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我个人信仰的若干提问的统一回复文。如对该话题不感兴趣，无需继续阅读。本文完稿于2025年4月29日，一直未公开，近期才发布，因此部分内容可能已经过时。 虽然有很多话题想写，但由于动力严重不足，导致表达欲望不强，已经很久没写过文章了。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文章《创作欲》。简单更新一下近况：最近我一直在努力进行一些康复相关的活动，比如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进行锻炼。然而，长期宅在家里导致的体力大幅衰退，让我每次出门后都会感受到明显的副作用——每次外出后，总是需要休息几天才能勉强恢复。此外，这段时间内，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的去世也是我关注的事件之一。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几个月前的平安夜，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熬夜看了梵蒂冈的平安夜弥撒直播。看到方济各坐在轮椅上敲响“圣门”时，我就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当时我就觉得他身体状况堪忧，直觉中有种不好的预感，后来我也对别人表示他可能坚持不了太久了。我个人对方济各的印象，最初来自于前些年我在Netflix上看过的电影《教宗的承继》，加上他一直以来在推动性少数群体包容问题上的努力，因此我对他一直怀有较强的好感。近期，我收到了一位主内弟兄的邮件，很有意思，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邮件标题与本文主题相符，因此我决定直接采用这个标题。借此机会，我也想通过这篇文章梳理一下我的一些思考。邮件中提到，他看了我的博客，认为我的信仰是：“朋友，您似乎相信，但又并不完全相信。”由于没有得到对方的授权，我不打算公开对方邮件的完整内容，但考虑到可能有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误解”，我决定只公开我的邮件回复，以表述我的立场。您好，感谢您的邮件。要问我是不是信主，我可以明确地说，我完全相信主的存在，并且深信主给我的所有启示。但是，如果你产生了“我信，但不是完全的信”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我信的主和你所信的主（你所理解的主）存在差异，导致的误解。我所信的主，是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所理解的，而非某一教派或文化规定的具体形式。因为后者是人类的理解，而未必能反映主的本质——人类的认知总是有限的。我理解的信仰和你所理解的，或许有所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方的信仰比另一方更纯粹或正确。不同教派和宗教之间的差异，正是因为人类有限的理解与主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正因如此，不同教派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信的主是真实、正确的，产生“我信的主与他人不同”的感觉。所有教派的理解，都是人类从不同角度去诠释主的结果，甚至是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也有着各自的理解方式。我们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去体验祂，而这正是信仰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所在。每个人对主的体验和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圣经的不同作者，他们对主的体验也各自不同，这种差异也延续到了今天。包括历史上许多神学家，他们的属灵体验也是独特的，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教派和神学思想。因此，信仰的本质是通过自己独特的经历与研究来理解“主的本质”，还是依赖他人总结出来的教义？我选择了前者——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悟去理解主。我想给您一个建议：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和生命经历都是独特的，因此，最好避免轻易地评价他人的信仰纯正性。毕竟主曾说过，不要论断他人（路加福音6:37/马太福音7:1）。只有主才有最终的判断权，我们作为信徒，应当保持谦逊，尊重他人的信仰旅程和体验。至于我是否经历了“不一样的生命”，只有主和我自己知道，外人很难通过文字去真实感受到。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们应当保持谦虚与宽容。这些年来，许多来自不同教派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深入探讨教义和对主的认知问题，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不同教派，甚至还有声称自己是天国子民降临的人，能时刻与主对话，向我传达神的启示。虽然他们的背景和信仰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非常信仰主，并且对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许多人还接受过不同教派的教育，并且以神学家的著作为理论支撑。尽管每个人对教义和对主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有趣的是，他们几乎从不论断他人信仰的纯粹性，也就是避免质疑特定的人是否真心信仰主。相反，他们更专注于讨论和理解不同教义之间的差异，关注的是教义的多样性，而非对他人信仰本身的评判。尽管信仰的表达和理解方式各异，我认为我们应当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去接纳每个人对主的个人体验与解读。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因为自身认知的问题产生严重偏差，除了与各种教派的信徒交流外，我也会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阅读历史上不同教派的神学家著作作为参考。由于我的博客并非一个宗教性质的博客，而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生活博客，所以绝大多数访客并非为信徒。而其中的神学话题只是作为一种针对普罗大众的科普性质的展现，而非是严谨的神学研究，我一直都是避免在这里写过多过于深入的话题，也避免写传教性质的内容。所以通过博客是无法深度理解我在神学上的认知的，也可能因此产生一些误解，请您理解。Best regards,白熊阿丸事实上，在《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一文的评论中，我曾与Mioz详细且公开讨论过信仰的问题。虽然当时这些讨论并未作为正文呈现，但我认为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在这封邮件的最后一段，我也提到了我博客中“神学”分类文章的定位。我的神学分类的相关文章，主要是为了向普通人清晰地阐述我的信仰，并非严谨的神学研究，更不是传教内容。因此，尽管博客中有“神学”这一分类，但我并不打算通过发布大量的文章深入或过多地探讨我的信仰问题，点到为止即可。但是既然以这个标题写了这篇文章，那我需要详细论述一下一些常见的问题，正好在这封邮件之后，对方也与我互通了几次邮件，有点像是采访的性质，而且提出的问题都很犀利，我觉得挺有趣的。我将邮件中提到的一些疑问，和我的回复也趁此机会展现出来。提问和回答都进行适当的修改，以符合本文的展现格式需要。问：你的博客定位是表达真实，是完全呈现了内心状态还是有所保留？或者只是想让读者读到你想让读者读到的内容？我的确完全呈现了自己的内心状态。但是由于疾病问题，对于一些极端观点可能会存在“躁狂”的现象，但是我不会在躁狂严重的时候写文直接抨击，而是等我冷静后，尽可能通过理性和逻辑进行分析和反驳。由于文章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一味的发泄情绪很少有人能看进去，所以我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尽可能用理性来写文章。同时在写文章时，我会参考大量资料查证客观事实，以尽可能减少我个人主观偏见导致的偏差。问：面对与基督真理有明显冲突的教义或行为时，如何在“尊重差异”与“坚持真理”之间做取舍？是否有可能在过分强调“多样性”时，无意间模糊了基督独一性的见证？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基督真理”的定义了，实际上基督在福音书中就明确说明我们信仰的双核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抛开各种细节上的教义和仪式等差别外，圣经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两点在叙述。这个中心思想也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强调的信望爱相符。只要“差异”并不违背这个核心，我认为是可以包容和尊重的。关于你说的“基督独一性”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对唯一真神/真理的理解差异导致。如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安拉、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犹太教中的耶和华，甚至是佛教中的宇宙缘起、道教中的“天道/大道”、中国本土信仰中天坛所祭拜的“老天爷”等等，都是独一真神在不同宗教与文化中的体现。而这理解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宗教的差异，但核心是同一个存在。我们无法排除一件事，这些差异是人类对唯一存在的不同的解读而已，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人类的认知无法完完全全理解神，因此导致的“偏差”，这些偏差中可能有错误的部分，也可能有正确的部分，但是我作为人类无法去严格论断哪些一定是错的哪些一定是对的。光从基督教教义来看，都有如此多的分歧了，谁都坚持自己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更何况是教外。我们不要“过于”将关注点盯在教义这些细枝末节上，因为教义本质上是“人对神的理解的大合集”，并非是“神/真理”其本身。比如佛法的具体教义、古兰经的具体教义、又或者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具体教义，而是要关注其背后的存在。很多宗教信仰的纷争，是由于人类过于对教义本身的执着，而没有表现出信神和爱他人之上。问：您强调“每个人对主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的主观体验可以成为信仰的最终依据吗？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祂知道每个人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并会通过各种方式，如引导和考验让人们走在相应的道路上。人无法脱离主观体验而活着，即使自己认为你的理解并不是主观的，但实际上自己的所有选择都是主观的。归根到底，是自己选择了信或者不信。无论是信仰、感知，还是选择，人类总是通过自己有限的感官和理解来体验世界。人的主观理解有多强大呢，即使是面对客观事实，我们的认知和理解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信仰、文化背景、情感状态等因素而发生扭曲。更何况，在基督教体系内，圣灵是会引导人的，圣灵的引导未必是通过某些客观事物来引导，也可能会在人的内心中发出声音。在基督教体系外，圣灵可能会被人描述为是一种道德感、良知等等不一样的概念。人看外貌，耶和华却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问：若体验成为主要标准，那又如何避免将“自我感觉”误认为“来自神的启示”？关于判断自我感觉是否来自于神的启示，这个依然是回到了上一条回答。信神爱人如己双核心or信望爱，是判断的标尺。问：在您个人的属灵经历中，是否有明确的、可以与圣经教导核对验证的标准？有，但是这是一种私人体验，无法准确传达给他人，很难用语言表述。此处详细论述可以回到文章《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的评论区。问：您是否有经常祈祷和忏悔以及与基督建立关系，还是仅限于口头上的基督徒呢？我的观点是新教的范畴，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祈祷和忏悔是一种行为，过于在意这种形式，会陷入“因行为称义”的怪圈。还是我上面这句话，人看外貌，耶和华却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当内心归主，真心归主，行为会是一种自然流露。要知道全知全能的神，知道一切行为，也知道所有人的内心所思所想，只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考量，给人足够的自主判断能力。是否是基督徒，在于内心是否真正的归顺于主，而不是有求于主才相信主，更不是因为行为而成为基督徒。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真的做到“信望爱”，反而自然会展现出符合要求的行为。这并不是说祈祷和忏悔没有用，关键在于什么样算祈祷，什么样算忏悔。当一个人想要去理解主，去探寻主，也不乏是一种祈祷。当一个人出于功利目的有求于主，这种祈祷却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当一个人不是出于功利目的有求于主，如希望主加强自己的信心，去克服困难，这样做或许有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己还不够信主，所以需要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加强自己的信心，这都是相对的。当一个人为自己做了“坏事”而自我反思，下次努力避免，这也是一种忏悔。某些基督徒，饭前祷告，或许这些行为是能在某种潜意识上暗示自己更加相信主，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还“不够信”。我不会完全反驳这种行为，但是我无法判断他们最终是否会将这种祷告沦为一种单纯的形式，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与主沟通。所以，我的基督徒身份，不是任何外在的个人或组织给予我的承认，更不是通过特定行为和仪式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发自内心的交给主实现的。关于“经常与基督建立关系”的观点，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活在基督里，与神同行，而不是定期去和基督建立关系。问：在面对他人提出的超自然主张时，您是如何分辨其真伪的？依据是什么？是否仅凭个人感受，还是有更客观的辨别方法？任何观点，我都只是作为一种“参考”，而不是盲目的相信或者全盘否定。至于是否是真，是否是假，我觉得没有必要判断。真假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类的主观认知层面的问题。即使是“存在”和“不存在”这两个概念都是一种人类的主观判断（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就拿神是否存在来说，不信神的人会说神不存在，信神的人会说神存在，双方都会坚定的认为这是一种“事实”。有的人认为主观上看得见摸的着的才是真，有的人认为即使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主观体验到的就是真。在一些基督徒看来，不符合自己流派的教义的，就是假的。然而在其他流派的人看来，却是相反。实际上流派上教义的差异，只是人类对神的细节层面理解的差异，无法作为判断的标准。作为基督徒需要判断的是，这些内容是否符合神的教导，是否符合世界法则。拿信望爱来说，这些内容是否符合信望爱（也就是耶稣提到的双核心）。归根到底还是我喜欢说的那句话，基督徒信仰的到底是神本身，还是宗教教义？后者很容易陷入到“信人”的怪圈。问：您提到“害怕遇见一些基督徒”的经历，但耶稣教导我们：“爱人如己”，且特别强调要爱不可爱的人。您是否思考过这也是一种需要在主里克服的挑战？是否意味着主正在通过这些“不容易相处的人”，来训练我们的忍耐与爱心？害怕遇见一些极端的基督徒，是一种情感上的自然反应，作为有人性的人，这是我的一种生理本能的客观表述，因为日常接触太多已经严重不符合信望爱的基督徒了。如果我没有努力克服与基督徒接触，我也不会发表这些批判基督徒的文章了，更不会继续和其他的基督徒有深度沟通。关于爱不可爱的人这件事，我们需要回到爱的定义上来。什么样才是爱？虽然哥林多前书甚至整本圣经都在诠释，但是依然很难去用只言片语理解清楚。但是我认为的爱不可爱的人，并不是一种强忍内心的厌恶，去装成友好的态度进行沟通，因为这样的结果会导致行为和内心不一致，简单地说就是“虚伪”。我认为爱仇敌不代表不会生气，不会发火，不会指责出严重的错误。耶稣在圣殿甚至因为发火而掀翻桌子，但是这就代表这不是爱了吗？坚持真理，指出某些人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指言语和行为伤害他人），也是一种爱。哥林多前书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或许通过阅读我的有关“批判基督徒”的文中似乎会理解为我在疏远这些人，但是我实际上我这类文章之所以发出来，就是在直面这些人。我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评，但我没有退缩，因为我坚定的认为，爱虽然有包容和、忍耐，但是这个包容并不是无底线的。爱并不是不能发怒，要装出虚伪的友好，而是不轻易发怒。爱不是针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而是不喜欢不义。当然，或许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在某些基督徒群里当面指出？因为很多群禁止吵架，再加上管理员都没出现制止，甚至是默许了这些行为。很多话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并且这些极端的人很符合我之前文章提到的“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我的三言两语的话语并不能根本上改变对方，只会激化矛盾。我只是选择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我的观点。所以我实际上在努力做出行动，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引导了很多人接近主，让他们知道这些极端的方法是错的。很多想要接近主的人给我写邮件，我都会尽可能的提供帮助。而对于这些极端的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主给他们的一种考验？有的时候我会想，一些基督徒可能搞错了，忍耐多了会变成虚伪，会变成行动和内心不一。在他们看来似乎生气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所以面对不义的事情，也要笑脸相迎。因为无法做到真正的爱仇敌，所以就只能从行为上做到。实际上这种笑脸相迎，有的时候会给人产生更差的结果，这也是不少不信教的人会认为基督徒“很假”。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马书12:9）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书1:26）问：您提到“不同教派的理解是人类有限理性的产物”，您认为圣经本身是否有客观、明确的启示？以及怎么才能避免我信仰的是上帝而不是“我自己”呢？好问题。信神、爱神、爱人如己是信仰的核心启示，其他的教义、比喻和修辞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正如约翰一书所阐明，神是爱，爱源自于神。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真正的爱，那么这些行为就是神所喜悦的。至于爱是虚假的还是出自真心，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神也知道，不需要外界的判断。当我们活在爱中时，我们便是活在基督里、活在神里、活在圣灵里。真正的信仰并不在于是否信仰上帝与自己，而是在于是否持续活在神的爱里。当一个人失去爱时，信仰的核心也失去了，信仰便转向自己而非上帝。问：您提到的认知问题，那既然存在认知问题，神为什么不写的简单一些，让普世的人都能知道，让识字的人都能领悟，还是说这只是少数人才能感悟到的真理？关于神的存在，正如我在《语言和现实的错位》和《针对极端无神论者浅薄论述的回应》的文中所提，语言和文字作为一个有限的载体，神的存在和神意的表达无法通过语言和文字完全阐释清楚。神并不仅仅通过圣经与我们沟通，圣经只是开启我们认识神的钥匙。我们需要通过内心与神直接沟通，这在基督教中称为圣灵感动。至于是否真的感受到圣灵的引导，这需要通过我前面提到的方法来判断。问：如果没有客观启示，那么基督信仰与世上其他主张（例如人文主义、自我精神追求）又有何区别？基督信仰与其他主张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关键在于是否认同神（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以及是否认同爱的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理解到自己的爱来自于某种更高的力量，那么他的爱便是有根的、可靠的；否则，这种爱就像无根的树木或没有地基的房屋，尽管它可能是有价值的，但缺乏可靠性。可能随时因为某些事情，丧失了爱。问：既然您提到“不要判断人，你们就不会受判断”这一句圣经里面的话语，那么我想请问，您是否察觉到自己在“吐槽”分类中，常常对别人进行判断？你看看在这些“吐槽”中，是否也不自觉地陷入了自己所批评的圈子里？还是说这里的解释，又可以用其他对你有利的那一部分呢？观察很有意思，但是是否注意到了时间线？一些事情是否发生在我在2019年深入接触基督教之前？另外，我的博客是一种展现自己真实内心的场所，主打一个真实，如同我在FAQ内的描述：这个博客包含一些专业性质的文章，也是我的「学习笔记」。我要明确指出，写文章并不代表我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因此，文章可能存在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或水平不足而导致的缺陷。所有文章的内容仅代表我在写作时的思考，有的文章距今时间较为久远，不一定能够代表当前的我对文章所述内容的理解。人是会变的，通过学习越来越多的东西，来逐步修正自己。我不会因为过去做过的事情，而采用删除、隐藏的方式来掩盖。这是一种真实，如果我把我的过去给删除了，何尝不是一种虚伪？这一点印证之前回复的结尾所表述提到的“虚伪”问题。另外，您是否发现一件事，不得“论断他人”和爱的定义中的“不喜欢不义”是否有冲突？爱别人并不意味着要容忍一切，特别是对于伤害他人或恶行的纵容。无限制的忍让有时反而是对不义的默许，而这并不是爱。人是可以指出他人错误的，关键在于有依据，并且这种指责应当是为了公共利益（是否伤害他人），而非出于个人私利。比如，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只是他个人的事情，那么就不应该去指责，而是要专注于自己。如果基督徒都面对恶行不作为，全都是无限制的容忍，那么谁来主持公义？等末世吗？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我们是否出来为不公发声，这也是一种神的考验。这个提问实际上存在一个基督徒常见的误解，即将圣经中的教义摘出来片面解释。这是一种“基要主义”的困境，强调圣经字面意义的信仰方式，主张严格遵循圣经的字句而不考虑上下文或历史文化的背景。这样的做法会导致片面和僵化的解读，忽视了圣经教义的广泛含义和其中的内在精神。正因为如此，当我引用“不得论断他人”时，我非常谨慎，当是为了强调避免轻易评价他人的信仰纯正性时才使用。在我的理解中，信仰的事宜如果不涉及伤害他人，那么它应当是个人的事，别人没有资格指责。问：您提到自己在写作中“压抑情绪，以理性呈现”，并承认“是要给人看的”。那么，请问这种对外展示的加工，是否已经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筛选”？当您呈现理性的一面时，是否在隐去狂躁的一面？而狂躁的那个“您”，就不属于“您”吗？若是如此，那么狂躁时的观点是否也不能代表您的真实立场？在您的博客中，您强调自由，但在表达时又考虑到读者感受，这种考量是为了读者，还是为了维护自我的感受？毕竟，博客的第一位读者应当是您自己吧？进一步地，狂躁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么有意隐藏这一部分，是否可以视为某种虚伪？或者，您认为这种有意识的筛选恰好并不构成虚伪？躁狂状态并不是真实。如果您理解双相情感障碍，你就会知道躁狂状态时自我不可控的状态，类似于电脑出现程序bug或者感染病毒，又或者像是被夺去了身体控制权限，无法正常操作。躁狂状态时，身体和情感脱离了自身的掌控范围，会做出过激行为，即使我知道这些行为不对，依然无法自我控制，需要外界强行辅助，如药物辅助或者强制约束。比如，我因为某些人的攻击出现了躁狂状态，我可能会想干掉对方或者自我解决，这种行为已经脱离了理性的掌控。处于躁狂状态时，我可能会更主观，逻辑混乱，出现脏话、尖叫、抓狂、砸物品等等。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病会在一定程度处于法律的豁免范畴的原因。我不觉得在躁狂期间写出来的文字，对方能看懂，又或者能理性的看进我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将文字作为一种纯粹的情绪宣泄，那么这种没有受众的文字，写出来也没什么意义（甚至未来的自己也未必会理解当初的自己为什么写这个）。所以出于失控状态的躁狂，不能代表我的真实意愿。问：为何您选择基督新教，而非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既然您认为宗教教义不过是人对神理解的集合，那么为何不自己建立一套属于您的理解体系？又为何要选择性地接受基督新教的部分教义？我在其他文章强调过，不是我选择基督新教，更不是选择性接受部分教义，而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些流派的教义和我不谋而合。其他宗教的教派理解我的重合度不是特别高而已。我从来都没有完全认同过任何一个成型的流派，只是一些流派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和我相似。您可能没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我甚至和别人说，我可能信仰的是阿丸派，我只相信我与神直接的圣灵感动。我只是自行研读圣经为主（也读了其他宗教的经文），在通读之后，有了自己的理解，在此之后又读了很多的神学书籍，看了不少神学文章和释经书，来确认我的理解是否和其他的神学家和相关流派契合。我实际上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体系，也在一些其他专门的平台发文，并没有在我的这个博客上发。问：您认为神是全知全能的，同时又指出语言与现实存在错位，请问这两种观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矛盾？您是否是想说，神的全知全能，为什么不能通过语言把事情讲清楚？语言不是神造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创造出来的，是人造物。神也从来没有直接用人类的语言和人沟通，而是用了某些很高维度、无法准确描述的方式来直接告知人类。圣经是人在神的感动下写出来的，本质上是人在接受神的感动后的一种翻译行为。既然是翻译成文字，翻译成人的语言，自然就存在信息丢失。这也代表了圣经并不是神的话语的唯一渠道，而是一个钥匙而已。至于神为什么不直接用文字或者人类的语言和人沟通，这个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不做和不能（做不到）是两码事。问：您在批评其他基督徒行为时，实际上是先对他们定义了“不义”，然后基于这个定义进行批评。然而，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可能有爱人的一面，也可能表现出不义。那您自己呢？若您也曾有不义之时，又是谁来批评您？若有人批评您，您是否仍能像自述的那样“直面问题”，而非以反思的姿态消解批评？我的不义，可以批评，只要有理有据，站得住脚。如果是无端的指责，我也会逐一回复。我写博客受到的批评和攻击非常多，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当然，有人是通过评论批评我，有人是写邮件或者其他渠道如社交媒体直接和我说。我如果批评他人不义，我会尽可能去仔细分析对方为何不义。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这个观点无法支撑，自然也有人告诉我，和我探讨。您有发现吗，很多文章，我是在剖析我自己的问题，却反映出一些人和公众的问题，让有同样问题的人产生共鸣，我并非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去阐释，这就是自我解构。有的人看我的文章，会出现我在说我自己，但是似乎也在说读者的感受。因为我说中了要害，是一些人包括我都存在的问题。当自己的阴暗面展现在阳光下，这就不再是阴暗面了。我的文章，从来都不是指责特定的人，而是针对某些人群甚至包括我自己也存在的问题的共同现象在分析、解构，并提出改进意见，目的是为了世界更美好。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的体现，而非圣经中所谓的指责弟兄。所以我的文章并不会让人读起来很舒服，部分内容剖析的会较为尖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此过程中，我也在用我的所学尽可能帮助那些主动找我的人，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人。在我和很多基督徒的实际接触中，也有的人看我很不爽，但是又表现出“很友好”的样子，但是话里话外都能看出对方的不爽，这种内外不协调的感觉让人非常难受。而没有信仰的人，不爽就直接说了，很直接。问：您是先有了对爱的感受，才认识到神？还是先有了神，才认识到爱？你似乎很在乎人与人的感情，而忽视了人与神的感情。但是先知们，亚伯拉罕等等，上帝爱的人，都是有和神交流建立联系。你反而说祈祷和忏悔是形式，虽然你转而又说这种方式也并不完全否定。我感受到了神的爱，这两者是同时出现的，我很难去区分谁先谁后。你可能陷入了一个字面意思的解读误区：祈祷和忏悔是一种形式没有错，但是并不代表不需要祈祷和忏悔，我更没有说别人的祈祷完全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到底什么样是祈祷，什么样是忏悔。有人认为，需要在公共场合在别人的注视下祈祷算是祈祷作为见证，吃饭前朗诵固定的祷文不经过思考纯粹背诵也是祈祷，圣经中说要在没人的地方祈祷（这段表述是为了说明祈祷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我认为只要随时随地有想去探索神、与神沟通的意愿，那就是祈祷，因为这是个人内心与神的沟通，不依赖外在。自己做了坏事，内心生恶，是否有意识到这是坏事，是否有自我反思？这算不算忏悔？天主教要求必须到神父面前忏悔才算忏悔，我认为不是。只要自己心生反思，心里有主，那就是忏悔，而不是装作双手恭敬闭上眼睛嘴上组织一套“形式化”的祷词后说出来才算是忏悔。忏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求神的原谅？不，是让自己下次别再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重点是后者，所以形式到底如何，并不重要。我忏悔的时候我不会让人知道，因为没有必要，也违背了初衷。当忏悔和祈祷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套话和仪式，才是值得深思的，神不需要这种表面功夫，神看的是内心。如果不假思索的去相信某些特定的教义，盲目追求某些仪式、形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离神更远：行为近了，但是心远了。如果心里有神，那就不需要刻意寻求某些外在的形式去维持。另外，我很疑惑我不知道您是从何得出我“忽视人与神的感情”的？神就在我心里，圣灵一直常驻，我与神之间从没觉得有距离，我能感受到神的爱，我的想法神也自然知道，不需要通过外在的形式维持。当有人质疑我的信仰，我会本能性的生气、我会维护自己的信仰，这何尝不是一种爱神的表现？我生气的点不是我自己的信仰被诋毁，而是生气对方用一知半解的知识对神的诋毁、对类似信仰的人的诋毁。我自己怎样无所谓，我每天都把当天当作人生最后一天在活着。我信仰主，并非是因为我希望从主那边获得什么，更不是为了上天国，而是我内心深处本能性的就是相信，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无法去深度剖析的相信，就像是人需要呼吸一样自然。我有的时候会反思，我的行为是否能让人更接近世界真相，我死后是否能够看到被我帮助过的人在末世后变得幸福快乐。后来我得出结论，我做的这些，我问心无愧。问：我认为你在文章中经常大部分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部分的否定别人的观点，这是否让你位于一种安全地带？关于观点的叙述，博客不是Wiki，博客就是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既然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每个人本身都是独特的、不一样的，必然会否定一部分别人的观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只有Wiki才是一个尽可能不输出个人观点的平台，即使是大型门户网站，也是观点的输出。博客定位就是展现自己，而我的博客定位是展现真实的自己，我会把我自己内心深度解构（在这过程中会把自己的内心光明和黑暗的面展现出来给大家看），这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观点的集合。如果你要说，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遇到和别人冲突的地方，又不敢去表达去否定，那么这个就是无效表达，纯粹变成了“互相捧臭脚”的平台。别人无法从自己的博客获得什么，因为得到的都是自己知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博客也是一种有效突破信息茧房的渠道，减少大数据推荐的影响。关键在于，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尽可能减少无端的情绪输出，而是用一些理性、逻辑、文献、客观事实去作证自己的观点，经过深思熟虑后组织语言发出，这才是博客的价值所在。既然我愿意发出来，就代表我对我的观点有一定的自信。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虚伪，所以我不会做一个一味迎合他人观点的人，否则我将丧失自己的独特性。
每一个愿意在互联网上剖开自己的人，多少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与这个世界失联过的。他们通过博客、日记、音频、微博的只言片语，用尽温柔地吶喊：“我还在这里，我愿意对你说真话。”可惜的是，真诚在人类社交的某些惯性逻辑中，容易被误解为「开放的采矿场」，仿佛你肯说一句实话，那你就该对世界敞开每一扇门，连厕所门也不例外。是的，我的博客是关于我自己，是关于我如何在躁狂和抑郁之间求生，如何在神学与性取向之间和解，如何在一堆标签里找回一个活着的、复杂的人。可是，这不代表我是一只愿意配合做实验的老鼠。之前收到一些「陌生人」的邮件，之所以称呼他们为陌生人，是因为之前没有过沟通，也没有基本的自我介绍。对方语气温文有礼，问题却像开胸手术，直戳我的血管和神经。对方的提问，初看之下彬彬有礼，字里行间还套着「想更深入了解」的礼貌糖衣。然而剥开这一层，里面是连环追问、情绪渗透、审讯式的好奇：从一开始的：你的信仰真的完全吗？你在博客展现的真的毫无保留吗？躁狂发作时自己是否还是真实的自己？逐渐变成了：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性取向？你和亲密的人之间的历程是怎样的？你在和同性发生关系后你是否有愧疚感？这些一个个的问题可惜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解剖。好奇心是通向了解他人的桥梁，但当桥的一端连着显微镜而不是人心，那条路就不是连接，而是切割。我不是反对研究与探讨，但当一个人的「思考」只是不断向另一个人索取伤口的时候，那不叫「好奇」，那叫「掠夺」。当一个人不具备建立朋友间亲密关系的能力，却想跳过情感连接、直接切入他人的内心，这不是对知识的好奇，而是社交的贫困。我从没否认过，我愿意分享。我分享创伤、分享恐惧、分享某些夜晚快要吞噬我的时刻。这是因为我相信诚实是一种力量。可诚实不是义务。我选择公开，是为了寻求连接，不是为了提供给谁当做论题标本。说得再直白点：我脱衣服是为了晒太阳，不是为了让你来摸我疤痕的纹理。这样的「陌生人」，他每一个温柔措辞的背后，都悄悄放置了评判台。对方在提问，但其实是在等待我的自证。在等待我说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以便能在脑海中安心地为我贴上标签，然后记录、归档、忘记。可以想象，有人每天温柔地敲自家门，进来后不问自己天过得如何，而是直奔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最近吃了什么，接着打开卧室衣柜，查看内衣尺码，再关心的说：“我只是想更了解你。”如果被拒绝后或许会说：“对不起，我没有恶意。”——可这不是一句好的脱罪借口。我不否认，好奇本身是中性的，它甚至是我们所有知识系统的起点。从心理学到精神分析，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从《创世纪》里偷吃禁果的夏娃到试图「温柔」挖掘他人创伤史的提问者。但人类发明「边界感」这个概念，可不是为了束缚他人的好奇，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用「我只是想请教你」包裹的，文明包装的入侵。我曾经尝试自我说服，说对方只是单纯、只是笨拙，甚至只是太渴望「理解」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理解」你的方式是不断否定自己的边界，那么他理解的从来都不是你，他只是想用你来理解他自己。他需要你来投影、来认证、来填补他对「真实」的饥渴。他不是要交朋友，而是来取样分析。边界感，不是冷漠的同义词。它不是「我不在乎你」的外壳，而是「我愿意在你愿意的程度里靠近你」的体现。它意味着在听人谈及信仰、抑郁、性取向时，不是觉得「哇，我太兴奋了，遇到了个很值得解剖的案例」，而是「我得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份言语，因为TA是血肉」。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看到我的博客写了「躁狂发作」「信仰挣扎」「同性关系」之后，迫不及待地抛出一堆问题，恨不得把我挖空，看看是不是也能从中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答案。说自己不是恶意的，但我真的很想问一句：一个人一边忍着恶心与不适，一边还要耐心地回答一堆的「哲学提问」，这合适吗？以为是在交流，其实是在消耗。我写博客，不是为了成为谁的供体。我写是为了求一个「懂得」的朋友，而不是被当成精神病理博物馆里的展品，让人带着学术笔记本走马观花，然后抛出一句“你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这不是探索，这只是披着温柔外衣的窥探。在他人眼里，我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加「复杂的身份集合」，试图理解我是怎么在躁郁中寻找信仰、在同性恋身份中维持亲密、在自由主义倾向的神学中抗衡社会排斥。但理解不是剖解。我不是专门供他人构建认知地图的样本。我要的是朋友，而不是观众。我不是教具，不是「活着的精神病案例」，不是作为性少数群体样本的百科全书。我是活人。我是有选择性沉默、选择性开放、选择性拒绝的活人。我不是在批评提问本身。问题本是通向世界的一扇门。但请先学会敲门并自我介绍，与我建立基本信任关系后，再决定是否要进来。别带着录音笔和好奇心形式性询问后就开始硬闯，踩着别人的自尊和疲惫去找自以为的「真相」。我并不是随时准备开庭的自证机器，更不是24小时在线的「心灵自助餐厅」。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有一点看热闹的倾向。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教育」谁。教育需要共识，而不是劝服。更何况，在这个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人人都以为自己只是「想多了解一点」的年代，教育这个词本身也显得不合时宜。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尊重」不再是口头上的礼貌，而是一种行动；在那里「界限」不是「冷漠」，而是「清醒」；在那里提问者在提出问题前，会先问问自己：我有资格知道这些吗？我与这个人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了吗？我是不是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窥私欲？所以，感谢提问。但这一次，我选择不答。不是因为对方问错了问题，而是因为，对方还没准备好去听一个真实的回答。而我，也没有义务再把自己往上架一次。愿人们都真正明白：人的边界不是冷漠的墙，而是彼此尊重的起点。请允许我这次划出一条线，清晰地说：这条线之外，是我不想让陌生人踏进的地带。因为，你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分析师、不是我的灵魂伴侣。你是一个好奇的陌生人，我不欠你答案。如果真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我已经写了很多。博客评论区永远开放，书店随时开启，图书馆也都开放，各类五花八门的AI还能用，某乎帖子随便搜。别再来我这里申请做信息的「搬运工」，你的问题不是无解，而是没有主动学习和研究。真正的关心，是在别人的沉默中看见尊严，而不是试图填满对方的空白。你要的不一定是答案，你可能只是想找个人证明你不是孤独的。但，不要用别人的创伤来佐证自己。所以：请你带着边界感来「爱」我。否则，我宁愿不要你的「爱」。
一些人并不真正在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更在意的是“看起来比别人更有道德”。毕竟，在这个情绪价值大于一切的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不在乎理性和自洽。正义感只要足够大，就能遮住思维的短裤。于是，互联网上的“道德精英”们挥舞着“为你好”、“为大家好”、“为社会好”的道旗，把别人绑在“舆论的十字架”上活活鞭尸，然后在热搜前心里默想：“我已经尽了一个公民的职责。”道德并非一种严格的客观存在，尽管人类共有的本质（如理性和情感）为道德提供了某些客观性基础。在人类世界中，的确存在一些底线伦理规范，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观性。但是道德的认知和判断深受文化与历史的制约，会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多样性。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也会有不一样的道德标准。简单点说，道德的下限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道德的上限则是主观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通常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体现和强制执行1。一旦承认道德不具备终极标准，就不能再拿它来压人。不能对陌生人的穿着、性取向、恋爱方式、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等指手画脚。只能关起门来约束自己，然后沉默地过自己的高尚生活。但这些，这听起来多累啊。比起自我约束，一些人更享受道德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的快感，充当网络判官：比如在朋友圈里怒斥一个根本没认真了解过的“社会事件”，点赞数飙升，自己觉得为世界添了一份正义。在视频网站留言“这样会带坏小孩！”会感到自己是下一代的守护神。冲着一个没谈过几天恋爱的朋友说其交友对象“这是渣男行为！”觉得自己拯救了她的一生。这类道德表达的内核不是共情，而是控制。不是自我反省，而是道德绑架。当指责别人会“对下一代造成不良影响”时，真的相信一个陌生网友的穿搭、性倾向或是非婚生子女会比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结构更有影响力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教育体系干脆关了吧，反正小红书和抖音才是真正的老师。与此同时自己也得默认：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彻头彻尾没有判断力的傻子，看到什么就学什么，听什么就信什么，完全不具备自由意志。否则，自己的焦虑，就是一个披着“为他人着想”外衣的、自恋式妄想。说白了，“为xx好”是一种精致的暴力，它将道德装进精美的外壳，实则是对别人的生活选择感到不适，然后要为这种不适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法律不够用了。想管的太多，而法律恰恰在提醒：自己并不是上帝。自己不能因为一个人穿了黑丝、画了浓妆、约了同性、裸辞、拒绝婚育——就说他“道德有问题”。法律不是道德的天花板，而是底线。而且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避免彼此的自由相互侵犯，而不是满足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掌控他人的渴望。它并不保障人们“活在一个让自己感到舒服的世界”，它只保障人的基础安全——不被刀捅、不被强奸、不被偷电瓶车。不要拿“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来偷换成“我不爽=违法边缘”。还有很多人喜欢打宗教牌。说什么“某某信仰是有高道德标准的”，所以对xx行为看不惯。那我想问，哪本经书教人去评论别人的人生？见过哪个“先知”在网络上开小号发弹幕？一个连“爱人如己”都做不到的信徒，谈什么“神圣的道德”？可以信仰自己的神，但别扯着神的名义来压迫别人。上帝不需要打手，自己的道德洁癖也不等于启示录。【马太福音 7:1-6】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别人，也必照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衡量别人，也要用什么尺度衡量你们。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小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既然你自己眼中有大梁，又怎么能对弟兄说“让我除去你眼中的小刺”呢？你这伪君子啊！要先除掉自己眼中的大梁，才能看得清楚，好清除弟兄眼中的小刺。2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面对镜子，而不是拿望远镜去看别人的缺点。那种只用来评价别人的道德，不过是一种人格的缺失，用道貌岸然包裹起来罢了。很多人太怕看清自己，所以只能不停对他人开火。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高尚地活着，也有权利在自己的边界内践行自己的价值观。但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把别人活成自己想象中的模样。哪怕自己很“善意”，哪怕自己“只是担心”，哪怕自己“觉得影响不好”。要是觉得别人做的事不符合自己的个人道德，但这些行为却没有伤害他人，那就不要看，取关拉黑即可。既尊重了他人，也不给自己“添堵”。想活得体面，学会从“闭嘴”开始。注释 道德可分为不同层次，法律通常只采纳那些对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底层道德”（如禁止杀人、盗窃等）。而更高层次的道德（如利他、慈善等）则主要依赖个人的自觉与选择。法律的核心功能是实现社会的最低道德标准，通过强制力调节社会关系，防止冲突，确保秩序，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的协调者”。 ↩ 这段经文意思是指人们不应轻易批评或指责他人。“论断”在这里指的是带有负面评价的判断，通常带有指责性质，而非建设性的批评。该段经文强调，批评他人时，我们应保持谦卑，并避免忽视自身的缺点。当自己尚未完善时，不应轻率地指责他人。但这并不表示批评本身不可取，而是指建设性批评在本质上是为了帮助他人改进，而不是简单的贬低或攻击。如果批评的目的是指出“伤害他人”、“损害他人的利益”的行为，这类以保护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的，则是合理的，不受此限制。 ↩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诚实、最赤裸的情绪之一。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害怕，也不是理性可以安抚的焦虑——是一种潜伏在深处、随时可以撕裂理智的惊恐。每次和他一起看番剧，看到生离死别的场景时，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接近PTSD的反应。那不是因为剧情煽情，也不是简单的共情哭泣，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无法言喻的痛苦。他告诉我，他恐惧死亡。他作为一个法律和哲学专业出身、目前在研究精神分析的无神论者，他能理解这份恐惧，但无法摆脱。“可能是因为你有信仰吧。”他睡前和我这样说。我沉默了很久。其实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隐约有一种“出生前”的模糊记忆，也曾和别人分享过。后来记忆模糊了，但思考一直没有停下。直到后来，在一种无法名状的感觉促使下，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选择降生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人死后，只是从物质世界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我”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状态。或许是去往另一个世界，或许是回归世界法则的怀抱，又或许是回到出生前的那种存在。但我始终相信，“我”的存在不会因此消失。死亡不是“终结”，只是“转换”。如同我在《内在连续性》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精神又或者是“我”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这种信念或许听起来带着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是我很多年来思考得出，然而类似的想法却并非我的“独创”。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就提出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灵魂作为独立存在，超越了物质的界限，在身体死亡后会进入另一个永恒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其影子，东方的轮回观、西方的灵魂与天国，都试图为死亡提供某种延续的可能。而精神分析学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被理解为是“死亡驱力/死本能”（Thanatos）的表现。死亡驱力与生本能（Eros）相对，它推动个体走向静止、走向毁灭。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一种对自我消解的本能抗拒。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被抛”（Thrownness）的概念，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世界中，这种状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这意味着我们被原初且终极的事实所束缚，但依然拥有赋予这些事实意义的能力，我们的存在总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向死而生”（Being-Toward-Death），人只要出生，就是一种“向死”的状态，这是一种持续在场的存在方式。人只要还未亡故，就始终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人对死亡的意识塑造了人的存在，使死亡成为一种不可逃避、定义存在的根本。通过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能激发人类“真实的存在”，让人摆脱生活的日常琐事，去追求更具意义的自我实现。萨特则认为，人的存在具有自由和选择的特质，人被投身于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需要在其中自我定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更侧重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人类需要通过选择塑造自己。心理学也有理论认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它是一种超越理性、深植于潜意识的情绪反应。那是对虚无的恐惧，对“不存在”的恐惧。死亡焦虑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基本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恐惧被压抑或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因此，当人们在生离死别的剧情中表现出那种近乎惊恐的反应时，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消失的深度恐惧。即使有很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我始终认为，这份恐惧也许是错觉。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观测物质世界，于是我们产生了“出生前我们不存在、死亡后我们消失”的幻觉。正如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精神也应当遵循某种类似的“守恒定律”。出生前、死亡后，“我”都处于一种无法被现世的人类观测和感知的状态而已，因此我不畏惧死亡本身。我担心的，是死亡后的“遗忘”，不是担心被别人遗忘，而是担心我自己遗忘，如同我不记得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我也害怕死亡前的痛苦，更害怕与所爱之人的分离。害怕活着时无法与所爱之人好好相伴，在痛苦中失去彼此，在离别时无法说出那句“再见”。但这些都只是附加在死亡上的苦难，并非死亡本身。因为我认为，死亡之后并不是虚无。这只是一次旅程中停靠的站点，人们只是暂时分别。他或许会继续恐惧，而我只能继续陪伴。但在这场对死亡的思考中，我越来越确信，害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活着时的失去。而这种失去，才是真正的虚无。
谈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总有人喜欢站在一个方便又安全的立场，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舒适的偏见。宗教是坏的？因为极端主义、邪教和历史上的种种血腥。宗教是好的？因为爱人如己、平等博爱和救死扶伤。这种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看似坚决有力，实则是一种懒惰。人类世界的复杂，绝非几句标签就能概括。先说痛苦。基督教教义中，神并不创造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人。在于人的什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这话一听就让人不舒服，仿佛所有的苦难都该自己扛。可换个角度想：正因为人类拥有选择权，才有可能做错，才会为人类自己的恶行承担后果。这是一份令人胆寒的责任。自由意志是把双刃剑，它让人们能够爱他人，也让人们能伤害他人。问题不在于这把剑本身，而在于握剑的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被判定为自由，因此对一切行为负责。自由意志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诅咒，它让人类拥有选择权，也让我们必须为每一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宗教，只是这个复杂选择中的一个维度。当有人拿着这把剑做了恶，就开始有人怪剑不好了。宗教也一样，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在于解读与实际操作。有人用宗教治愈创伤，有人用宗教制造创伤；有人在教义中找到包容与爱，有人用教义来排斥与仇恨。极端主义和邪教的产生，从来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人性中的贪婪、自私、操控欲、对权力的渴望，这些才是歪曲信仰的根本。举个例子。抗战时期，很多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中国平民1。有人会说：这是为了传播西方价值观，是文化侵略。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说这些话的人救过谁吗？在键盘上敲敲字、发表几句愤世嫉俗的批评，远比实际行动轻松得多。而这些传教士，不但救人，还把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目的可以被怀疑，但行动本身却是赤裸裸的善。再看宗教带来的正面成果。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基督教观念已成为现代人权的基石2。洛克在《政府论》中强调的自然权利观，与基督教教义中的“人皆按神的形象所造”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催生了启蒙运动，进而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与人权理论。双休日的普及3、婚姻与爱的理念4、孤儿院制度化起源5、现代化医院的设立6、公元纪年的使用7、现代科学的起源8、甚至各种哲学思想和各种“主义”9——这些文化成果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其中的宗教根源。通识教育中的“去宗教化”更是让人不知道很多概念的起源为何，下意识会把“宗教”与“落后无知”强行绑定。享受着这些成果时，人们绝口不提其来源；但一提到宗教的负面事件，又恨不得把整套信仰体系打入冷宫。这种“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行为，何其讽刺。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同的学者对于宗教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佛洛依德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的“幻想”，它起源于人类的原始冲动和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的防御机制，是人类对焦虑、死亡以及对不可知的恐惧的一种补偿。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普遍的强迫神经症”，是人类通过“妄想性地重塑现实”来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的大众妄想。但荣格认为，宗教不仅是冲动和冲突的投射，而且是人类心灵中的原型的表达。这些原型是我们心灵深层的普遍结构，宗教象征着这些原型的具象化，具有治愈和整合的功能，能够帮助个体通过与集体无意识的联系，最终达到心理的整合与自我实现。拉康认为，宗教是一种将“大他者”（the Big Other）符号化的系统，通过法律、禁令和信仰体系来体现社会、文化和语言中支配个体存在的外部秩序和规范。这种符号化过程不仅限于宗教本身，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构建。作为象征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关涉个体如何在语言和社会规范中确立自身位置。拉康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在符号世界中展开的，而宗教正是这一符号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一种伦理实践，通过符号化将道德法则内化为个体的自我认同。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正是说明了宗教与文化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宗教经典的解读也永远是多样的，区别在于你往“好”的方向解读，还是往“坏”的方向解读。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语言的局限性与文本的开放性，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投射与偏见。当然，我并不打算把宗教神圣化。宗教也曾被利用，成为压迫、战争和不公的工具，如同我在批评极端基督徒时文末所引用的那句话一样。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承认这些黑暗的同时，也看到其光明？偏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人失去辨别力，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一个便利的靶子，而不去深究问题真正的根源。自由意志带来了选择，也带来了责任。而正是这种责任，让人类社会显得如此复杂。宗教作为一种工具，能够激发人性中的善，也能够放大人性中的恶。那些将宗教简单归为善或恶的人，通常是逃避了复杂性的懒人。信仰的存在，不应成为人类推卸责任的借口，也不该被妖魔化成一切恶行的根源。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痛苦源于人性，选择源于自由意志。宗教是工具，用于疗愈或伤害，取决于握住它的人。任何信仰体系都有被扭曲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该被否定。否定宗教，并不能消除人性的恶；承认宗教的善，也不意味着忽视其历史中的黑暗。我们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立场，而是更深刻的思考。注释与参考资料 约翰马吉，美国圣公会牧师，传教士，南京大屠杀时期救助大量中国平民和伤兵，并拍摄胶片成为日军大屠杀铁证。雷鸣远，比利时籍天主教遣使会神父，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在中日战争初期，他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彭永恩，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徐州的38年中，他通过教会学校、医院等避护所，拯救了几千名徐州妇孺，被誉为“徐州拉贝”。饶家驹，法国籍耶稣会传教士，1937年在上海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饶家驹区”。艾伟德，山西阳城的女传教士，在战乱时期收留了94个孩子，并护送他们前往西安。艾得理牧师，在河南的英国传教士，独自一人镇守大门，保护中国人免遭日军杀害。英勇的传教士数量太多，本文无法一一列举。 ↩ 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最初源自新教对《圣经》的解读。新教改革运动反对天主教对宗教的垄断，强调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拥有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和平等地位。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在宣言中使用的"造物主赋予"概念，本质上是新教自然神论与洛克社会契约论的融合（至今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依然会将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二战后，这一概念在各方的努力下，由美国32任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作为人权委员会的主席牵头，去除其宗教色彩，将条款世俗化，成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核心内容，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 犹太教的安息日传统（即每周的第七天，通常是星期六）用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和休息。然而，因为基督教的发展，基督徒逐渐将安息日的庆祝日从星期六转移到了星期天，认为这一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星期日（礼拜天）也成了固定礼拜的日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厂的运作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逐渐受到关注。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基督教国家，许多基督教教会和社会运动开始提倡星期六和星期天作为休息日，给予工人更多的时间休息。1994年以前，中国的劳动法要求一周工作六天，为了与国际接轨，且双休也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开始了双休制度。 ↩ 参考《从历史文化与个人经历浅谈--究竟什么是爱》一文。 ↩ 基督教强调对穷人、孤儿、寡妇和病弱者的关怀，早期基督教会的领袖和修道院就积极参与帮助社会中弱势群体。基督教圣经中的教义，如《圣经》中关于“爱人如己”的教导，促使基督教信徒积极开展慈善工作，包括为孤儿提供庇护和抚养。孤儿院的制度化起源于公元4世纪，与基督教合法化（313年《米兰敕令》）后教会慈善体系的完善密切相关。很多修道院开设了孤儿院，提供食物、住所和教育，帮助这些儿童成长。随着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孤儿院逐渐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教会和修道院中设立，成为对孤儿提供长期关爱和抚养的机构。在中国本土，古代也有类似孤儿院的救济设施，如唐朝武则天时期全国佛教寺院组织救济机构“悲田养病坊”，宋朝开始官家开办“慈幼局”。元代起废止官办的“慈幼局”，类似职能由民间组织继续承担。明清期间重设官办救济设施，但专业性不及宋代。晚清时期，基督教组织开始在华设立育婴堂、孤儿院，这些机构填补了晚清社会动荡中的救济缺口，如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为1864年由法国耶稣会建立。但当时的基督教孤儿院常因收养弃婴与本土习俗（如溺婴、重男轻女）冲突，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有时遭遇文化和社会的抵制，部分机构被质疑“以慈善为名行传教之实”。民国时期，基督教依然承担着各种社会福利活动，如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曾接办并恢复了盐灶孤儿教养院等等。总体而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的视角下，宗教在孤儿院设立上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虽然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系逐渐由政府主导，但宗教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许多贫困和冲突地区最早提供援助的力量之一。在战乱、自然灾害以及经济困境的背景下，宗教慈善团体常常比政府先一步提供庇护、食物、教育等基本生存资源。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通过孤儿院、救济站、医疗设施等形式，帮助了无数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弱势群体。这种行动不仅在短期内缓解了困境，也在长期中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即使是现代中国社会，宗教依然承担着很多社会服务活动，如医疗卫生、养老托幼、助残扶贫、助困资学、灾害救助、公共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一些地方性的基督教教会和个人也成立了相关社会服务机构，如上海基督教两会于2015年成立上海天爱公益基金会。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强调税收减免、政府资助等政策支持。2017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团体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明确了其在扶贫济困、助老助残、医疗康复等方面的责任。我个人所认识的一些基督徒，其目前所在的教会也依然承担着抚养孤儿的责任。 ↩ 现代化医院的设立与基督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基督教传统中的慈善精神和对病人、贫弱群体的关怀上。在基督教教义中，耶稣提倡对病人和弱者的关爱，认为照顾病人是神圣的任务。这种教义直接影响了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包括医院的设立。早期的欧洲的医院多由教会或修道院创办，主要承担病人的照料和护理工作。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医院逐渐转变为以医学为主导的专业机构，形成了目前的现代化医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是国际上现代化医院的起源，而非各国传统医院的起源。在中国本土，鸦片战争后，西医传入中国，教会医院开始在中国逐步设立。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最早的中西医结合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1869年，美国长老教会的传教士道济来到中国后，发现当时的接生方法非常落后，导致许多婴儿出生几天后就夭折，大哭一场，回到美国后花了8年时间在各地募款，最终为中国建立了一所妇产医院。医院于1880年秋季开始建设，并于1885年正式成立“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更名为“道济医院”。该医院是北京市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主要专注于妇产科。医院在推广现代接生方法、开展疫苗接种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道济医院被北京市政府接管，并改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这些医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医院的起步。直到1949年，中国全国教会医院总数超过340所。1949年后，政府逐步接管教会医院，经历国有化、合并重组、更名升级等方式转型，如南京鼓楼医院（原基督医院/俗称马林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原协和医学堂）、四川华西医院（原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仁济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原博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广慈医院/圣玛利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原山东基督教大学医科）、湘雅医院（原雅礼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原汉口仁济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博习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原道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公济医院）等等太多无法列举完。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最好的三甲医院”中，前身为教会医院的占比极高，例如“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四大名院均属此列。教会医院引入了现代西医体系，推动了中国医疗从传统“坐堂医”向制度化医院的转型，其建立的医学院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护理教育体系，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专业医疗人才。 ↩ 国务院官网“中国政府网”介绍公元纪年时直接用了“耶稣基督”的概念来说明，以下内容来自于中国政府网的介绍：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公元是“公历纪元”的简称，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年）。公元常以 A.D.（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 B.C.（英文 Before Christ 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这种纪年体系开始在欧洲各国采用。 ↩ 现代科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强调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序的宇宙，这一思想为后来的科学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统一的框架。当时的基督教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所有现象都遵循上帝设定的规律，这种观念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和广泛性。通过将自然界视为上帝的创造物，而非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这种自然观帮助科学家们摆脱了迷信，能够更加客观地研究自然现象。许多早期的科学家认为，揭示上帝所创造世界的奥秘，实际上也是理解上帝自身的方式。因此，探索自然界的规律成为他们的动力之一。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许多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其信仰深受基督教影响。牛顿便坚信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并试图通过数学公式揭示上帝设计的宇宙法则。他的“自然神学”观念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科学被视为探寻上帝创造的工具。随着科学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框架，成为独立的、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 ↩ 典型的如资本主义，可参考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除此之外还有康德道德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存在主义、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等等均有很强的影响与关联。 ↩
受害者与加害者：原生家庭痛苦的代际传承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家庭是每个人最初的“庇护所”。这是一个理应为人提供最初的支持、关怀和归属感的地方。当家庭成为伤害的源头，这个原本安稳的港湾便转变为一个无形的牢笼。但是在家庭关系中，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角色不如表面上那么明确。人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你明白，父母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似乎温情，却让父母的过错得以合理化，更让子女的痛苦无处可诉。家中的长辈，无论是父母，还是更远的祖辈，在情感上受到过创伤，甚至未必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却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这种创伤施加到下一代身上。它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虐待，也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言辞暴力，经常是在一种看似温和、日常化的家庭互动中，以隐性压迫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隐形”暴力，更具破坏力。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将自己的精神困境、情感压抑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或许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也许只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与焦虑。甚至从未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就是一种加害。无意中，他们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传递给下一代。孩子们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不仅要面对父母的期望和情感缺失，还需要承受“原生家庭”所赋予的负担，这种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时候，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就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似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我们可能正逐渐成为对下一代或者他人的“加害者”。我们习惯了从父母身上获得自我认同，习惯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期待，最终，我们的身份也被这种“需求”所绑架。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时，也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他们的情感模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未解的创伤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加害”，也是一种代际间的情感“遗产”。如同我之前的《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一文中，那位年入千万的女性案例一般。代际传承是一种看不见的链条“遗传”一词，在许多人眼中总与基因、血脉相关。然而，情感的遗传却是一种比基因传递更为深刻、更为潜移默化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会忽略情感与心理上的代际传递。父母所经历的痛苦、失败和未能愈合的伤口，容易无声地传递给孩子。你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继承了他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继承了他们未能处理好的情结（未竟事宜）和心理模式。抑郁症、焦虑症，甚至更复杂的情感障碍，不是单纯的生理或心理因素，更多的是家庭中的痛苦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父母的情感空虚、逃避责任、冷漠甚至暴力，都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他们不需要言辞去传递这些“遗产”，孩子们就已经感知并深受其害。父母没有意识到，这种代际的痛苦传递不仅是精神或情感的“遗传”，它是一种“生活模式”的继承，是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观念代际转移。在莫比乌斯的《艺术家的诅咒》一文中，我也如此评论：「抑郁会遗传」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这种“遗传”并不是基因传递，更像是原生家庭环境中的一种情感和心理模式的延续。例如，抑郁症的孩子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可能父母一方或双方就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源自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背景。这样的问题会在不知不觉中代际传递，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继承。责任的模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失衡社会普遍期待孩子理解父母的辛劳，并且原谅父母的过错。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常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父母通过“养育”子女来获取道德上的高地，他们的牺牲、付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子女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负担。父母的伤痛被不断放大，转化成一种“父母为人不易”的情感，父母的过错也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让孩子感恩。问题在于，孩子并不是“为父母好”的唯一工具，特别是在父母已经无法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化认知去反思：在无形中，这种亲子关系中的责任错位，可能会加剧父母对孩子的伤害，而孩子则被迫在这种责任感的牢笼中自我压抑。父母的情感未愈合的伤口，最终往往会在孩子的生命中不断被重演，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代际传承的影响，从家庭到社会不过，这种代际传承并非仅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传递的痛苦和创伤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模式。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情感冷漠、心理压迫，或者无力感的培养，那么他在社会中也许会继续延续这种情感模式，逐步影响到他与他人，特别是与同龄人的关系。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们，会用自己从父母那边“传承”下来的“个性”，伤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关心他们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代际传承甚至通过文化、教育等社会力量得以进一步放大，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现象：当社会上充斥着焦虑、无力感、冷漠和疏离时，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这一切，是否与每个家庭的“原生创伤”有关？不止是个人，整个社会的情感气候，都在不断地传递着上代人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追溯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历史和记忆，甚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是隐形的，是潜移默化的，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无处不在。扭曲的救赎与责任的归属最为讽刺的是，虽然每一代人都身处在这种无形的压迫和伤痛中，但却无法意识到，这种痛苦与他们的“责任”紧密相连。很多时候，人们容易会陷入“父母给了我们创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治愈”的误区。人们希望在父母的期待中找到自我认同，努力去弥补他们的遗憾，试图用自己的“善意”去解救他们。然而，这种“救赎”的过程是自我牺牲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创伤是无法由下一代来治愈的。在这种情感的负担和扭曲的责任感中，很容易迷失。于是开始将自己的人生与父母的需求捆绑在一起，努力填补他们的空缺，却忽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救赎”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真正需要救赎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魔咒”最令人痛心的，并非父母的过错本身，而是父母将这些过错投射到孩子身上时，带来的无尽内疚感与责任感。当我们还在努力理解父母的痛苦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推入了同样的漩涡。这种情感上的“投射”，让许多孩子即便已经成年，仍然被父母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所左右，深陷于无法自拔的负罪感中。在《究竟什么是爱》一文中，我就分享过我的母亲，在几十年的中如何被我外公外婆用各种方式威胁与掌控。真正的解脱，并非从父母那里寻求理解或拯救，而是从自我开始。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父母虽然曾为我们做出了种种牺牲，但他们并不完美，他们的痛苦并不完全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我们才有可能挣脱这条情感链条。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然而，现实是，父母不能也不应当承担这一角色。他们的伤痛未愈，我们更不应该替他们疗伤。真正的自由，不是在父母的阴影下努力理解他们，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走向独立和成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治愈”父母，也没有义务承担他们未曾解决的情感负担。我们需要学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打破家庭中的情感依赖模式，独立于他人的期待之外，去寻求自己的解救。这不仅是对自我的解放，也是对父母的“放手”。如同我在桜庭夜的文章《我究竟该如何长大？》一文中的评论：能把这些内心的烦闷写出来是很好的，你做的很棒。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孩子可以解决的了的。父母这种关系，当初在一起，是父母的错，他们做为成年人，理应自行承担后果。我作为从一个原生家庭脱离的人，在阅读你的文字时，也想哭。你作为后辈，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并不平等，你很难去干涉他们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通过有意无意的，将这种责任甩给你，是他们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你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独立承担这种事情。不少父母自己性格和认知的问题，也是他们在自己扭曲的原生家庭长大中导致的，他们也应该自己救赎自己，而不是靠孩子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找机会脱离于这种痛苦的家庭，走到远方，过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独自生活，又或者是和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不要变成和父母一样的人，斩断这种“魔咒”。很多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一定要奢求从父母身上得到救赎和爱，最爱自己的是自己本身，其次是爱你的另一半。桜庭夜也对我的评论做了如下回复：的确，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家庭“遗传”，他们会将冷漠、暴戾、虚伪、小气带到自己的人生中，并继续戕害他人和自己的下一代。我也希望我能使这些残酷的事情从我这隔绝。希望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并没有从父母身上奢求救赎和爱，我从小就体会了很多他们冷漠无情的话语。然而我也感恩他们对我的养育，所以我由衷希望他们和家庭能过得更好。但是显然我目前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hhh谢谢白熊阿丸的评论，你的评论让我感受到力量。——桜庭夜从更广义的层面看，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代代情感创伤背后的根源，并通过自我觉醒和反思去打破这种无形的传递，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走出这一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父母的“救赎”，更不需要他们给予的爱与责任。最爱自己的是自己，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自身的觉察和力量。痛苦是无法完全被“继承”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而走出痛苦，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放下那种负担，放下父母未曾完成的“任务”，活出自己的样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逃离“金钱至上”的幻觉
在这个时代，一些人相信“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但如果金钱真是万能的，那“有钱人”为什么依然会感到空虚？如果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那为何焦虑与抑郁至今依然是流行病？当我们谈论自我实现时，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本质，还是只是在追逐某种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幻象？ 当然，这并非我的臆想或杜撰。我曾接触过一些真实案例，其中就有一位年收入几千万的人，尽管财富丰厚，却依然精神空虚。她努力赚钱的动力源于其不幸的原生家庭背景，特别是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同。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积累财富，始终未能得到父母的肯定，反而只有批评与嫌弃。由于是女性，无法延续家族的“传宗接代”使命，父母的偏爱始终落在他们的儿子身上。时间一长，她开始相信金钱才是唯一可靠的东西，甚至在对待自己家人的态度上，也变得以利益为导向。这种以金钱为至上的情感和价值观，渐渐传递给了她自己的孩子，最终也逼迫孩子崩溃、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孩子在她看来也只是传宗接代，继承自己家产的工具，甚至为了逼迫自己的孩子生育，做出了很多离谱的事情。不过由于涉及隐私，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说了。"赚钱至上"的幻觉如何渗透进生活？在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健身照，配文“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有人分享旅行照片，感叹“世界那么大，赚钱是为了看看”；有人晒出自己的新买的书，说“精神富足远比物质重要”。然而，总有人可能唱反调：“有钱才有资格谈这些。”“先搞钱吧。”“你这话要是穷人说出来，我是不信的。”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一切价值都必须经过“经济审查”。你的幸福感，最好能折算成收入增长；你的梦想，得有商业变现的可能；连你的爱好，都被要求带点投资回报率，否则就是浪费时间。你喜欢玩博客，有人会说，你这博客能赚钱吗？你喜欢摄影，多半会有人问，你的摄影作品能卖多少钱？你喜欢绘画，有人可能会说你以后没啥前途，市场这么激烈你的画卖不出去……曾几何时，“精神富足”这个词，竟然成了一种“反市场经济”的危险信号，被人嘲笑为“穷人的自我安慰”或“成功人士的自欺欺人”。但事实是，真正的精神富足，恰恰是逃离这种幻觉的能力。金钱至上主义如何吞噬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经济成功被包装成了“人生终极目标”，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设定了“人生的KPI”，认为经济成功等于自我实现。在社会看来，似乎所有个体价值都被量化进了一套无形的KPI体系： 职业成就 = 你挣多少钱社会地位 = 你拥有多少资产人生幸福感 = 你消费了多少高端商品 这种思维方式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许多人开始相信：如果你无法将某种行为转化为经济收益，那它就是“浪费时间”。于是，阅读哲学书籍被嘲笑为“没用”，做手工被认为“只能当副业”，艺术创作如果不能带来流量或收益，就成了“自娱自乐的低效劳动”。连“兴趣”都被要求提供某种现实功利性，否则就显得幼稚可笑。 但问题在于，这种人生KPI真的能带来幸福吗？很多社会学研究证明，收入的增长确实能提升幸福感，但当基本需求满足后，这种提升会大大降低，其作用可能从改善日常情绪转向提升生活满意度，如健康状况、社会关系、个人价值观等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超过收入。换句话说，财富的边际效用存在上限，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提升更为显著，高收入者需更多依赖非经济因素（如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维持幸福感，但社会却从未告诉你“够了”。 相反，那些真正能够提供持久满足感的东西，如：意义、关系、创造力、信仰等等，这些恰好是不能被简单量化的。当一个人把自我价值建立在经济收益上，他的内在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消费即幸福”是如何制造精神贫困的？现代消费主义塑造了一种奇妙的幻觉：幸福不是内在的体验，而是外在的商品。你并不是真的在寻找精神富足，而是渴望获得“购买幸福的权利”。于是，资本逻辑精准地击中了人性的弱点：焦虑？买点奢侈品，包装出成功形象；孤独？买个新手机，沉浸在社交媒体的幻觉里；迷茫？报个高价“人生规划”课程，让别人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过。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无法真正填补精神的空白，只会让人陷入“短暂刺激——失落——更大刺激”的循环，就像不断加大剂量的兴奋剂，一旦停止，空虚感会比之前更强烈。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1930年代就预言：当社会富足到一定程度，人们将摆脱物质匮乏，开始追求精神自由。他指出，当“绝对需求”（如食物、住房）得到满足后，人们将转向艺术、哲学等非经济目的，并重新评估金钱动机的道德价值。还预言，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将被视为“病态”，社会道德准则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然而现实是，他低估了消费主义的威力。直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带来自我实现，反而让人们更加依赖物质刺激，因为在市场逻辑里，一个不焦虑、不消费的人，是经济系统最不欢迎的“失败者”。精神富足，一场关于意义的反叛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精神富足几乎是一种“反叛行为”。它意味着拒绝将一切都纳入经济考量，意味着承认有些东西，如“创造”、“探索”、“思考”、“爱”，这些本身就是目的，而不需要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自我实现的误区：并非“先赚钱再谈精神”人们总是误解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先满足物质需求，再去追求精神满足，仿佛这是一个线性过程。但实际上，马斯洛理论本身强调"优势需求"的优先级，而非机械递进。在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而非完全满足）后，更高层次需求就会显现。物质满足是心理满足的"基础"而非"前提"，两者存在辩证关系。上图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金字塔模型，最初设想的五个层次，代表了一个描述人类需求层次和满足这些需求内在动机过程的框架。根据马斯洛（1943年）的观点，个体通常在追求金字塔更高层次之前，会寻求满足金字塔底部的需求。后来，该理论经过精炼和扩展，包括八个层次，认识到需求可以同时追求（MCLEOD，2018）。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八个层次可以理解为推动个体追求使其感到“满足”的目标的需求类别。这些目标可以分为两类：匮乏需求（D需求）和成长需求（G需求），如MCLEOD（2018年）所述。匮乏需求位于金字塔底部，与生存和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相关。成长需求占据金字塔的上半部分，与个人成长和发展相关，包括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现实中，许多物质极大丰富的人仍然痛苦，而许多物质条件一般的人却能活得充实。"社会比较理论"和"快乐悖论"说明，当物质积累超过基本生存所需时，满足感更多取决于相对量而非绝对量。而且物质追求会在"痛苦"（未满足时）与"无聊"（满足后）间摆动。物质丰富者在“社会比较”中的困境即使是物质丰富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包括向上比较（与更富有的人比较）和向下比较（与较穷的人比较）。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当物质丰富者与更富有的人进行比较时，可能会感到不满和羡慕，即使自己的物质条件已经非常优越。而这种不满感则源于“适应水平理论”，即人们在适应了某种生活条件后，会迅速调整期望值，从而导致新的不满和追求。通常当个体的经济状况远低于周围群体时，人们会感受到“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抑郁、愤怒和挫败感。即使物质丰富者拥有较高的绝对财富，但如果他们的财富水平低于周围群体的平均水平，仍可能感到被剥夺。这种感受不仅限于横向比较（与周围人的比较），还包括纵向比较（与过去自己的比较），从而会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但始终无法满足新的期望。由于不断追求更高的物质目标，容易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比较循环，从而总是将自己与理想化的对象进行比较，发现自身在各方面都存在差距，进而产生失落感和焦虑。这是一种高物质主义者的困境，不断被外界的新刺激吸引，而难以获得持久的幸福感。快乐悖论或享乐主义悖论的无限循环这种悖论的核心矛盾简单的说——直接以快乐（幸福）为目标反而难以获得快乐（幸福），需通过追求其他事物（如技能、意义）间接实现。例如，一些观点指出“快乐只能作为专注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快乐在超越自我时意外产生”，而过度计算快乐的行为（如功利主义决策）会导致自我挫败。人们倾向低技能休闲活动（如刷手机）获取即时快乐，但长期更幸福的活动需技能投入（如学习乐器、写作、培养各种爱好与技能），因为技能投入能引发心流体验（Flow），这是一种达到安全沉浸、专注于活动本身的振奋状态。若快乐仅来自满足欲望（如购物等），而欲望本身又指向快乐，会陷入逻辑循环，导致目标落空。如果快乐来源于从他人痛苦（如“幸灾乐祸”）或恐怖体验中，在体验过后又会陷入理性或者道德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一直XX一直爽。然而爽完后发现什么都没有落下，只有无限的惆怅。物质匮乏者一样能获得富足的精神体验而物质匮乏者，也可能有精神超越。举个例子，即使在学生群体等物质条件有限的群体中，通过专注自我成长（如学习研究培养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技能）、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等方式，同样可以获得精神满足。当个体价值观更重视精神维度时，可能会主动调整需求优先级。精神富足并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你如何体验生活。穷人就不能享受艺术吗？有些人即便经济拮据，也愿意为一本好书、一次旅行、一场深入的对话交流中投入精力，这本身就是精神富足的表现。富人就一定比穷人更幸福吗？许多经济上富足的人，内心仍然充满焦虑，因为他们始终害怕“失去”财富，害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社会淘汰。真正的自我实现，不是“等经济自由了再去追求”，而是从当下开始，去寻找那些让自己充满意义的事情。如何真正达到精神富足？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纠正“财富=幸福”的认知偏差，培养对非物质快乐的感知能力。如果成功只能用金钱衡量，那么大多数人注定要失败。真正的成功，不是别人认可的标准，而是你自己是否能在生活中找到充实感。 除此之外，还需关注“不可量化”的价值。像是关系、思想、创造、探索，这些无法直接换算成金钱，但它们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丰富。每天花时间做一些让你感到充实的事情，不管是写作、阅读、画画、音乐、思考，甚至仅是安静地坐着，感受生命和时间的流动。对于那些靠购物才能体会“活着”的人，需要先逃离消费主义的陷阱。仔细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更多的物质，还是只是被社会训练成了“需要它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让物质成为工具，而不是精神寄托。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更少的幻觉金钱很重要，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真正的精神富足，不是赚到足够的钱才开始的，而是从拒绝经济至上逻辑的那一刻开始的。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被量化的世界里，学会珍惜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这或许是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对爷爷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不是因为他去世得早，而是因为家中的关系过于复杂。小时候，寒暑假大多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偶尔会去外地亲戚那边走一走。而爷爷奶奶，我却几乎从未见过，他们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模糊的样子。长辈们总说，让我把外公外婆当作“爷爷奶奶”来称呼。于是，我便习惯了把外公叫作“爷爷”，而这个称呼，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我感到不适。每当大人们问：“如果你的外公是你爷爷的话，那你的爸爸从哪来的？” 我便学着他们所教导的那样回答：“我爸爸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他们听完后都非常的开心。当然，我不可能当真，但是为了哄他们开心，小时候的我便学会了这套话术。而我自己，则把这份疑惑，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稍微大一些后，我从母亲那里听到了一些对往事的叙述。五岁那年的春节，我曾被父亲带去见过他们，这点我有点印象。可惜，门都没让进，压岁钱也没给。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父亲家那边亲戚办酒席，我都会去参加，每次都能见到爷爷的兄弟姊妹们，唯独从未见过他们二老的身影。在一次酒席上，爷爷的其中一个兄弟（我也不记得是哪一位了）告诉我一件事，他可能猜到了我的疑惑，说：“你知道为什么不带你的爷爷奶奶吗？因为他们不好相处。”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是通过不同的人的口中七凑八凑拼凑起来的，不过也能还原个大概。事情就得从父亲和母亲结婚前说起了。我的外公很讨厌我的父亲，所以我的母亲对她家人说：“如果你不让我嫁给他，我就自杀。” 在一家人团聚的酒席上，我外公不知道是听岔了还是故意的，对我爸说：“听说你威胁我女儿，说不让我女儿嫁给你，你就杀了我女儿？” 这话一旦说出口，事情就变得严重了，也为日后两家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从我父亲口中得知，我外公曾经把爷爷的桌子掀翻，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从我母亲口中得知，我的奶奶曾经到我母亲的单位闹事，言语侮辱她。所以我外公很讨厌我的爷爷，我母亲也因此一直对我奶奶很恐惧，生怕他们继续上门闹事。为了避免他们对我造成影响，母亲和她家人一直都禁止我接触他们。父亲还对我说过，他小的时候，爷爷对他很不好，从小就经常打骂，是典型的父权至上的家庭。有一次，爷爷一巴掌打下去，导致父亲的一只耳朵至今听力受损。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父亲，也继承了爷爷对他的教育态度，对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教育方式。不仅是家庭内部，他们二老与邻居的关系也很不融洽，邻里也不待见他们。还有一件事情，至今印象深刻，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我小的时候，爷爷因为不满我父亲，把父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赡养费”。然而我父亲一直以来都很照顾他们，并没有亏待过他们，并且爷爷是有退休金的，不差钱，甚至比我父亲还富足，纯粹只是对我父亲不满而已。而他们自己的钱，也一直是拿来补贴给了姑母一家。最后法官也看不下去了，只能做思想工作，但是也架不住爷爷折腾，最后和稀泥判了，每个月固定给些形式上的“赡养费”。就这样，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遥远且有点可怕的陌生人，我更没有一次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存在有任何兴趣。他们只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而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一直不曾存在过，也从未向我父亲提出过想见我的想法。在我父亲的口中得知，我的爷爷一直把他的外孙当作唯一的孙子对待。直到我二十多岁开始独立生活后，爷爷才突然提出想见我。父亲委婉地告诉我这件事，而我的反应很简单：二十多年不见，突然想见我，怎么可能？我心中充满了愤懑和冷漠，最终告诉父亲，等爷爷快不行了再见一面也不迟。毕竟，我和他之间，除了血缘，什么都没有。然而，父亲似乎并不愿意放弃。又过了两年，父亲说爷爷特别想见我，甚至提出金钱上的诱惑：“第一次见面给一万红包，第二次见面给两万……”每年递增，听得我心里极为反感。几十年不联系，突然用钱来引诱我，难道这就能弥补缺失的亲情？弥补这些年的疏离和冷漠？靠钱解决这些把我当什么了？父亲的意思说，爷爷这些年才意识到，外孙没有孙子亲，还是希望我能认他。简直离谱。不过想到老人也挺大了，也许他确实意识到了什么，更架不住我父亲的恳求，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于是春节，去看望爷爷奶奶便成了我最烦躁的事情，因为我极度不想见他们。见到爷爷，我觉得非常尴尬，试图上演一番“多年来失散不见的亲人见面的感动场面”，然而并不可能，我根本做不到，只剩下寒暄。对我而言，他不过是一个“陌生”的老头，身材消瘦，神色并不和蔼，尽管他长得和父亲那边的亲戚们很像。他会对我讲自己年轻时的艰难与苦涩，并且试图解释为什么没见我，说自己很多年前因为得了疾病等等话语。然而这些话，对我来说感受不到任何温度，更没有情感上的共鸣。在听了他的言语和观察他的行为后我发现，即使居住在城里，即使门外十几米远就是现代化的城市街道，他却依然保留了非常传统的作派。他的思维强硬、死板，对世界的认知也似乎固化在旧社会的时代，与当代社会完全脱节，如同一个从民国时期直接穿越过来的人。因此我与他很难沟通，也只能被动的去听他的叙述，不断的点头装作很认同的样子。最终，爷爷给我的钱由父亲代收了，因为我实在不想碰这笔钱。在这次会面后，他对我父亲说：希望来年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去看望他们，不希望我父亲在场。我听到父亲转述这种要求后更尴尬，因为连帮我解围的人都没有了。最后到底有没有独自去呢，好像没有，我记不清了。疫情爆发后，春节的回家计划被彻底搁置，自然也就没有再见他们。与此同时，我的抑郁症逐渐加重，那些过年的烦心事、家庭的争吵，成了我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所以连续几年过年也都没回去。直到今年夏天，父亲在一次电话沟通中告诉我，爷爷去世了。据父亲说爷爷是执意爬屋顶后摔下来的，最后在医院治疗无效。因为担心影响我的抑郁症，就一直没敢告诉我，看我状态好点了才说出来。父亲还补充说：爷爷每年过年，都如约给我一笔钱，暂存在他那边。他随后问我怎么处置这笔钱，我也没回答。现在回想起气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只记得自己很震惊，很感慨。至于是否哭了我不知道了，我也忘了，直到现在也只剩惆怅而已。我与爷爷，终究还是“陌生人”。
从历史文化与个人经历浅谈--究竟什么是爱
这个话题其实我早就想写了，也曾看到一些博友谈到过类似的内容。它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最终还是归结为我个人的情感经历、这些年的思考积淀，以及一些学术文献的启发，最后统一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曾提到过，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直到四年前，我因患上抑郁症，开始每天反思自己的人生，思考各种问题：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爱？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我接触了基督教，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而这一过程中，我的男友也一直在支持我，他为了我，特意从法学与哲学转行，专注于精神分析学的学习与研究。很久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爱就是一种强烈的喜欢。比如父母之爱，朋友之爱，甚至男女之间的爱情，我都觉得它们不过是某种强烈的依赖和情感需求的表达。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错了。从小，我的父亲就不断向我灌输一个概念：他总是提醒我，长大后一定要孝顺他，担心我会对他不好。这种一遍又一遍的言辞，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的母亲也时常批评父亲，指出他过于强烈的关注和控制，认为“你对孩子好，孩子自然会对你好，不必一直灌输这些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母亲和她的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几十年来，她的父母把她当作养老的工具，把她视为投资理财的对象。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她一直在承担着家庭的负担，然而，她的付出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每当母亲拒绝他们无理的要求，父母便会威胁她，说要喝农药、撞墙，甚至有时装疯卖傻、向她磕头。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表演。目的是为了掌控她，维持对她的控制。然而他们的自私和惜命，使得这种威胁并不持久，威胁无效后，便会转而用恶言相向。母亲最终明白，无论她如何为父母付出，背后依然是冷嘲热讽，甚至是对她的恶意。这种“另类的爱”，其实是对爱这个概念的亵渎。从小到大，我们在学校里不断被灌输着“母爱无私”、“父爱无私”的观念，然而，原生家庭的种种悲剧却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的“母爱”与“父爱”都无私。有些家庭把子女当作劳动力，甚至当作养老工具；有些家庭以掌控为名，要求孩子按照父母的理想生活；更有甚者，甚至会虐待子女。这些扭曲的家庭关系，让我对一些短视频平台中炫耀自己养育多个孩子的家庭感到不适，尤其是那些把孩子的名字取得像“盼娣”、“望娣”，给最小的儿子起名叫“耀祖”的家庭行为，令我深感反胃。那么，爱究竟是什么？父母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朋友间的爱，是否都能称之为“真正的爱”？一、中国古代的婚姻与“爱”的缺失中国古代的婚姻观念，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时期，更多关注的是家族的延续与社会结构的稳定，而非个人的情感需求。在这个时期，婚姻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维持家族血脉的传承。古人常说“传宗接代”，这背后反映的是婚姻制度的根本目标，即通过繁殖来确保家族的延续和社会的稳定。婚姻不再是个人情感的结合，而是家族、权力、财富等社会因素的结合。这种婚姻观念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婚姻由父母、长辈和媒人主导，个人的情感与意愿常常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个人的情感需求和自由选择往往被忽视，婚姻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和家庭责任的体现。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关乎家族利益、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的整合。因此，婚姻中的“爱”并非婚姻的首要内容。相较于西方强调“情感婚姻”的理念，中国古代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契约，个人情感排在了最末端。家族与繁殖的驱动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族的延续和子嗣的繁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普通家庭，延续家族血脉、增添劳动力、继承财产是社会的基本需求。因此，婚姻成为一种生育工具。古代社会普遍认为，儿女不仅是家庭的“根基”，更是社会秩序和传统延续的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婚姻本身几乎就是以繁殖为目的，至于情感和爱情，往往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加成分。尤其是士族或贵族家庭，婚姻往往更像是权力和资源的交换，而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结合。父母往往会选择政治上有利益关系的家庭联姻，或者选择能够增加财富、提升社会地位的婚配对象。即使是普通百姓，婚姻的选择也大多受到家族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影响，个人的情感需求和选择往往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爱情的理想化与艺术创作尽管婚姻本身在中国古代被看作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责任，然而，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爱情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古代文人雅士在诗词、歌赋、戏剧等艺术创作中，常常通过理想化的手法来表达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呈现了浓烈的情感和浪漫的爱情故事。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展示了个体对爱情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尽管这份爱情在现实中未能圆满，但它反映了个体在封建社会的压抑和情感的挣扎。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往往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而是被理想化、艺术化的情感表达。在现实中，爱情更多地被视作婚姻中的一种奢侈和附加，而非婚姻的核心。即便在那些少数能够追求自由恋爱的个体之间，爱情也常常被压缩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许多古代诗词与歌赋描绘了男女之间的离愁别绪、相思之苦，展现了爱情中的美好与痛苦，但这些情感大多是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来表达的，往往离现实的婚姻生活较远。例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对爱人长久陪伴的理想，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则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至上主义，但它们并未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决定性因素。伦理道德与婚姻责任在中国古代，夫妻关系往往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和家庭责任之上的。古代的“妻贤夫祸少”或“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婚姻模式，体现了对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强调，而非对个人情感的追求。婚姻中的和谐与稳定往往来源于各自履行社会分工与责任，而非爱情的火花。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往往通过共同的生活与责任来维系，而不是通过激情与情感的交流。例如，许多古代家规都强调夫妻之间的“礼”与“顺”，而不是“爱”。丈夫有责任养家、保护妻子，而妻子则要承担照料家庭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这种婚姻结构和伦理模式，使得个人情感和爱情的表达常常被压抑或忽略。二、西方基督教对“爱”的定义与影响基督教对爱的定义，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无私之爱（Agape），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许多古老文化中的“爱”不同，基督教赋予了“爱”一种道德性、精神性和无条件的性质，这种爱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欲望和情感，它是一种对他人无私奉献的关怀和牺牲。Agape：无私之爱与道德义务在《圣经》中，“Agape”是最常见的爱的一种形式，它指的是一种不以任何条件交换的爱，是纯粹的、无私的关怀。这种爱并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吸引或依赖，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甚至是在情感不再强烈时依然存在的一种责任感和承诺。这种爱在基督教中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的爱，尤其体现在耶稣基督的牺牲上——他为世人的罪过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行为并不取决于他人的回应，而是出于一种无条件的关怀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情感体验，而是一种道德义务，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它要求个体超越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去关怀他人的福祉、尊严和灵魂。这种爱的核心是宽恕、无条件的接纳和为他人着想，即使是面对不公、不义的情况，爱依然是该表现的基本态度。基督教中爱与婚姻的关系基督教对爱的定义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中的婚姻观念。在许多基督教教义中，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情感契约，而是一种建立在神圣、永恒承诺基础上的关系。婚姻中的“爱”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愉悦和激情，它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与精神目标之上的，旨在促进彼此的成长与灵性升华。基督教教义中所讲的爱，是一种承诺，是夫妻双方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仍然选择坚持的精神，而这种坚持并非基于一时的激情，而是基于对上帝与对彼此的责任感。例如，基督教婚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参见《以弗所书》5:25-33）。这并不意味着妻子要盲目顺从，而是丈夫要无私地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不求回报地为妻子奉献自己。这种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基于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而是对方作为个体的尊重和深深的关怀。在婚姻中，夫妻双方并不只是“因为喜欢而在一起”，而是愿意在一生中为对方付出、牺牲、支持和宽恕，尤其是在遇到婚姻中的磨难和冲突时。因此基督教的“爱”把婚姻视为一种神圣的承诺，不仅仅是两个人情感的结合，更是两个灵魂在上帝面前的约定。这种爱的表现不仅仅在于浪漫和激情，而是在于彼此之间无条件的支持、忠诚、宽容和牺牲。这种看法影响了西方社会对婚姻的期望，尤其是对于夫妻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中，也有一段关于知名的关于爱的定义：【哥林多前书 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无私的爱与婚姻中的牺牲在基督教的视角中，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满足，更是一个充满责任、奉献与牺牲的旅程。正如耶稣所展示的，他对世人的爱是通过自我牺牲来展现的，婚姻中的爱也被视为一种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盲目的顺从，而是出于对另一半的尊重与深深的关怀。婚姻中的“牺牲”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为伴侣提供情感支持、在困难时刻彼此扶持，甚至是放下个人的欲望和需求，以保障家庭和婚姻的稳定。如果夫妻一方在面对疾病或困境时，另一方会无私地给予支持，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做法，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承诺，是对婚姻和对伴侣的责任。这种牺牲意味着在爱情中不只是享受彼此的陪伴与愉悦，而是在风雨来临时，仍然选择一起走下去，互相扶持。这种爱的力量与温暖，正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博爱”的体现。基督教中的“爱”对西方婚姻的影响基督教对爱的无私定义，以及它对婚姻中牺牲精神的强调，塑造了西方现代婚姻的核心观念。如今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婚姻是一种基于爱与承诺的关系，但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情感满足，而是包含了承诺、牺牲、耐心和对彼此的扶持。在现代西方的婚姻观中，爱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彼此支持，共同成长。基督教的影响也促使了对婚姻中的忠诚与承诺的重视。在西方社会，人们往往期望婚姻不仅是为了共同生活和繁衍后代，更是两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相互陪伴、相互扶持的旅程。尽管现代社会的婚姻不再完全依据宗教教义来构建，但基督教对婚姻责任、承诺、无私爱与牺牲的理解，仍然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婚姻关系外，基督教还倡导信徒“爱人如己”，如同爱自己一样的爱他人。这个理念主张，爱不仅仅局限于婚姻关系或亲密的情感关系，而是扩展到对身边所有人的关怀和包容。基督教鼓励信徒如同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包括身边的邻居和需要帮助的人，关心他人的福祉，善待周围的每个人。“爱人如己”不仅意味着在物质上帮助他人，更强调在态度上的真诚、宽容和理解。它提醒人们，不论种族、地位或信仰，都应该抱有无条件的善意和尊重，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爱与关怀。这种普世之爱，也被视为基督徒践行信仰的核心之一，鼓励人们超越个人利益，将无私的爱带给更广泛的群体。三、现代中国婚姻的转型与西方文化影响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化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更在婚姻和家庭观念上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恋爱婚姻”的引入和普及方面，西方个人主义与情感婚姻的观念逐渐渗透到了中国社会。随着西方婚姻模式的引入，个人情感、自由选择和恋爱关系成为了婚姻形式中的新标准。这种变革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步被“恋爱自由”取而代之，婚姻不再仅仅是家族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结合，而是逐渐转向以情感为基础的伴侣关系。西方社会中的婚姻，尤其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恋爱婚姻”，强调个体选择、情感满足和相互扶持的伴侣关系。这种婚姻形式倡导夫妻双方基于爱情、自愿和相互尊重来建立生活的共同体。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婚姻观念在形式上逐渐接纳了这种西方模式，即以“恋爱婚姻”为核心的婚姻形式。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追求，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责任和社会义务的延续。然而这种转型并不是完全顺畅的。在形式上，现代中国婚姻已经逐步模仿和吸收了西方的婚姻理念，特别是在恋爱婚姻的形式上，年轻一代的婚姻选择往往基于感情的自由和个体的愿望。然而，在深层次的婚姻观念与情感理解上，现代中国婚姻并未完全接纳西方基督教对“爱”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在牺牲、奉献、无私的爱以及夫妻之间长期承诺的维系上，仍存在着较大差距。“情感需求”与“无私爱”的混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更多是家族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个人情感需求往往被压抑或置于次要地位。即便是随着西方恋爱婚姻观念的引入，个人情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然而这种情感往往仍然是建立在“满足个人需求”基础上的，容易与基督教所提倡的“无私之爱”产生混淆。许多现代中国人对“爱”的理解仍停留在一种较为表面、个人化的层面。在这种理解中，爱情常常被视作一种双方互相满足需求的关系。换句话说，“爱”更多被认为是彼此情感上的吸引、共同的兴趣和物质生活的共享，夫妻关系往往以双方个人的幸福和愉悦为出发点。而基督教所提倡的爱则是一种超越个人欲望的牺牲和奉献，它要求个体以无条件的爱去关怀对方的福祉，而不仅仅是自我情感的满足。在现代中国的婚姻中，许多人往往将“爱”理解为是一种通过共同的兴趣、感情或物质满足来实现的状态。若夫妻双方能够共同享有事业、家庭和情感上的满足，他们认为这就是婚姻中的“爱”。然而，这种“爱”大多仍处于一种互惠互利的层面。在许多情况下，婚姻中的“爱”很容易与“喜欢”混淆，双方的依恋可能更多源于情感上的需求和满足，而非长久的承诺与牺牲。基督教“爱”精神与中国婚姻中的“情感需求”基督教对“爱”的理解强调了无私的奉献、宽容与牺牲，而这种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婚姻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内化。夫妻之间的爱，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波动或激情，而是基于坚定的责任感和对对方灵魂的关怀。在婚姻中，爱表现为对伴侣的宽容、理解和无条件的支持，即使在遇到困难时，依然选择为对方付出和牺牲。但在中国的现代婚姻中，夫妻之间的“爱”往往更多是基于个人的情感需求和互相“喜欢”的基础上。在很多情况下，婚姻中的“爱”往往被理解为是双方对情感、事业、家庭甚至物质条件的共同满足。当这种情感满足或物质需求发生变化时，婚姻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更为脆弱，因为它依赖于双方能够持续提供情感满足和物质支持，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婚姻中的“爱”便可能面临考验。从“我喜欢你”到“我愿意为你牺牲”这种差异的核心在于对爱的理解和实践上。西方基督教强调的爱是一种超越自我、为他人着想的无私精神，而在现代中国的婚姻关系中，“爱”往往停留在“我喜欢你”的层面，即更多关注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对方的情感回应，而非基于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和责任感。这种关系更多依赖于双方的情感互动，而非基于承诺和责任的深厚情感。西方婚姻中所倡导的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而不是互相交换和满足需求。在现代中国的婚姻中，尽管许多人尝试将西方的“恋爱婚姻”模式与自己的生活相结合，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无私之爱”的精神仍然较难深入人心。许多婚姻关系中的“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双方更多的是从互相的满足和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无条件的爱与牺牲开始。四、从我个人经历出发，理解什么是爱或许有的人会说，无私的爱几乎不可能，甚至即便出现，也不过是为了感动对方。这种论断显得过于绝对，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些人或许并未真正体验过无私的爱。无私的爱并不遥远无私的爱并不遥远，许多经典案例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而且并非仅限于男女之间，甚至不必局限于父母和子女之间。例如，有老师在地震中为救学生而献出生命，最终自己牺牲。这是自私的爱吗？显然不是。我无法相信，在地震那一刻，老师的内心是为了未来的荣耀或赞歌。又如，在战场上，战士为保护战友，甘愿牺牲自己，让对方活下去，这难道是为了死后的荣光？当然，我并不否定男女之间也能存在真正的爱。夫妻在灾难中，一方为另一方活下去而牺牲自己，这种情感也是无私的。难道我们能说，一方为了让另一方生还而牺牲，是为了换取感动？若命已失，感动又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当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自己爱他。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爱他，甚至对自己是否爱他表示疑问，那可能只是自私的情感，通常被视为喜欢。真正的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它自然而然地发生。爱不是因为对方对我好而爱他，也不是因为对方对我不好就不爱他。当你爱一个人至极，你不会在意自己是否得到什么，是否失去什么。你眼中只有对方，唯一的希望就是对方能幸福，即使对方不一定爱你。试问自己，如果你与对方在灾难中只能有一人存活，而不考虑孩子和家属的因素，你是否能毫无保留地选择牺牲自己，换取对方的生存机会？如果对方不再爱自己，与他人发生了感情，你是否还能无怨无悔地祝福对方，并放手让他追求自己的幸福？再换一个角度：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且你真心爱他，那么未来即便孩子不喜欢你，你是否会因此而讨厌他，不爱他？不要将爱廉价为情欲上的喜欢爱没有那么廉价。很多时候，人们在情感关系中容易混淆“无私的爱”和“自私的喜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爱你”，但这些话语往往只停留在表面，背后可能隐藏着对情感需求的强烈依赖，而非真正的无私奉献。真正的爱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获得对方的回应，爱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是对另一个人幸福的深切关注与无怨无悔的支持。很多人会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归结为“我爱你”，但这句话可能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牺牲与奉献，而只是情感上的占有与需求。这种“喜欢”是自我中心的，是在乎自己是否被满足，是否得到了回报。而无私的爱则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依赖于对方的回应，不求任何交换，它的核心是让对方过得更好，即便自己需要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无私的爱不在于表面的言语，而在于行动中的深情和责任。当我们把“我爱你”挂在嘴上时，应该警醒自己：这句话背后是否真的是无私的奉献，而非自私的依赖。有的时候，人们常常嘲笑「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的时候，何尝不是羡慕别人，如果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被“舔”的人，是否就能享受那种关注、宠爱和无条件的投入？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因为它本质上揭示了人们对“被爱”的渴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真诚的关注和喜爱，渴望在关系中不被忽视、被充分珍视。许多人可能会在内心默默地羡慕那些似乎得到了无限宠爱和付出的“舔狗”对象，幻想如果自己是那个被“舔”的人，就能享受那种无条件的关注与爱慕。真正的爱非常珍贵我认为爱并非仅仅是短暂的情感波动或是瞬间的激情，它是一种深沉的、无条件的情感，是建立在责任、牺牲和承诺之上的。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喜欢，也不仅仅是情感上的需求，它更多的是对对方的全心全意的关怀与无怨无悔的支持。在这段关系中，你可能会为对方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但你不会期待任何回报，因为你心中最深的愿望只是希望对方幸福，看到对方快乐。因此爱不应当被轻易地拿来标榜，更不应该成为自我情感满足的工具。无私的爱与自私的喜欢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前者是一种超越个人需求的深切关怀，后者则只是情感的需求交换。爱不是拿来交换感动的筹码，而是一份深深的责任感与承诺，它需要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去落实。在情感关系中，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无条件的、长久的、超越自我需求的爱，这种爱不会轻易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也不会因为短暂的困难而消失。只有这样，爱才会显得真正高尚，才能在人生成为陪伴自己走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