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在各种短视频上看到有人宣称：「因为年轻人不爱看电视，所以装修需要去客厅化、去电视化」。每次看到这类视频，总觉得这些装修博主挺有意思的，抛出一个现象后，顺手就替我做了决定，甚至还问我：「你家电视多久没开过了？」我想了想，我家电视，大概有几个小时没开过了。说来有点抱歉，我似乎拖了「当代年轻人」的后腿。每次刷到这种话题，我都会有点恍惚——看来我已经不算年轻人了。可问题是，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挺爱看电视的。哪怕媒介换了一轮又一轮，从有线电视、VCD、DVD、BT/eMule下载，到流媒体，再到现在各种云端资源，对我来说，变化的只是载体，不是「看」的这件事本身。作为一个很多年的ACG爱好者，追番这件事，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只是从书桌前的显示器，挪到了客厅的那块更大的屏幕上而已。所以当有人把「年轻人不看电视」当作一种时代结论时，我总觉得这不是在描述现实，而是在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像有人会问：你在家多久没用电脑了？答案当然是，有的人一年没开机，有的人一天都离不开，甚至不少「年轻人」连电脑都不太会用。即使如此，依然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电脑已经被淘汰了」。于是问题本身就变得有点神奇：不是设备消失了，而是使用它的人，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家，除了冰箱、路由器等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在线的设备外，电视机是最频繁使用的家电。装修的时候，我几乎是本能地把重心放在客厅：一张可以让人完全「陷进去」的真皮沙发，一块足够大的电视。然后再往上叠加各种设备：一台PS5、三台Switch各自的底座、两个智能电视盒、一个有线电视机顶盒、一个DTMB机顶盒、一个支持万兆的交换机。一堆HDMI线和一堆网线在电视的背后缠绕，组成一套复杂的家庭多媒体系统。或许有人会说这很「过时」，因为他们习惯用一个手机解决一切。但我反而会觉得，把所有体验压缩到一块几英寸的屏幕里，是一种极端的去空间化。身体蜷缩，注意力塌陷，世界被缩放到掌心大小。在我的视角里，其实很难想象一种「没有电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回家之后躺在床上刷短视频？把生活切割成一个个几十秒的碎片，沉迷在推荐算法里？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被「照顾」得很好，好到甚至不需要再做选择。对我而言，客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招待客人的公共区域」，而是「起居室」，因为其更像是一个仪式场。当自己坐下来，就意味着一天真正开始属于自己。即使是十多年的租房生活，也依然没有让我放弃对电视的执着。是否有一个可以舒服看电视的房间，一直是我租房看房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当然，我也不是不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来源，毕竟这种生活方式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大城市的合租生活，本身就在不断削弱「客厅」的意义。下班回家，只剩一个属于自己的卧室。要么房子本来就没配电视，要么是客厅不方便用。时间久了，人自然会习惯把所有事情都塞进一个空间里完成。而客厅却因此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带着边界焦虑的空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也不知道用多久才算「合理」。于是最安全的选择，就是退回自己的卧室。门一关，世界变得可控。久而久之，「卧室=全部生活」就变成了一种默认选项。床不仅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吃饭、娱乐、社交甚至工作的地方。空间的塌缩，最后会反馈到人对生活的感知上，一切都变得更快，但也更浅。而且这种生活状态并不仅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中老年人也逐渐变得如此。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各自拿着手机在不同的房间刷着视频，却不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或者看电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卧室的功能非常单一：睡觉。醒来之后，会把床收拾一下，然后直接去客厅坐着。这个动作本身，就像是一个分界线：我从「生理状态」进入「生活状态」。坐到沙发上后，有时候我会打开电视，有时候是电子书阅读器，有时候是iPad，有时候是电脑，有时候只是让HomePod放点音乐。还有收音机。是的，我挺喜欢听收音机的，虽然容易被人理解为老年人的爱好。那种带着一点点无线电底噪的声音，很奇妙，它不依赖传统的互联网传播，不像流媒体那么「干净」，反而更接近一种真实存在的质感。我有几台小收音机，还有一台大的，Tecsun S2200。严格来说，它还没在国内上市，我的这台是德生老板给我签名的内部版。有时候开着它，调到一个信号不太稳定的频道，声音在清晰与模糊之间来回摆动，会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安定感。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周围都被优化、被算法筛选、被「推荐给你」的世界里，偶尔听到一些「不完美」的东西，才能感觉到——周围的一切不是完全为我设计的。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一天才真正开始。平时的我，手机基本只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拿一下，看看朋友发的消息，刷点新闻、网络梗或者短视频。其他时间其实不怎么看手机。所以很多人想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联系我，常常都不太「即时」——因为我压根没在看。电视在我这里，也不只是「看电视」。它更像是一个中心接口，把各种内容汇聚起来。电视台直播节目（本地台接地气挺有趣的）、打PS5和Switch这类主机游戏、云视听小电视上的BILIBILI优质长视频、YouTube、网盘资源，或者NAS里的影片。甚至手机和iPad上看到有意思的内容，也可以通过AirPlay投上去。屏幕变大之后，很多东西的意义都会发生变化，不只是视觉上的，还有一种「共享」的可能。可以一个人看，也可以和别人一起看。所以沙发就变得很重要，也自然成了活动中心。它不是用来「坐」的，而是用来「待」的。茶几上基本不会空着，永远堆着东西：空气炸锅刚出炉的小吃、水果、瓜子、冻干、各种零食，再沏一壶茶或者萃取一杯咖啡。如果到了晚上，还会把氛围灯都打开——落地灯、台灯、吊灯，还点上香薰蜡烛，一层一层叠出一个暖色的无主灯环境。这也直接导致一个后果：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会来这蹭吃蹭喝（虽然一般不会承认是蹭）。大家坐在一起，随便放点什么，看一会儿，聊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度过时间。这种场景，其实挺「低效」的。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产出。但某种程度上，它恰好构成了生活里最难被替代的部分。有时候他们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会马上关电视，而是让画面在那边亮着。人不一定在看，但空间是活的。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那些说「电视没用」的人，其实也没少看东西。他们只是把观看这件事，拆碎了。一个小时的剧嫌长，但可以刷两个小时短视频；一部电影看不下去，但能在不同平台来回跳。不是不需要内容，是已经不太习惯「完整地经历一段时间」。而「去客厅化」这件事，说得好听一点是生活方式升级，说直白一点，更像是把「和别人待在一起」这件事，悄悄删掉了。客厅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别扭的空间。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节奏来，要考虑别人，也可能会被打断，会无聊。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有可能长出一点关系。一旦没有这个空间，人就很容易退回去，变成一个人，一张床，一块巴掌大的屏幕。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自由」，但久了会发现，它更像是一种默认的孤立。人可以随时退出任何互动，但也意味着，很少有什么东西，真的会留下来。所以当我再看到那些「去客厅化」「去电视化」的论调时，我不会觉得它们错。只是会觉得，它们描述的，可能是一种被动适应后的生活形态：当空间被压缩、时间被切割、人际边界变得敏感之后，人确实会倾向于选择最省事的方式活着。我不太相信它们是在描述一个时代，更像是在替某种已经发生的生活状态找理由。但这不代表，那就是唯一的答案。就像有人会说：「我不需要朋友。」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坚定，其实只是习惯了不拥有。「去电视化」真正去掉的，从来不是电视，而是一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一起的可能。
看似辩驳，实则止痛——情绪反击与边界焦虑
一位匿名的网友给我去年的文章《认知的冲击与改变》留了一条评论，准确地说，是来「驳斥」我在评论中的一句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可厚非，只要别用自己有问题的那一套逼迫别人就行。即使这个评论并非是对这个匿名网友说的，但是这位网友却主动回复我：你这句话不就是在软逼迫吗 而且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条回复中情绪的气味很重，系统自动把它当成垃圾评论过滤掉了，但我还是把它「捞」了出来，顺手回了一下：不认同我文章的观点，那单纯不认同就好，没必要强行给我扣上软逼迫的帽子。还是说你并不理解「无可厚非」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并没有逼迫谁，也没有能力逼迫任何人。说白了，你的潜台词无非是觉得我不该发表观点、该闭嘴而已。整条留言除了扣帽子，没有任何有效内容。套用你的逻辑，你这番指责，何尝不是在软逼迫我？∠(ᐛ 」∠)＿另外你预留的是虚假邮箱，那我只能判定这条留言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不存在理性探讨的意图，并没有打算和我好好沟通。在不少文章中，如《受害者与加害者》《受害者与刺猬》《从信息自由到认知逃避》，都包含着类似的线索，只是切口不同。这些文章都不是在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描述一种越来越日常、已经被「合理化」的心理机制。同时我也挺好奇，一个人要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才会在读到那句话之后，迅速拼装出「软逼迫」这种词，然后扔出来。由于对方匿名，我也没机会问他「你到底在想什么」。那就只能做一点「合理」的推测。1、不认识「无可厚非」这个词的含义根据「维基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言行合乎情理，沒有什麼可以過分批評、責難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便有点问题，也不值得被上纲上线。这和「无可非议」是两回事。后者是「完全没有问题」，前者是「有点问题，但没必要追着打」。区别不大，但刚好卡在一些人不愿意去理解的那条线上。比如，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存在某种认知偏差，这当然算不上「理想状态」。但只要他没有把这套东西强加给别人，没有试图改造别人、控制别人，那这件事本身就落在「无可厚非」的范围里。自己可以不认同，甚至可以觉得对方活得有点「偏」，但自己没必要动用道德的锤子去敲他。当然，现实里大多数人做不到「完全不影响他人」，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社会动物，不是独居深山的野人。只要还在和别人发生关系，就难免有「外溢」。但「有外溢」和「主动侵入」，是两码事。我原本那句话，试图划的，就是这条线。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对「线」感兴趣。有些人只关心一件事——你有没有在评价我，也就是「对号入座」。2、文章和评论戳中了痛处这是位于无意识中的伤疤。当一个人的某块内在区域，本来就有点松动，甚至隐隐作痛，那么任何接近它的表达，都会被放大。如果恰巧此时被文章的内容说中，人会出于某些「自卫」心态，迅速完成一整套看似正义的反击动作。这一系列的动作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为了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尽快从自己身上「甩」出去。这时候，理解不再是优先选项，止痛才是。就像人在电梯里闻到一股异味，下意识第一反应不是思考来源，而是本能地皱眉、屏气，觉得「这味道不该存在」。但问题是，气味并不会因为人的不适而消失，于是就会寻找一个「责任主体」，即使这个主体是虚构的。有些评论，其实就是这种心理活动的文字版。当一个人读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可厚非」这句话时，如果他本身就隐约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问题」，那这句话会被自动翻译成「你有问题，但我暂时不骂你」。注意，这不是语言本身的意思，这是他脑内的字幕。而一旦这个「字幕」出现，接下来的反应就不再是理解，而是防御。于是，「软逼迫」「傲慢」「偏见」这些词汇就像是应激状态下随手抓起的武器，先扔出来再说，至于是否准确，反而变成了次要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讨论会迅速滑向「扣帽子」的方向。因为帽子比论证更省力，也更有情绪宣泄的即时快感。实际上，这不是在「回应观点」，而是在「处理情绪」，而且是那种不愿承认自己在处理情绪的处理方式。更有趣的是，这种反应会伴随着一种微妙的「道德反转」。对方会下意识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你才是那个在压迫别人的人，而我是在揭露你。这种结构看起来很熟悉，在很多互联网争论里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只不过规模有大有小，从评论区到占用公共资源的舆论，本质上是同一套逻辑的放大版本。当我的那句评论「别用自己有问题的那一套逼迫别人」出现时，对方接收到的，却是「你在逼我承认我有问题」。于是他反击「你在软逼迫」，完成了一次几乎完美的反向投射：一个声称自己「被逼迫」的人，转身又用匿名与指责作为工具，重新夺回话语权、试图让对方失去表达空间。这是一种边界感的错位，一种非常典型的边界焦虑。当一个人被提醒「你可以这样，但不要影响他人」，他感受到的并不是边界的划分，而是自身被限制的威胁。而一旦「限制」被等同于「否定」，任何边界都会被重新解释为压迫。在这种结构里，讨论不再围绕行为本身展开，而是迅速滑向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机制。于是，原本用于区分彼此空间的边界，反而成了触发对抗的起点。但问题恰巧在于，有些边界本来并不是用来否定谁，而是用来避免彼此侵入的。只是在被误读之后，它看起来就不再像保护，而像控制。我后来想了想，其实那条评论里最真实的部分，不是「软逼迫」这三个字，而是它背后的那种急促感：那种来不及组织逻辑、先把情绪丢出来的急促，急促到甚至邮箱都不填一个真的。这倒是挺「诚实」的，不是对别人诚实，是对自己的状态诚实。很多人其实并不想「交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出口。评论区、弹幕、匿名留言，这些地方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早就从「讨论空间」，变成了「情绪垃圾桶」。只不过，有些人投放的是垃圾，有些人以为自己投放的是正义。区别不在内容，而在自知。我并不介意别人不认同我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我很欢迎不认同，前提是那是经过思考之后的不认同，而不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击。真正有意思的讨论，很多时候会发生在双方都愿意稍微延迟一点反应的时候，多停一秒、多思考一秒，问一句：「他到底在说什么？」可惜的是，在当下的表达环境里，「慢一点理解」反而成了一种奢侈，毕竟语言存在局限。大家更习惯的是，先站队，再理解；如果来不及理解，那就直接评价。至于对不对，反而不重要了。如果当时那位匿名用户没有急着打出那句「软逼迫」，而是稍微停一下，去查一下「无可厚非」的意思，或者哪怕只是多读一遍上下文，这条评论大概就不会出现。但也正因为没有那一秒的停顿，这条评论才显得如此「完整」，它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人是如何在一瞬间，从被触动，到防御，再到反击的全过程。这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直观，只不过，是以「失真」为代价的。
前些天和台湾的友人打电话，原本只是随便聊聊近况，后来话题绕着绕着，就落在了繁体字上。这种话题其实挺奇怪的，它表面很轻，像是「你们那边考试怎么写作文」「这个词你们怎么说」，但只要多聊一些，就会发现文化差异的巨大。这种差异不只是文字的「写法不同」，而是被不同的环境慢慢带成了两种不一样生活方式。我跟他说，我现在基本是简繁混用的。电脑和手机系统一直是繁体，输入也懒得切换。跟中国大陆境内的朋友聊天就打简体，跟境外的朋友就自然用繁体，但也经常忘记切回来。和不同的人说话，输入法切来切去，导致有时候无意间会简繁混用。以前我真觉得这只是个输入法问题，直到有一次在国服游戏里，我没切键盘，直接用繁体字和朋友聊天。我在游戏里结交的朋友基本都是00后、甚至10后。对面沉默了一会，然后回了一句：「你在说什么？我看不懂。」那一刻其实有点微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这代人是真的看不懂。特别是当较短的句子中包含了较多繁体字的情况下，他们很难通过前后内容去「猜」。对于繁体字，他们不是「觉得奇怪」，不是「读起来费劲」，而是非常直白的「看不懂」，就像是外国的文字似的。和其他的00后、10后的朋友沟通后得知，有的人基本靠上下文去猜，有的人干脆放弃理解并忽略。我后来在一些平台上甚至刷到所谓的「繁体字辨认挑战」，点进去一看，发现很多再常见不过的繁体字，却被认真地当成挑战性质的题目来做，关键还认不出来或者认错。那种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熟悉的街道，忽然被人当作什么遗址来看。当然，也不能怪他们。在现在这种内容供应极其充足、平台几乎完成了文字统一的环境里，繁体字确实没有什么出现的必要，甚至很难「偶然看到」它。不像我们那一代的时候，接触繁体字是不可避免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小的时候，刚开始认字是从外公那里开始的。他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那一代人日常生活中依然是以繁体字为主。他在乡下算是个「先生」，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帮人写春联。红纸一铺开，毛笔把墨一蘸，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都带着人情味的温度。他其实不太会写简体字，只擅长写繁体字。对他来说，很多字他记不清简体的写法，还容易写成一些现在看来很诡异的二简字。有时候一个字写到一半，他也会停下来想一想简体的写法怎么写，最后按自己的逻辑写下去。写出来的字，繁体、简体、二简混在一起。这种「错误」，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秩序」。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外公和我父亲就已经开始教我认字。那时候我接触到的，是一整套没有被削减过的文字系统。字是有结构的，有重量的，甚至有点「倔」。上幼儿园后，我被送去学书法。说是兴趣班，其实是一种被精致包装过的强制行为，而书法班只是我被强制参加的众多兴趣班中的一个，其他的以后再讲。每周末被送去，然后坐在一排小桌子前，临写各种碑帖。练得好了，就会让我用宣纸再写一遍然后被装裱起来参加展览。在幼儿园的我看来，书法中很多繁体字笔画多到一种近乎「敌意」的程度，因此写着写着就会开始闹脾气，对练毛笔字这件事也越发抗拒。但人是会被「驯化」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换了一个书法班。这次的书法班是同班同学的亲戚开的，就开在学校隔壁，而且一律要求站着练字。于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课后，我都会和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练字，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上的小学是个百年老校，里面有很多清代留下来的建筑和树。学校周边的巷子、民居也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建筑，有的已经成了危楼，后来被强拆了。放学那段路，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摊上买点吃的，沿着小河走过去。这段路上，我们抓过蜗牛，在河边比谁尿得远，还折纸船放入河里比赛谁漂得更久更远。那段路上发生的事情，比任何一个「兴趣班」都更像童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书法老师其实挺会「哄小孩」的。他那张大抽屉，几乎是推动整个书法班运作的核心区域。里面塞满了各种廉价但异常有效的小玩具：塑料小车、弹力球、溜溜球、哨子，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东西。它们不贵，甚至有点粗糙，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却刚好卡在「想要」的阈值上。于是我每天放学后，愿意乖乖走进那个房间，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字，而是因为那一抽屉的可能性。每次进书法班的流程是固定的。我们到了之后，先自己去抽屉里或者墙上翻找一份没练过的字帖。那一刻其实很自由，虽然老师要求自己找没有练过的字，却没有规定必须写哪一张，所以自己可以凭直觉挑一份「看起来不那么难」的，或者干脆选一张「更顺眼」的。然后就开始一遍一遍地临写。写完之后，老师会过来看。如果写得不好，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很自然地给你再加几张。原本以为快结束了，但其实还远没有。如果他发现哪一笔运笔有问题，就会直接抓着我的手，带着写一遍。如果写得还可以，他会从桌下抽出一本碑帖，随便翻开，指一小段，让我整段抄下来。等真的写得不错了，他才会稍微认真一点，从柜子里拿出那些他「珍藏」的宣纸，颜色花里胡哨，纹理夸张，一看就不是给练习用的。还不忘嘱咐，一张可贵了，得仔细写。然后我会在那上面再写一遍，像是某种认可和待遇的升级。如果他再满意一点，我的字就会被拿去参赛。那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比赛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会有证书、有奖牌，可以拿到学校炫耀，偶尔还能被班级拿出来展示。大人们看得很认真，我其实更在意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结算」会更好一点。如果那两小时表现得足够「稳定」，除了被夸奖一番外，离开的时候，就可以走到那张抽屉前，让老师给挑一个小玩具送给我。回去的路上，我会一直把玩。到家后，继续写作业。现在再看，这一整套流程非常完整。而这种感觉也很奇怪，好像一整天都在被某种无形的机制推动着前进。练习、反馈、加码、筛选、奖励，几乎没有多余的环节，自己也会自觉地待满两个小时，甚至隐约期待第二天还能再来一次。至于那些字，反倒像是顺带发生的事情。而那些奖状、奖励本身没什么意义，但当时确实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一件东西：来自大人世界的认可。过年之前，书法班会发红纸，让我们写「福」以及「招財進寶」「黃金萬兩」等合体字，还有各种对联。对了，有一段时间还被统一组织去考书法等级证书。现在回头看，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系统性地接触「标准化认证」这件事。日常练习的字帖方面，一部分是老师自己写的，裁剪塑封后放在抽屉里让我们挑选，或者直接写好挂起来给我们参考，一部分是碑拓。其中颜真卿的颜体是比较常见的，还有柳公权的柳体，而且行书、草书也都要学。而练习草书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灾难，在我眼中草书就是一堆失控的线条，以我的小脑袋完全处理不过来，练到最后整个人是懵的。学习书法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写字就特别慢。每个字都要一笔一画地对齐结构，生怕哪里不对。也因此作业永远无法及时写完，被骂是常态。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之后，家长终于得出结论：书法影响学习效率，于是我被「及时止损」地从书法班撤了出来。刚从书法班解脱的我自然是很开心的，毕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想写，于是空闲时间自己还会在家写写。在同一时期，我还接触到很多港台引进的动画光碟，正版的，盗版的都有。还有通过BT、eMule下载后的作品，字幕很多都是繁体。自己不需要刻意去学这些字，基本上书法上不常见的繁体字也都给认全了。正因为有这番经历，长大一些后阅读一些在境外翻译成中文的书籍，也没什么不适的感觉。我问过一些同龄人，很多人也是通过这种渠道认识繁体字的。而现在的00后、10后，很少再有这种路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字幕组、汉化组，也不会刻意去找那些境外翻译的版本。生活中能接触到繁体字的场景，大概只剩下过年的春联，或者一些装饰性的招牌。不认识，其实很正常。就像他们这一代很多人也不会说方言一样。只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唏嘘。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传统」，而是自己能明显感觉到，一整套曾经存在过的学习路径，被悄无声息地关闭了。语言与文字变得越来越「干净」，干净到只剩下必要的信息。至于那些多余的部分，笔画、结构、口音、方言词汇，都被一点一点剔除掉了。剔除到最后，有些东西，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自《不要急着成为谁》一文中的回信之后，我收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我愿意付出代价，但那种代价其实来自恐惧、证明欲、或者迎合期待，那算不算使命？你又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身份危机」的？保持「流动的状态」的坦然，是训练出来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别人不理解自己，又是怎么处理孤独感的？针对这些问题，我的回复如下：你好，这几个问题，看起来是分开的，但其实它们指向同一个核心：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里辨认「真实」。不是辨认正确，而是辨认真实。承担代价并不自动等于使命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愿意付出代价，但那种代价其实来自恐惧、证明欲、或者迎合期待，那算不算使命？在我看来，不算。承担代价只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些人会把「痛苦」误认为「意义」。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甚至尊严，为了不让这一切显得毫无意义，大脑会自动给它附加一种叙事「这一定是我的使命」。这是一种意义的事后建构。在很多地方都容易看到这种现象：拼命加班的人说自己「热爱事业」；在不健康关系里耗了十年的人说「这就是命运」；在某个行业被榨干的人说「这是一种锻炼」。但其实，这只是沉没成本。所以区分「使命」和「自我消耗」，可以通过一个方式判断：这件事会不会让自己逐渐变得更完整。不是更成功，也不是更被认可，而是更完整。有些事情很累，但它不会把自己掏空，反而会让自己更清楚自己是谁。做完之后，即使身体疲惫，内在却是安静、平和的。而另一些事情，即使看起来光鲜亮丽，也会一点一点侵蚀自己。人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依赖外界评价，越来越害怕停下来。因为，前者往往指向方向，后者通常只是消耗。很多人之所以分不清，是因为太习惯用「别人怎么看」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所谓身份危机其实是一种撕裂你问我，我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身份危机」的。实话说，并没有某一个突然的「清醒时刻」，更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撕裂感。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从校园进入社会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白天的我，在公司工作，逻辑要清晰、效率要优先、目标必须明确。那套运转的系统要求人快速做决定、快速证明价值、快速产生结果。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但到了晚上回到家，脑子里又会冒出另一种声音：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只能用工作成果和效率来衡量，那人和机器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到头来，不过是一台没有情感的赚钱机器。那种感觉其实很奇怪。表面上看，一切都在正常运转，但内心却始终有一部分没有真正参与进去。而这种「不协调」，在工作的压力下被不断压下去，让人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并不是单纯的迷茫，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撕裂」。以我自己为例：原生家庭的压力、性少数身份、信仰带来的冲突、职业规划的焦虑，再加上几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这些东西并不会自动拼合成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刻意忽视其中某一部分，它迟早会在别的地方反弹。所以那几年，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成一个能站得住的人。很多人年轻时觉得自己迷茫，是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但更深层的迷茫通常不是职业问题，而是自我叙事的崩塌。因为人会突然发现，过去相信的那套解释世界的方法不够用了。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阶段，但也是「成长」真正开始的地方。坦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至于你问现在这种保持「流动的状态」的坦然，是训练出来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答案是：两者都有。时间确实会改变很多东西。当一个人见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之后，对世界的确定感会下降，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反而会上升。但如果只是时间，并不会自动带来坦然。有的人年纪很大，依然活在「焦虑」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有没有学会和自己的局限共处。年轻时常常会觉得，一旦找到正确的方向，一切都会顺利展开。后来才慢慢明白，方向只是方向，它不会消除「不确定性」。这个过程更像航海，而不是修铁路。铁路需要精确规划，每一段轨道都要提前铺好。航海却不是如此，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剩下的要靠天气、经验，还有一点「运气」。接受这一点之后，人会松一点。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不再「幻想完全的控制」。关于那种更深的「孤独」标签是很方便的东西。一旦一个人不愿意完全进入任何一个标签，周围的人会变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很难理解你，也无法把你放进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分类里。其实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类似的话题，比如在《博客、朋友和隔阂》里也写过。但孤独并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它只是说明一个人正在离开某些旧的叙事结构，而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思想在过渡期时，总是「孤独」的。很多真正重要的转折，其实都是在这种状态里完成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孤独都会变成某种「哲学」，开始升华。只是不要急着否定它、消除它。有些孤独只是成长的副产品，而不是失败的证明。至于我自己是怎么处理这种孤独的，其实很普通，比如写作、阅读，以及偶尔和少数真正能对话的人交流。这大概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写博客。从零几年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客，后来换过几次平台，现在这个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了。朋友有时会调侃我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啊！」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确实慢慢喜欢上了这种「记录」的方式。而对话这种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很多人。世界上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人，有时候两三个，就已经足够了。这些问题，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件比「寻找使命」更重要的事：观察自己的动机。这一点，比任何职业规划都重要。一些人一辈子都在忙着「行动」，为了做而做，却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方向感。它经常会在一个人终于不那么急着证明自己的时候，慢慢浮出来。
收到朋友的邮件，他问我：二十岁那段时间，有哪些事情值得认真对待，哪些不必执着？同时也提到了使命的问题，询问使命感究竟是天生清晰的，还是在尝试与选择中逐渐发现的？如何才能找到这个方向？我在邮件中的回复如下：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使命这件事，并不「清醒」。甚至可以说，那个阶段的我，是被焦虑推着走的。家庭的影子、身份的困惑、对自我价值的执念、对「证明自己」的执拗，都交杂在一起。一边是自己的兴趣，想要发展，但是并不适合作为职业继续下去。另一边又想要去热门行业里拼命向上爬，但是又会在夜里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心理状态看上去是单纯的事业选择，实际上是我正在经历自我认同的危机。如果让我回看那个阶段，我会说身体和精神健康，比任何履历都重要。如果现在正在迷茫，请至少最优先保证一件事——睡眠和身体，这点很重要。所有「使命感」的宏大叙事，在失去健康之后都会变得无力。其次，需要进行能力的积累，但是不一定需要「被认可」。那个时候最容易掉进去的坑，是把「被看见」当成「有价值」。被人点赞、夸奖，这些东西会让人上瘾。反馈来得太快，很容易把外界的掌声当成存在感的来源。而真正能带人长期坚持下去的，是技能，是思考能力，是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力。至于别人怎么看自己，那是变量。自己无法控制变量，却可以打磨底层能力。不用执着于「别人是否承认我」，而是应该关注「我是否真的在成长」。再者，大概不必过度焦虑「选错路」。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谈论过类似的话题，关于选择的。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以为人生是一条单选题，选错一次就完蛋，然后开始焦虑、犹豫不决、甚至后悔。然而并不是。人生像版本迭代，而不是一次性发布的终版产品。人会试错，会推翻，会重构。这种方向感并不一定是一开始就会清晰，而是在不断试探中慢慢浮现出来。而你想问的「使命」也常常是事后总结的，它更多的是在行动中被逼出来的，而不是当下就显而易见的。当人做一件事，做久了，发现自己比别人更有耐心、更有洞察力、更愿意承担后果，那可能就是某种方向的轮廓显现。这并不一定是自己「天赋异禀」，而是一种「持续投入」的结果。我年轻时并没有一个宏大的「使命宣言」。我只是不断探索各种可能、不断写、不断思考、不断在身份撕裂中寻找整合的可能。我经历过被排斥、被质疑、被贴标签。那些冲突并没有给我一个现成的答案，却逼着我建立自己的「思考」和「立场」，逼着我去自我和解，理解自由，承担责任。后来回头看，才发现那条路已经被我走出来。而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决定权依然在自己手里。正因如此，「使命」不是突然被发现的，而是承担的。当人愿意为某个方向承担代价，它就开始成为一个人的「使命」。人生在世，不是确认「我此生要成为什么」，而是确认「我愿意长期训练什么能力」、「我愿意为哪种价值付出代价」。当然还有一点，可能比较直白：不要把「使命感」当成逃避现实焦虑的止痛药。有些人拼命寻找宏大意义，是因为无法忍受日常的平凡。可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激情澎湃的顿悟，而是枯燥的、重复的、看似没有戏剧性的坚持。或许要努力做的是：学习如何独立思考，如何管理情绪，如何建立边界。不必执着的，是和同龄人比较，是对「领先」或「落后」的恐惧，是对外界评价的过度放大。要是问我是否也经历过「不断调整」的阶段？坦白说，我至今仍在调整。只是比以前更坦然了。过去的我，希望尽快「定型」，做出一番成就；而现在的我，更愿意保持流动的状态。方向感来自行动，使命感来自承担，自由来自边界。不用急着成为谁。先活稳自己、活成自己。真正值得焦虑的事情很少，大多数焦虑只是成长的噪音。
之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他身边的某个朋友，老是控制不住刷朋友圈，一边刷一边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生活好就焦虑、失落，甚至怀疑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太失败”；但一旦比赢了，又会短暂地获得点“优越感”的多巴胺奖励。他在阅读了我的关于“标签”“人设”与“身份焦虑”的文章后，进一步提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更稳定的价值系统”？在不靠“优越”和“认同”的前提下，也能找到一种对自己生活节奏的信任和平静？如果我们连“追求内心平静”都可能是一种新的“人设”，那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我是如此回信的：说实话，刷朋友圈、看别人学习更好、买房、结婚、升职、生娃、旅游、然后与自己做对比，这些我也干了很久很久，干到后来，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我们活在一个“必须”比较的时代，不是你“想不想”比，而是你“没得选”。比得过就得意，比不过就焦虑，是“当代人普遍存在身份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缺失”，这个总结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是不少人都太怕自己混得不好被别人看出来了。朋友圈不是用来社交的，是用来展览自己人生优越感的，哪怕是崩溃也得是“精致崩溃”，连负面情绪都要修图、调色、配文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靠优越或认同”来获得内心的平静？说实话，大多数人根本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条件。“内心平静”是练出来的？是看书看多了顿悟来的？都太理想主义了。真正让人稳定价值感的，是钱、爱、安全感和被人理解，这些要是一样都没有，再谈“平静”，那不叫顿悟，那叫逃避。我们活在一个人人都被逼着“经营自己”的世界。自己不能只是一个人，自己得是一个品牌，有“调性”、有“内容输出”、有“影响力”。就像商场的玻璃橱窗里，每个人都得把自己摆成一件值得被买单的人设，不然你就“没有市场”。而“比较”这东西，就是这个“游戏”的基础玩法。比较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比。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还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没烂到根里去？前者会让人永远不安，后者至少还能救一点自我。我们能不能找到不靠优越或认同的平静感？老实讲，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带着一种高级感了，说白了，这其实是另一种“我要活得比别人更通透”的优越感的变体。所以就别骗自己，我们只是从“我要赢”变成了“我要看起来不在乎输”，本质上换汤不换药。要真想活得不那么痛苦，不是靠想明白了什么大道理，而是得找到一两样真正在乎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朋友圈点赞，不需要别人认同，甚至你自己都不一定能讲清楚它值什么，但它能让自己愿意在无数个烂日子里继续醒来，这就够了。所以，要问怎么才能“更不受别人影响”，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会受影响。你能做的不是断掉连接，而是学会过滤：哪些声音值得听，哪些垃圾就点X关闭。不是做不到，而是一直舍不得关掉那个“看别人过得比你好”的窗口。意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还没彻底掉进假人生的陷阱里。既然如此，就好好守住那些清醒，不指望活得纯净，能活得清醒就已经很罕见了。愿继续保持这种烦躁，起码它比盲目平静，更真实。在写下这封回信之后，我反而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问别人：“我这样活着，到底对不对？”我们总是在社交平台上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被展示的被告，又是拿着放大镜冷眼旁观的法官。你过得不够好。你怎么还单身？你怎么这么咸鱼？你怎么不上进？这些声音也许从没明确说出口，但它们藏在朋友圈每一条精心构图的旅游照、婚纱照、offer动态、装修照里，它们用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告诉自己：自己落后了。更魔幻的是，自己也是这场法庭的陪审团成员。自己盯着别人审，也怕被别人审。自己一边说“别被比较裹挟”，一边盯着谁买了房谁买了车谁升了职；一边说“做真实的自己”，一边精修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连emo都要配合审美。说到底，很多人从来没有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而是活在一个以他人为镜，以平台为神，以成就为信仰的透明监狱。不是说自己真的想比较，而是在这个把每个人都商品化、结构性评价化的环境里，不比较就像不呼吸一样——可以试试，但撑不过几天。所以当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这种无止尽的焦虑里脱身？”我不骗人。没有。我只能说：自己可以变得更不在乎脱身这件事本身。可以痛苦，可以比较，可以嫉妒，但得意识到这不是有病，这是因为还活着。比起那些早已在算法里训练成“伪佛系、真顺从”的人，自己至少还有一部分灵魂在反抗。这年头，“清醒”不是搞懂了什么道理，而是有勇气继续“搞不懂”，继续难受，继续带着裂缝活着。不用比赢所有人，只要别被卷走自己。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高度可见、可比较的时代，找到一种不靠“优越”也能活下去的方式？可能吧，但不会舒服。可能要关掉一些窗，不回一些消息，不演一些戏，甚至冷淡地从某些群体中退出。但因此需要支付的代价是被误解、不合群、没有热度，但好处是：不用再演给谁看了。人们得在“成为谁”和“不是谁”之间，偷偷活一条缝。这缝里也许不是乌托邦，但能让自己喘口气。有些人躲进山里，是因为城市太吵。我们躲进朋友圈，是因为没人真的听。不是太敏感，只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荒唐。别急着适应，慢一点，也许正好。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忙装修，每天被搞得焦头烂额，以前我还天真地以为装修就是挑挑家具、刷刷颜色，结果真正下水后才发现，自己不是在盖一个家，而是在渡一场劫。装修的第一课，就是「没人会比你更关心你的家」。装修公司也好，设计师也好，工长也好，监理也好，他们从合同层面看，只要履行义务就好；从个人角度看，完成业绩和考核就行。至于你未来两三年住得舒不舒服、有没有安全隐患，抱歉，没人真正会放在心上。换句话说，只要「面子工程」做得够漂亮，里子就随它去吧。所谓渡劫，不只是钱花得多，也不是琐碎事情多，而是那种「没人会替你真正负责」的无助感。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我的家承担全责。无论是号称全案的整装公司，还是设计师、管家（工长）、监理，乃至每天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他们看似都站在业主一边，但实际上，不论公司还是个人，心里盘算的都是业绩和考核。只要没踩红线、没违反公司规定，或者就算违反了只要查不到，他们绝对不会替业主多想半步。到最后，能保证的只是面子工程过得去，至于一两年后会不会渗水、三五年后电路有没有隐患，没人管。我一开始还挺「自大」的，想着既然没人替我负责，那我就靠自己吧。于是查阅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学习各种所谓的「先进工艺」，自己绘图和渲染，把自己搞得像个专家，甚至还以为补充协议能堵住所有坑。可真等到开工，才发现看起来的「万无一失」，在装修这种大工程面前不过是一句笑话。合同写得再细，也有疏漏；图纸画得再精细，也有错位。稍有把控不住的地方，就只能忍耐。很多环节一旦把控不好，要么无法返工，要么返工代价极高。于是，我成了那个每天工地打卡的「监督狂魔」：每天从早到晚泡在工地，监督施工、查阅资料、亲自测量、确认工艺，尽量避免工种之间互相打架，恨不得长出八只眼睛。可现实是，就算我这么拼，也挡不住各种状况百出。不同工种各扫门前雪，施工现场常常互相扯皮，谁都不愿吃亏。哪怕我投诉，公司也不过是换了个首席设计师，再指派一个看起来更负责的工长。但在他们眼里，这终究只是份工作，手里还有一堆项目，不可能把我的家面面俱到地盯死。于是我被迫接受一个现实：业主必须摆正心态，不能指望装修公司包办一切。如果选择全权托付，那就得准备忍受未来的隐患和瑕疵。如果想要一个真正可靠的家，那就只能把装修公司当助手，而把自己当真正的负责人。最可笑的是，是那些所谓行业内自带光环的公司。什么「自有产业工人」，什么「720度智能监控」，听起来像黑科技加持。可实际上，工人只要找个监控拍不到的角落，依然能违规操作。更别说那些隐蔽工程，糊弄交工的手段千奇百怪。拆除时，我得死盯着不能拆到承重墙；水电改造时，要提醒师傅不要打坏水管（结果还是打爆了）、不要开长横槽（工人宣称在公司看来86底盒自身的开槽不算开横槽）、不要切钢筋（角磨机没注意蹭到了钢筋还一直怕我看到）。各种施工要点和「坑」加起来，足有上千条。有时我以为工人应该知道某个「常识」，结果人家偏偏忽略了；有时我在现场忘了强调一句，又或者现场工人多到一扭头我就没盯住；有时我说了，但师傅太「认真」，干着干着反而忘了；甚至还有材料直到进场才发现材料达不到工艺要求，导致某些工艺根本做不出来。这种时候，各种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就成了一个个「坑」，要返工就意味着一场「灾难性」的重来。还有那些根本无法预防的坑：比如空调打孔，完全是个拆盲盒的游戏。即使事先论证再充分，钻头下去之前，会不会打到钢筋谁也没谱。墙体开槽时，更是意外不断出现：一切下去发现是空心砖，整个窟窿像是个无底洞；非承重墙，开着开着凿出来粗壮的钢筋，管线被迫改道。偏偏换到别的地方开，又开到斜着的钢筋。最后只能赶紧给裸露的钢筋喷防锈漆，临时止损。更别提那些没有任何保障的小公司了，整个行业就是一坨烂摊子。连我自己都快分不清是我在装修房子，还是房子在装修我。让人火大的是，有的工人接其他工地的活甚至因为接私活，拖着不来返工，烂摊子迟迟不收拾，最后逼得管家不得不请领导施压。哪怕请了三方监理，哪怕公司内部号称层层考核，问题依然频频出现。有时候看着半拉子工程，我真有种冲动：「算了，这房子干脆不要了。」这还没完，装修的终极大坑是公司可能直接死掉。住范儿暴雷的新闻就让我好几次出现梦魇。我从来没有如此希望一家企业健康长寿，只因为它一旦倒下，我的工地，我的家，就跟着一起「陪葬」。挺有意思，别人担心的是股市里的公司别倒闭，我担心的却是自己掏钱养活的公司别黄了。装修这一路，让我看到了很多人的「人性」：工人不是「坏人」，但他们习惯了「差不多就行」；工长和设计师也不是「坏人」，但他们学会了「能交差就好」；而我，只能被迫学会「斤斤计较」。这必须争，每一次工艺、每一条钢筋、每一个窟窿都得死盯，否则未来摊在自己头上的麻烦，就是自己给未来日子埋下的暗雷。于是，所谓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家，而是一个「瑕疵可忍」的家。一个在混乱里崩溃又重建的人，在一次次绝望和自救之间，被迫练就了一身免疫力。渡劫从来不是神话里的雷电，而是工地上尘土飞扬的噪音、合同里密密麻麻的条款，以及一个业主在半夜里咬牙切齿的自嘲。以为自己在盖房子，其实是在盖心里的防线；以为装修的是家，其实修的是自己。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讲“家风”的家庭，那他大概率知道，道德绑架的第一课在哪里开始的。小时候想穿件黑衣服，父母说：“你个男孩子穿什么黑色的，多阴郁！穿其他颜色的，多阳光！”不想跟亲戚打招呼，他们皱着眉说：“这么没礼貌，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想一个人待会儿，马上有人说：“怎么这么孤僻，不合群。”连自己是谁，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被宣判“有问题”了。他们用“为你好”的语气，把“你”塑造成一个“适合社会”的样子，而不是一个“你”原本的样子。这就是做家庭伦理中的“道德绑架”，比起身体上的约束更阴狠，因为它打的是自己的自我认同。我见过不少在成年后仍然在试图摆脱这类语言后遗症的人：“我觉得不发朋友圈会不会让别人误会我过得不好？”“我不能跟爸妈说我谈恋爱了，他们会说我不务正业。”“我总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一旦被人反驳就会自我否定。”这些都是道德规训留下的后遗症：活在别人的评价中，甚至别人不需要再评价自己，自己就学会了提前惩罚自己。再说说社会舆论。网络上的“道德判官”永远热衷于两件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评判别人；用最低的道德要求宽容自己。当一个女性因家暴还手，评论区说：“她是不是脾气也不好？”当一个同性恋者出柜，评论区说：“就不能低调点？影响小孩！”当一个抑郁患者说自己正在努力生存，评论区说：“别拿病当借口，你就是太矫情。”这些声音，表面是在维护道德秩序，实质上是在用“道德”来处理自己对他人自由的嫉妒和恐惧。——你活得真，活得疼，活得没有讨好所有人。——他们活得假，活得平，活得要靠“别人比我更惨”来维持一点存在感。于是，他们就用“道德”来打你。就像小学时成绩差的同学会骂你“死书呆子”，因为你让他们感到羞耻。他们说：“你这样不好看。”你问：“谁说的？”他们说：“大家都说的。”道德的荒谬在于它永远不肯暴露自己的源头。它总是说“我们”“大家”“社会”“传统”“人类”，但从来不敢承认，它只是你爸、你妈、你老师、你老板、你键盘背后的那张脸在害怕。他们害怕你活出了他们不敢活的人生。我并不是说“所有道德都是压迫”。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明确、可见、不可协商的伤害，那么道德甚至可以是最低限度的责任提醒。但问题是：今天我们评判“伤害”的标准，已经滑向了集体敏感和控制欲的扩张。比如，你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在街上走，对谁造成伤害了？没有。但他们会说：“这是一种不良示范。”请问，不良示范究竟是道德谴责还是舆论恐惧？他们不是真的怕你影响了别人，他们是怕你撼动了他们脆弱的道德共识。你活出了他们不敢承认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害怕你像病毒一样，让那些本来也想活得自由的人被“感染”——于是你就成了“危险人物”。这是一种对自由的洁癖，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从来就不干净、不整齐、不统一。我们本来就该混乱、复杂、矛盾，有泪有脏话，有性、有疯、有边缘。所以回到一些人常说的那句话：“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绑架他人的。”这句话并不完美，它其实太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集体道德高于个体尊严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试图只用道德约束自己、却从不评价别人，就会变成一个活得非常孤独的人。即使如此，我也想说：如果自己够强，那就继续孤独地活着吧。孤独地坚持自己不随意审判别人的原则，孤独地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诚实。因为这样的人，正是那些被“道德”伤害过的人最后能看到的希望。自己不是危险人物，只是没有疯得像他们那么整齐。
奥卡姆剃刀与惰性思维的同谋——简化的崇拜，复杂的失语
如今中文互联网上，每当遇到复杂的问题，最容易赢得点头式的「理性共识」大概就是：「根据奥卡姆剃刀，越简单的解释越可能是真实的。」说这话的人，脸上写着自信，眼里藏着胜利。他们以为自己举起了某种理性的审判之剑，但其实只是脱离语境的情况下乱砍滥伐，破坏一切自己所能见到的复杂结构。这种使用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正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惰性与思维上的极简主义的文化特征。在这文化里，凡是不能在两分钟内讲清的东西，都是「废话」；凡是不能被归约为最小单位解释的，都显得「玄虚」；凡是牵涉人类精神、社会结构、历史复杂性的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与神学等领域的，就统统剃掉。剃完一切，剩下的就是真理了，是吗？「剃刀」的历史语境与误读先让我们把这把「剃刀」还原到它原本的手中。14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正经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激烈交锋。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实在论者，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构建包含天使等级、柏拉图式理念的复杂体系。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一位14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反对这种过度依赖哲学推理的神学路径，认为其威胁到上帝的绝对自由与全能。奥卡姆认为共相（如「人类」「正义」等）仅是语言符号，而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他批判托马斯学派将「天使等级」「上帝的本质属性」等概念实体化，认为这违背了神学的基本原则：上帝的意志不受任何逻辑必然性约束。例如，托马斯主义主张上帝必须按照「至善」的理性原则创造世界，而奥卡姆认为这限制了上帝的自由——上帝完全可以创造一个道德规则完全不同的宇宙。奥卡姆还批判：既然《圣经》未明确描述天使的内部结构，引入「等级」「本质差异」等概念既无必要，也违背神学对上帝直接性的强调。他的本意从来不是推崇「简单即真」，而是在处理神学与哲学之间冲突时，为避免多余的形上实体设定（如柏拉图式理念、托马斯式天使等级1）所提出的思维节制原则。奥卡姆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原则系统化运用于中世纪哲学与神学辩论。他反复强调，解释现象时应优先剔除冗余假设，避免引入缺乏经验基础的形上实体。奥卡姆剃刀的核心并非主张「简单即正确」，而是强调「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句话的「必要」不是主观判断的「是否容易解释」，而是客观上理论的经济性与解释力的平衡问题。换言之，奥卡姆并不是简化主义者，而是对逻辑结构进行自我约束。他的剃刀是一种「适度怀疑」的策略，而不是一把能杀死一切异议的绝对武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奥卡姆剃刀并非主张所有现象都应有简单解释，而是强调假设的必要性检验。例如量子力学虽复杂，但其数学框架（如波函数）能解释大量实验现象，因而符合剃刀原则；反之，若强行用经典力学附加特设假设解释量子现象，则违反剃刀。奥卡姆剃刀的历史意义在于打破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形上实体的迷恋，推动神学与哲学的分离，并为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定基础。它并非否定复杂性，而是要求每一个假设都需承担解释责任。但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常常被误读为一种粗暴的认知信条：「解释越简单，越可能正确。」剃刀不是证据，更不是证伪机制这句「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被滥用于无数场合，特别是在网络中的哲学讨论中最为常见。典型如：「我们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世界运行，不需要假设神的存在。」听起来合情合理，但这是用剃刀跳过了整个神学、哲学与形上学的深层辩论。一些人批评这种做法是一种「伪经验主义」的简化崇拜，因为它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规律本身为何存在？如何奠基？如何解释其普遍性与可知性？ 这些不是简单用「因为它有效」就能打发的。因其表面上依赖经验观察，实则通过过度简化回避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当科学主义用「自然规律有效」解释其存在时，实际上将「存在哪些规律」与「规律为何存在」混为一谈。科学方法仅关注现象的可观察性，却无法解释自然规律本身的必然性。科学主义拒绝讨论自然规律的奠基，即规律如何从更深层的本体论结构中产生。经验主义主张「所有知识源于观察」，但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如数学公理）本身无法通过观察完全验证。这种简化崇拜源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离，导致科学解释陷入「工具主义」陷阱——只问「如何运作」，不问「为何存在」。自然规律的存在性涉及两个层面：事实存在（存在哪些规律）与存在理由（为何存在规律）。科学主义将规律简化为「宇宙巧合」或「观察归纳」，无法回答为何规律具有必然性而非偶然性。这种简化崇拜倾向于规律主义，将奠基问题消解为「无效提问」，从而回避了形而上学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科学主义无法解释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与目的性，需回归形而上学基础。经验主义的知识论无法自洽2，因其预设了非经验的逻辑原则（如归纳法合理性3）。简化崇拜会导致对终极意义的忽视，例如规律为何允许生命存在或道德是否根植于自然秩序。用奥卡姆剃刀否证各种未知的存在（灵魂、意志、神等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结构上的偷懒：它并不构成一个反驳，而只是以「更简单」替代了「更深层的解释」。所谓「简单」往往只是我们主观上对复杂性感知的失能，并不能构成终极尺度。当代网络语境中，另一个与剃刀并驾齐驱的误用术语是「可证伪性」。某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简化为「不能证伪=无意义」，于是乎神学、心理分析、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全都「被归入伪科学」。但他们忘了，波普尔只是提供了科学划界的一种方法论标准，不是知识合法性的终极裁判官。不是所有知识都必须服从实验室的逻辑，也不是所有意义都需经由定量指标来获得授权。若知识只能以可被证伪作为合法存在的前提，那人类经验的九成将被剃光，只剩一间空洞的实验室供自己使用。简化的暴政——剃刀如何屏蔽现实的复杂性剃刀的最恶劣滥用，常常不在学术辩论中，而是在公共叙事与心理应对中，以理性之名压抑复杂性之实。举例来说：当一名抑郁症患者因童年被父母情感忽视、缺乏安全依附与表达空间而崩溃时，有人用剃刀告诉他：「你只是想太多了。」当一个同性恋者因宗教、世俗冲突与身份压抑而长期自责时，有人说：「这只是荷尔蒙的问题，得怪你自己的选择。」当一个弱势群体面对体制性歧视而痛苦挣扎时，有人用剃刀裁决：「你过得不好，只能怪你不够努力。」这种「简化式解释」背后，藏着一种深层的不愿承担共情的意愿，一种对于社会复杂性与人类精神性的规避。这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冷漠的外包装。心理治疗领域尤其敏感于这种「解释主义的暴力」。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荣格的原型理论，拉康的语言镜像理论，哪一个不是建立在庞大的理论体系之上？这些体系并不因为它们复杂而「多余」，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精神本身就不是可以简化的线性结构。科学真的「简单」吗？别自欺那些动不动拿剃刀对神学与人文学科冷嘲热讽的人，往往自诩为「科学派」。然而，真正的科学，从不靠剃刀取胜。量子力学不是简洁的，它充满了概率密度、不可测性和观察者效应；进化生物学不是简洁的，它涉及生态网络、突变机制与行为策略；神经科学不是简洁的，我们至今无法还原意识的起源、主观体验的编码方式。事实上，科学最宝贵之处，不在于其「简洁性」，而在于其接受复杂性的勇气。奥卡姆剃刀在科学中作为「启发式工具」而存在，而非作为断言真伪的裁判法庭。所以那些用剃刀在网络上做「真理鉴定师」的人，不过是拿着别人的工具在炫技而已。他们像孩子拿着菜刀玩大人游戏，以为一刀下去就是真相，其实剃掉的只是自己面对现实的耐心。剃刀之后，还有什么？奥卡姆的剃刀不该是遮羞布，也不是神启，而是在无限复杂中追寻秩序的哲学姿态。它的使用前提，是对世界深刻复杂性的尊重，而不是轻浮的抛弃。剃刀之所以美，不是因为它砍得多快，而是因为：在处理复杂之前，先去除浮夸。但浮夸去掉之后，我们仍需面对庞大、模糊、多义的人类经验——那才是真正的哲学起点。如果用剃刀砍掉所有理解不了的东西，只是因为它们「不够简单」，那么最终会砍掉同理心、砍掉爱、砍掉悲伤，砍掉作为人的全部深度。剃刀不能让人通向真理，它只能让自己不迷失在废话中。但唯有愿意走进复杂，穿越痛苦，倾听多余，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人。注释 奥卡姆生活在中世纪，这个时期的哲学和神学辩论充满了大量的抽象实体和复杂的形而上学假设。柏拉图认为，物质世界背后有一个理想的“理念”世界，所有物质对象的存在都是对这些理念的反映。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设定了一个复杂的天使等级体系，认为天使的存在有多种层次和分类。然而天使等级的体系并不是圣经中明确列出的内容，而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基于对圣经经文的解释和哲学推理提出的。 ↩ 经验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认为一切知识必须通过经验来验证。这种自我矛盾体现在：因为它要求通过经验来验证一切知识，但它自己也依赖于一些超越经验的假设。 ↩ 归纳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推理方式，它通过观察一些现象的规律性来推断普遍的规律。然而，归纳法本身并不由经验直接得出，它需要一种假设：即未来的经验也会遵循同样的规律。这种假设无法仅仅通过经验来证明，因此经验主义在理论上存在自洽性问题。 ↩
人生大事便利店——是没得选还是不敢选？
便利店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握着十块钱，盯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食——他想吃辣条，又想喝奶茶，顺便还在幻想如果能来根关东煮就好了。但十块钱是死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他最后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骂自己命不好，怪社会不公平，说选什么都没意义——“我根本没得选。”这场戏很多人看过无数次。唯一的区别是，场景从便利店换成了恋爱、择业、移民、婚姻、生育……我总是被朋友找去聊一些“人生大事”这些“人生大事”真是琳琅满目：有人问我考研还是出国；有人纠结是继续做自己想做的还是接家里的产业；有人想出柜，但又担心家里人不给生活费；也有人谈了结了婚生活不幸福，问我要不要离婚，但是又担心离婚后没人赚钱养她。在聊这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把这个选择权抛给了我。这些交流有个共同点：他们不是来寻求答案的，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人帮他们承担选择的责任。同时，我在这些对话里常常看到的不是理性地权衡利弊，而是“既要又要”的执念和“没得选”的哀号并存。他们的潜台词不是“我不知道选什么”，而是“我不想承担后果”。便利店式人生：十块钱买全场人的这一生就像文章开头的便利店，最后抱怨：“是不是命不好？是不是选项都太烂？”问题不是“没得选”，而是太贪了，自己不肯接受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的事实。有的人选了大厂，后来被裁员，就开始说“当初不如回老家”；有的出国后孤独到抑郁，又想回头说“还是国内有烟火气”；有的为了结婚和现实妥协，几年后离婚又哀叹“真爱才是最重要的”。听着他们复述命运的不公，仿佛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的受难者。但真相是，他们从未真正承认过“那是我选的”。选择是自己的，后果是别人的。不想做决定，但想骂决定。一切不顺都能找到替罪羊：父母太传统，伴侣不体贴，工作太卷，资本剥削，体制僵化——反正不管怎样，都是“这个世界不让我活成我想要的样子”。既想做决定的掌舵者，又想坐在船头说：“风向太差，怪我咯？”把选择权拱手交出，是一种自我背叛最让我疲惫的时刻，不是听他们抱怨结果，而是听他们一遍遍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办？”这句话表面上是信任，其实是把选择权外包：如果你说“选A”，他们就选A；等A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来找你算账：“你当初说A的。”如我在《替他人做决定的代价》中所表述的那样：想要的不是选择，而是免责。选择从来都不是多几个选项的事，选择的本质是承担。承担得起多少痛苦，就配拥有多少自由。但很多人并不是真的被逼到墙角才说“我没得选”，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想要“选择不后悔的路径”，而不是“自己真正愿意承担的路径”。抱歉，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不后悔的人生。人生就是个带Bug的开放世界游戏，每一个选项都写着：“本选项一旦选定，无法读档重来。”如果真的没得选，根本不会有时间烦恼。焦虑，本质上是一种特权，一种还站在便利店里犹豫不决、幻想拥有所有、却又不愿花掉手里十块钱——供自己考虑的时间。我写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讽刺谁。我自己也曾是那个拿着十块钱想吃遍全场的人；我也曾幻想别人能帮我做决定、让我躲过命运的重锤。但后来我发现，每一次逃避选择的时刻，都是我在背叛那个真实的自己。人生大事的抉择从来不是选“对的”选项，而是选“愿意为之负责”的选项。能选的就大胆去选，不能选的就别再幻想“本可以”。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成为了那个站在便利店门口直到关门——两手依然空空的人。如果此刻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让自己焦头烂额的“人生大事”，不妨问问自己：是真的没得选，还是只是不敢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