代人身处的信息爆炸的世界，充满了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的认知。人们只挑自己能接受的、符合自己既定信念的信息，像是一个自设的过滤器，主动屏蔽掉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懒惰，倒不如说是保护机制。因为当个体试图挑战自己的认知时，就相当于在挑战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真理”，这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那种被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崩塌的感觉。就像ONO喜欢在自己的博客做的那样，一些复杂的问题他常用与文章核心不符的标题，加粗容易错误理解文章核心的句子，来判断读者是否仔细阅读。这种“社会实验”虽然看起来恶趣味，但是的确能看出一些问题。虽然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也能看出，有哪些人仔细看了我的文章，哪些人只是简单扫了一眼。因为我的文章经常很长，内容也很抽象和复杂，论述过程虽然逻辑上相对通畅，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理解。如果不仔细阅读我的论证过程，也容易误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再者我写文章努力不讲废话，导致即使有加粗的内容，未加粗的内容有时也很重要。即使使用某些工具总结，也未必能抓住我论述的核心。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批判读者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很正常，毕竟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产生误解了，我也经常会详细解释，这种不同观点的交流也是乐趣所在。立场坚定≠独立思考，也可能是迷信权威我能想象，在阅读我的文章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你也未必全对吧，你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 这点我不会否认，我也知道我的认知可能存在漏洞，或者某些地方并不完美。正如每个人都会犯错，认知也是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但是，我的观点从来不是凭空捏造，在我的角度，我“对得起”我写的文字，而不是我一时的情绪发泄。在写文章选题涉及的内容时，除了基于日常阅读的各种书籍和文献所总结出的知识外，我还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其他关联文献进行核对和佐证，以尽可能确保我的思考不仅局限于个人的片面看法。我的博客，更像是一个思维的实验室，记录我的思索过程。在我看来，正是通过自我质疑与反思，我才能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逐渐接近更真实的理解。在不了解一个领域时，我一般不发表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发表出来的可能在熟知某些领域的人看来很幼稚或可笑，因为这样的言论必然夹杂着大量不专业的理解和无知带来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会给阅读的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互联网各公开平台的评论区中，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了解了一点皮毛的知识，他们就急于发表意见，热衷于宣扬或反对，而不去深究自己的立场是否充分和准确。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事情，个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却无法做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评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假装自己很懂，进行所谓的理性和客观分析，那除了自欺欺人外，毫无意义。在一些互联网社交平台中，一些人常用“我觉得你这个不对”这类非常主观的表达为自己辩解，或者引用看似简洁、深刻但已经滥用的陈词滥调。还有人转载那些表面有力、实则片面、主观且激进的文章，随便复制粘贴一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自以为理解了一切，藐视不同意见的人。实际上，这背后经常缺乏深度思考或学术理论的支持。发表立场时，甚至连术语的准确定义都没搞清楚，只是根据术语的字面意思加上自创的解释，自以为是的开始站队。结果一番自我陶醉的解释后，立场的真相立刻暴露，因为从解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不了解自己所提立场的真实含义，更没有深度思考和了解、学习过相关的领域。这类人并不是真的在思考，而是迷信某些权威或主流观点。又或者将长期被周围环境被动灌输的刻板印象披上了“个人观点”的外衣，却不是自行学习研究和反思的结果。试问一下自己，发表各种言论之前，是否自行阅读过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还是说只接受了家庭教育、学校义务教育、网络上的零碎信息流的推送，外加个人的臆想、捏造和拼凑？这种认知就像是封闭的小圈子，外面有世界的广阔，而自己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在他们看来“为何要去接触复杂的思想？面对陌生的挑战，真的是太麻烦了”，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多舒服。信息茧房的舒适感，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如同“大赦”一般。在这场信息的“冲击”中，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至少，我希望别人能够深入审视我的观点，而不是仅停留在“我觉得”这样的主观看法上进行批判。毕竟，“我觉得”只是个人认知的表述，而非用来反驳他人的工具。在批判一件事物时，应当优先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主导，否则只是纯粹的释放情绪垃圾。这样做的人多了，互联网自然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各大平台的“公厕”外号也因此产生，例如某些平台被称作“男厕”，有些平台被称为“女厕”，甚至还有充斥大量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童厕”。人无法凭借个人经验去定义整个世界，需要有勇气面对那些不愿承认的“真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改变认知，意味着接受自我解构的痛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改变的痛苦与自我欺骗的短期安慰认知的改变就像是与自己深埋在内心的偏见、恐惧做斗争的过程。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的过程，哪怕这个过程能带来更深的自我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而这，正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网络世界中，总是看到那些坚守自己偏见的人，他们活得像是穿着“认知盔甲”的战士，不允许任何破坏自己舒适区的东西闯入。当然，是否选择改变自己的认知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当前的认知偏差让自己感到舒适，那不改变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个人的决定，只要不去影响他人、强迫他人的意愿即可。如果坚持自己的偏见并强迫他人，“网暴”就会产生。但矛盾的是，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意识到认知偏差已经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痛苦，却仍然不愿意改变时，便会陷入一种“既想摆脱痛苦，又不愿改变认知”的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加剧了焦虑与困扰，同时他们也常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个“大他者”，尤其是他人。继而产生一种“自己痛苦的根源都是别人和社会的错，自己完全没有错”的“错觉”。为了获得心理安慰，他们会寻求更多和自己一样存在认知偏差的人的共鸣，也是我们常说的同温层效应or回声室效应。然而，这样的安慰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短期逃避，最终仍然无法解决“既要又要”的困境。在研究某些领域时，尽管我可能极度不认同某本学术书的观点，但我仍然会努力坚持读下去（即使不免有把作者从书里拉出来揍一顿的冲动），并试图分析作者持有这些观点背后的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不是一味忽视或排斥。扔掉这本书，两眼一闭就当不存在这固然简单，然而也让自己丧失了获得不同角度观点的可能。直面自我的不完美，抛弃伪装我也理解有些人看不惯我的观点，觉得我不够“友好”，或者说得不够“讨喜”。我完全可以迎合大家的喜爱，去发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然而这从来不是这个博客的初衷。正如我过去一贯所说的，如果我不表达真实的自己，那么我的博客的灵魂就死了——变成了一个取悦他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场所。做一个“讨喜”的人，必然不能说真话，又或者真话只说一半，有一部分只好不说。而说真话的人，必然在一些人看来会“不讨喜”。然而现实社交中，大家都说客套的“假话”，表演成别人喜闻乐见的人，难道到了网上，还希望见到这样的人吗？对我个人来说，真话永远比空洞的客套话更有价值。谁都可以在社交场合上装作完美的人，然而在这里，我选择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选择直面那些让人不愿触碰的痛点。如果我的文章引发争议，我并不反感。争论本质上是沟通，是思想碰撞的过程，特别是当我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信心时，我相信它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观点存在不足，可能会有更专业的声音提出批评，这正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此，即使是争议较高的话题，我坚持不关闭评论区，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面对质疑。然而这也不代表我需要接受不专业、过度情绪化的指责，因为指责的内容是否经过了理性上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偏见、无知与刻板印象，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认知改变的痛苦与抗拒并不是个例，它是普遍的现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那面看不见的茧房，阻止着我们触及那些深刻的自我反思。而这厚厚的茧房，正是我们不断维护自己的认知舒适区的代价。而那些勇于质疑、敢于改变的人，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向那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自我。
寻求共情只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从外界依赖中解救自己
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无法触碰的角落，那里藏着未曾愈合的伤口，像是一个默默蠕动的黑洞，时不时地露出尖锐的獠牙。人们习惯性地回避它，把自己锁在无形的牢笼中，甚至把痛苦当作理所当然。尤其是当这些伤口与心灵的其它痛苦交错时，人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寻求他人的共情，寻求慰藉。人们常陷入这种反射性逃避，像是溺水的人紧紧抓住漂浮的木板，认为自己可以因此重生。可惜，真相是，这种逃避不过是自我安慰的遮掩，无法抚平内心的创伤。共情从来只是暂时的庇护，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认知——痛苦的根源与解药痛苦的本质，究其根源，正是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人感受到的痛苦，并非外部世界无情的压迫，而是自己的认知、自己对现实的解读与其实际状态之间的落差。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背后都有一套自我解释的机制，这些解释扭曲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把简单的事件变得沉重，把轻微的压力变成无法承受的负担。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个体与自我的认知形成了某种病态的共谋。个体的脑海中不断放大那些恐惧、羞耻与愤怒，它们像是无形的枷锁，越是想挣脱，它们就越是死死缠绕。而这些认知的改变，非但不能一蹴而就，还要求个体抛开虚假的安慰，去勇敢地直面那些从未触及的内心恐惧。正如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时，药物治疗主要是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的负面情绪，当药物缓解了PTSD患者的负面情绪后，认知会更理性，减少出现创伤性画面的可能。然而只能缓解，很难彻底根治，属于治标不治本，一旦脱离药物，可能状况会继续复发。想要进一步治疗，则需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BT）等额外的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包括了认知重建和暴露疗法等，除此之外还有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在认知重建时，心理治疗师会引导患者察觉到一些对自己创伤事件的扭曲认知，治疗师会与患者深入沟通，寻找到患者的扭曲认知，引导对方用更加理性、积极的认知取代。暴露疗法属于行为疗法的范畴，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面对恐惧，而不是逃避，从而打破其对心理的束缚。这几项疗法目前被证实是很有效去解决PTSD的治疗方案。然而PTSD患者，因为治疗过程痛苦，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暴露疗法脱失率高，往往会选择逃避治疗。依赖他人共情，逃避自我然而，面对痛苦时，人们容易选择逃避自我，寻求别人的共情、理解和认同。人们渴望别人的理解、认同、他人的同情，认为这能为自己带来片刻的慰藉。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寻求他人共情的背后，只是一种自我回避的本能。个体通过向他人倾诉来寻求共鸣，仿佛能从外界获得救赎。然而，无论他人如何理解自己，说各种安慰的话语，这份共情总会在某一时刻消失，回归到原本空洞的内心。共情无法填补真正的裂缝，它仅是缓解痛苦的表面工作。深层的自我修复，必须由内而外，必须由自己来完成。正如我之前的一文《受害者与加害者》中，我提到：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 “魔咒”：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 “精神导师”。痛苦是无法完全被 “继承” 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在该文的一条评论的回复中，我也提到：原生家庭作为个体出生后长大所在的家庭，对一个人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具体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是个人选择，如我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有斩断 “魔咒” 的可能，如果一味的逃避，将所有的责任全归咎为原生家庭，那就是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自主选择。在这篇文章中，过于寻求父母的认同，认为父母必须与自己一样感同身受，本质上是一种“逃避”，也是在否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拥有独立选择的可能。同理在本文中，过于寻求他人的共情与认同也是如此。寻求外在共情与认同本身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麻痹自己。过于追求认同与共情，实质上是将造成目前一切结果的责任均抛给“大他者”（the big Other），责任全部“外化”，却无视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责任。让我们不妨稍微打破一下理想化的心理治疗幻想。很多人以为，只要得到他人的陪伴和理解，就能从深渊中走出来。但这种想法，正如那些饱受创伤的患者依赖药物而忽视了更重要的治疗过程。情感共情固然重要，但它的作用不过是临时的应急反应，像是为了减轻外伤的疼痛而缠上的绷带。“我能感同身受”、“你辛苦了，这么久了真不容易”、“加油，我们支持你”这类话语，对于情绪激动的人或许能短暂的缓解伤痛，但终究只是短暂的，无法实质解决问题的麻醉剂。真正的治愈，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重建，是一种自我觉察的过程，而非依赖外界的感同身受。这一点我以我自己亲身经历，记录在了《从药物依赖到自我审视与重塑》，来解释了如何自我重建。所有的心理疗法，都是在引导你去直面那个痛苦的核心，而不是一味逃避。真正的自救，来自自我觉察与改变那些寻求外界理解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只有在自己内心找到出口，才能真正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依赖他人共情，只会让自己在情感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救的机会。真正的自救，是敢于直面内心的黑暗，敢于剖析自己的每一寸认知，敢于面对那个自己不愿面对的真相。它需要你去摒弃所有自我安慰的念头，去拥抱那些痛苦的自我认知，去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心理学中，认知重构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自我挑战与深刻反思，而这些，正是自救的核心。自我疗愈并不轻松。它不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而是一场深入骨髓的内心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不断质疑自己。不是质疑自己做的不够好，而是挑战那些已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每一次的质疑与否定，都是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当你站在黑暗中，敢于对自己说出“我会走出这片迷雾”时，治愈的种子才会在心底发芽。真正的治愈，来自你内心的蜕变，而不是他人温柔的宽慰。自我认知改变，才是痛苦的终结。自救之路，孤独而漫长当自己在无助和迷茫中挣扎时，别再期盼外界的安慰和共情，不要再在他人的理解与认同中寻找安宁。真正的自救，是勇敢地走入自己的内心，承认痛苦，理解痛苦，直面痛苦，并最终打破它。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但唯有在这条路上，自己才能摆脱外界的虚假安慰，迎接内心的真正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