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个城市十多年了，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之所以要考虑买房，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碎，让曾经高不可攀的价格，突然变得「可以谈一谈」了。另一方面，是实在受够了看房东脸色生活的日子，以及频繁搬家的疲惫。从来到这个城市，到这次搬进自己的房子，一共搬了四次家。中间两次在之前的博文里写过，这里简单带一下。第一次刚来，临时找了个很破的塔楼。房东一边租一边想卖，环境也确实不太行，很快就搬走了。那时候东西少，一辆小货车就搞定了。生活很轻，也很不稳定。后来搬到一个重要单位的家属院。房龄三四十年的老破小，但因为是「重要单位」，整体面貌反而还不错。也正因为这种「看起来还算体面」的错觉，一住就是五年。再后来，因为租金价格上涨过于昂贵，不得不搬到远离城区的郊区。住了三年后，又因为涨房租，被迫再次搬家。这一次的房子，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固定在墙上的空调、油烟机、燃气灶和热水器外，其余的如：洗衣机、冰箱、餐桌与餐椅、床、沙发，这些都没有，全部需要自己购置。房东倒是很「通情达理」，说这些可以折算进房租，每个月少500，一年后恢复原价4500。也就是说，前12个月每月4000。听起来很合理，甚至有点像在「合作改善居住环境」。在物业的安排下，顺利的签了一年的合同。于是我也确实按「长住」的标准去投入了。很多损坏的设备自行维修，十多年没洗过的空调找师傅清洗，缺少的暖气片自己购置安装，连防盗门都换成了智能锁，前前后后又额外花费了几千块钱。那段时间，其实有一种很微妙的错觉，好像这是「自己的地方」。直到快住满一年。房东突然联系我们，说如果要续租，就不能按之前的价格了。不仅要恢复到4500，还要涨到至少5000。我提醒她，当初约定的是一年后恢复原价。她的回答很直接：“那是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现在你们都置办好了，这些东西也都在房子里了，那我涨价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在她的眼中——投入是你的，结果是我的。我尝试用一点现实情况去解释：现在房地产行情不好，小区租金整体在下降，4500已经是最高价了，小区内普遍3000-4000，5000基本租不出去。我们住了这么久，4500继续租不行吗？当初也是这样约定的，一年到期后按照这个价格续租。更何况房屋维修本来应该由你负责，我都替你做了，也没找你报销。对方的回应也很干脆：“不要说这些，我们当时约定的4500续租是家里没有家具和电器的情况。如果你不接受涨价，那我就宁可自己住。”话说到这里，其实已经不需要再谈什么「契约精神」了。合同在那里，也会如约到期。真正起作用的，是对方的想法。于是，在与房东的一番「友好沟通」之后，我们动了买房的念头。也算是赶上房地产泡沫回落，看了两个月后，买了一套刚竣工没几年的二手房。当然，过程并不顺利。中介违规操作、联合房屋所有权人一起违反合同条款、房屋所有权人家庭关系复杂，在我们发现问题后，中介管理层情商极低，事情一度升级。好在我们从一开始就逐条核对合同、全程录音。在后续与中介的大区域负责人和房屋所有权人的会谈中，把录音、条款和事实一一摆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反过来约束他们，并明确告知违约风险和赔偿金额。最终，在走到法院之前，事情解决了。签了和解书，拿到赔偿，房屋顺利过户。而租房这边，还没完全结束。装修周期很长，从方案、施工到软装、散甲醛，要到来年二月份。我们只能按涨价后的价格再续租几个月，作为过渡。也好在之前没有彻底撕破脸，这一步反而变得异常顺利。有时候，关系的「可用性」，比争对错更重要。装修这件事，本身也不太平。即使在三方监理的把关下，我们选择了一家相对靠谱、施工工艺规范的大型装修公司。但负责我们项目的设计师身为公司「设计总监」，却长期超额接单、频繁放鸽子。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投诉至店长处，由店长出面协调，并提供多位「首席设计师」简历供我们重新选择。而装修公司合作供应商的操作更加「大胆」。在我们要求提供产品检测报告后，对方竟直接伪造检测报告，被我用多年PS经验识破。为了坐实其伪造报告行为，我又联系出具该报告的检测机构复核，最终机构确认报告系伪造。此事随后被反映至该品牌大区负责人处，负责人最终不得不与我们协商赔偿事宜。到这里，其实已经很难再对「行业规范」抱有什么幻想了。于是，在那份标准化的格式条款之外，我们又额外拟了一份细到近乎「挑刺」的补充协议。再配合第三方监理的阶段性检查，以及我本人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守在工地盯着施工。期间因为工艺不达标，我多次拿着标准文件去投诉。工长被折腾得不轻，但说实话，这种「折腾」，本来就不该由业主承担。硬装结束在10月份，不出意外——甲醛超标。即使材料本身环保级别达标，也选择了国际大品牌，但为了增加收纳空间，在全屋定制板材的超量使用下，甲醛也很难不超标。因为检测报告是第三方具有CMA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且合同和补充协议写得非常清楚，装修公司只能免费安排三方治理和复测。折腾多轮后甲醛及相关有害物质数值终于达标。接着是软装进场。然而天气转凉，通风导致墙面开裂，即使全屋挂网也没用。于是再次返工、修复。到今年一月份，我分两次找货车，把一些好搬的东西先搬走，大约搬了十几个立方的量。月底正式搬家，找了全日式搬家公司，按九个立方的体积付费，从打包到还原，一步到位，算是给这段租房生活一个还算体面的收尾。至于没有带走的东西，除了已经「归属于房东」的，其余一件没留。当然也不可能留，即使扔了也不会留下。搬家的时候，我在小区群里喊了一声低价甩卖，十几波邻居过来「哄抢」。有人满载而归，有人因为没抢到心仪的家具而空手而回。最后剩下的，全送给了隔壁邻居，她也很开心。第二天物业来收房，看着空空如也的房子，还感叹我们搬得真干净。毕竟除了约定的家具外，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我顺便说了房东的「骚操作」。物业听完很惊讶，说房东给物业的报价一直是4500，问我为什么要用5000把人逼走？我想了想，也说不上来。或许，上一任租客，也是这么走的吧。不然，当初我们搬进来的时候，这房子为什么同样什么都没有。拿回押金后，房东被我们扔进了黑名单。从此之后，迎接自己的，是新的生活。
收到朋友的邮件，他问我：二十岁那段时间，有哪些事情值得认真对待，哪些不必执着？同时也提到了使命的问题，询问使命感究竟是天生清晰的，还是在尝试与选择中逐渐发现的？如何才能找到这个方向？我在邮件中的回复如下：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使命这件事，并不「清醒」。甚至可以说，那个阶段的我，是被焦虑推着走的。家庭的影子、身份的困惑、对自我价值的执念、对「证明自己」的执拗，都交杂在一起。一边是自己的兴趣，想要发展，但是并不适合作为职业继续下去。另一边又想要去热门行业里拼命向上爬，但是又会在夜里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心理状态看上去是单纯的事业选择，实际上是我正在经历自我认同的危机。如果让我回看那个阶段，我会说身体和精神健康，比任何履历都重要。如果现在正在迷茫，请至少最优先保证一件事——睡眠和身体，这点很重要。所有「使命感」的宏大叙事，在失去健康之后都会变得无力。其次，需要进行能力的积累，但是不一定需要「被认可」。那个时候最容易掉进去的坑，是把「被看见」当成「有价值」。被人点赞、夸奖，这些东西会让人上瘾。反馈来得太快，很容易把外界的掌声当成存在感的来源。而真正能带人长期坚持下去的，是技能，是思考能力，是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力。至于别人怎么看自己，那是变量。自己无法控制变量，却可以打磨底层能力。不用执着于「别人是否承认我」，而是应该关注「我是否真的在成长」。再者，大概不必过度焦虑「选错路」。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谈论过类似的话题，关于选择的。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以为人生是一条单选题，选错一次就完蛋，然后开始焦虑、犹豫不决、甚至后悔。然而并不是。人生像版本迭代，而不是一次性发布的终版产品。人会试错，会推翻，会重构。这种方向感并不一定是一开始就会清晰，而是在不断试探中慢慢浮现出来。而你想问的「使命」也常常是事后总结的，它更多的是在行动中被逼出来的，而不是当下就显而易见的。当人做一件事，做久了，发现自己比别人更有耐心、更有洞察力、更愿意承担后果，那可能就是某种方向的轮廓显现。这并不一定是自己「天赋异禀」，而是一种「持续投入」的结果。我年轻时并没有一个宏大的「使命宣言」。我只是不断探索各种可能、不断写、不断思考、不断在身份撕裂中寻找整合的可能。我经历过被排斥、被质疑、被贴标签。那些冲突并没有给我一个现成的答案，却逼着我建立自己的「思考」和「立场」，逼着我去自我和解，理解自由，承担责任。后来回头看，才发现那条路已经被我走出来。而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决定权依然在自己手里。正因如此，「使命」不是突然被发现的，而是承担的。当人愿意为某个方向承担代价，它就开始成为一个人的「使命」。人生在世，不是确认「我此生要成为什么」，而是确认「我愿意长期训练什么能力」、「我愿意为哪种价值付出代价」。当然还有一点，可能比较直白：不要把「使命感」当成逃避现实焦虑的止痛药。有些人拼命寻找宏大意义，是因为无法忍受日常的平凡。可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激情澎湃的顿悟，而是枯燥的、重复的、看似没有戏剧性的坚持。或许要努力做的是：学习如何独立思考，如何管理情绪，如何建立边界。不必执着的，是和同龄人比较，是对「领先」或「落后」的恐惧，是对外界评价的过度放大。要是问我是否也经历过「不断调整」的阶段？坦白说，我至今仍在调整。只是比以前更坦然了。过去的我，希望尽快「定型」，做出一番成就；而现在的我，更愿意保持流动的状态。方向感来自行动，使命感来自承担，自由来自边界。不用急着成为谁。先活稳自己、活成自己。真正值得焦虑的事情很少，大多数焦虑只是成长的噪音。
人生大事便利店——是没得选还是不敢选？
便利店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握着十块钱，盯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食——他想吃辣条，又想喝奶茶，顺便还在幻想如果能来根关东煮就好了。但十块钱是死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他最后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骂自己命不好，怪社会不公平，说选什么都没意义——“我根本没得选。”这场戏很多人看过无数次。唯一的区别是，场景从便利店换成了恋爱、择业、移民、婚姻、生育……我总是被朋友找去聊一些“人生大事”这些“人生大事”真是琳琅满目：有人问我考研还是出国；有人纠结是继续做自己想做的还是接家里的产业；有人想出柜，但又担心家里人不给生活费；也有人谈了结了婚生活不幸福，问我要不要离婚，但是又担心离婚后没人赚钱养她。在聊这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把这个选择权抛给了我。这些交流有个共同点：他们不是来寻求答案的，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人帮他们承担选择的责任。同时，我在这些对话里常常看到的不是理性地权衡利弊，而是“既要又要”的执念和“没得选”的哀号并存。他们的潜台词不是“我不知道选什么”，而是“我不想承担后果”。便利店式人生：十块钱买全场人的这一生就像文章开头的便利店，最后抱怨：“是不是命不好？是不是选项都太烂？”问题不是“没得选”，而是太贪了，自己不肯接受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的事实。有的人选了大厂，后来被裁员，就开始说“当初不如回老家”；有的出国后孤独到抑郁，又想回头说“还是国内有烟火气”；有的为了结婚和现实妥协，几年后离婚又哀叹“真爱才是最重要的”。听着他们复述命运的不公，仿佛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的受难者。但真相是，他们从未真正承认过“那是我选的”。选择是自己的，后果是别人的。不想做决定，但想骂决定。一切不顺都能找到替罪羊：父母太传统，伴侣不体贴，工作太卷，资本剥削，体制僵化——反正不管怎样，都是“这个世界不让我活成我想要的样子”。既想做决定的掌舵者，又想坐在船头说：“风向太差，怪我咯？”把选择权拱手交出，是一种自我背叛最让我疲惫的时刻，不是听他们抱怨结果，而是听他们一遍遍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办？”这句话表面上是信任，其实是把选择权外包：如果你说“选A”，他们就选A；等A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来找你算账：“你当初说A的。”如我在《替他人做决定的代价》中所表述的那样：想要的不是选择，而是免责。选择从来都不是多几个选项的事，选择的本质是承担。承担得起多少痛苦，就配拥有多少自由。但很多人并不是真的被逼到墙角才说“我没得选”，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想要“选择不后悔的路径”，而不是“自己真正愿意承担的路径”。抱歉，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不后悔的人生。人生就是个带Bug的开放世界游戏，每一个选项都写着：“本选项一旦选定，无法读档重来。”如果真的没得选，根本不会有时间烦恼。焦虑，本质上是一种特权，一种还站在便利店里犹豫不决、幻想拥有所有、却又不愿花掉手里十块钱——供自己考虑的时间。我写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讽刺谁。我自己也曾是那个拿着十块钱想吃遍全场的人；我也曾幻想别人能帮我做决定、让我躲过命运的重锤。但后来我发现，每一次逃避选择的时刻，都是我在背叛那个真实的自己。人生大事的抉择从来不是选“对的”选项，而是选“愿意为之负责”的选项。能选的就大胆去选，不能选的就别再幻想“本可以”。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成为了那个站在便利店门口直到关门——两手依然空空的人。如果此刻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让自己焦头烂额的“人生大事”，不妨问问自己：是真的没得选，还是只是不敢选？
短视频里的中老年人，饭桌上的导师
如果说一代人的青春是火焰，那么今天的中老年人，更多的是一堆潮湿的柴禾——燃烧不了，却总喜欢对年轻人指手画脚，仿佛他们才是火的主人。中老年人中有一些人从小被一套扭曲的价值观体系所影响：嘴上喊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心里却盘算的却是“只要自家孩子能上岸，别人死活不关我事”。这种价值观往下传，就成了一种悖论式的遗产：年轻人被要求听话、顺从、努力、奉献，而他们自己却活得自私、利己、推卸责任。于是整整一代人长大后，心理创伤和焦虑被包装成了“代际矛盾”，却少有人承认：这其实是上一辈价值体系的烂账。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寻找替罪羊。电脑是洪水猛兽，网络是精神鸦片，游戏是毁人不倦的妖魔。凡是年轻人能找到安慰的事物，都要被他们指责。可等到自己退休后，抱着手机一天能刷十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被低劣的算法牢牢套牢，甚至成了电信诈骗的头号受害者，却丝毫不觉得有问题。先把账目摊开。社会曾把“网瘾”当“精神鸦片”，直至2009年官方明令禁止用电击“治疗网瘾”，才算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踩了刹车。可十多年后，“游戏是精神鸦片”的标题又在大报网站挂出又匆匆撤下，给受惊的家长一点点情绪合法性，也给一些机构继续贩卖恐慌留了缝。这两次高调与急刹之间，是整整一代孩子的青春；家长在“救救孩子”与“教育责任缺失”的两难里摇摆，学校与一些机构用铁腕方式收拾复杂情绪，最后把失败甩给了游戏、互联网、乃至“西方文化”。而数据从不站队，它只照出谁在“杀时间”。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统计，短视频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156分钟，居所有互联网应用首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里50岁及以上的约占三成；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0亿，占总网民的九成之多。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10-19岁、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2.8%、18.9%和16.3%：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为33.5%。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85亿人，较2024年12月增长1490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1%；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55.8%。也就是说，“刷短视频的叔叔阿姨”不是段子，他们是真实、庞大且活跃的用户群。所以，当一些长辈指着屏幕骂“手机害人”，转身在“民间神医”“情感导师”的直播间里疯狂打赏，这不是道德失败，而是信息饮食的失败，把高糖分、强情绪的内容当成了主食。其中更尖锐的是情绪的传承。饭桌上的“要爱国、要吃苦”，在微信群里变成“抵制、喊打”的即时快感；对复杂世界的焦虑，常被变成黑白对立的道德指控。别急着把这叫“仇恨传统”，这更像一种低成本的自证清白：当结构让人无力，便需要一个廉价而响亮的正义姿势。这种由集体强化的道德盲点，不是某个人坏，而是环境诱发人群以为自己正义。于是，我们见到了一边在道德上要求年轻人“牺牲、顺从”，一边在日常里又把责任推给“平台”“学校”“社会风气”。替罪羊的仪式总要开始：先找一个对象（互联网、游戏、某个国家），把复杂的问题塞进去，再齐声松口气。这种“替罪机制”，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几乎处处都充斥着。当家长把一切归罪于“网毒”，就会错过真正该看的东西：家庭沟通的惯性冲突、评价体系的单一、以及少年自我叙事的贫瘠。把抑郁当成“任性”，把焦虑当成“抗压差”，比网络更先一步伤人。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仇恨看起来十分廉价。既要在口头上无脑宣扬爱国，又要抵制欧美文化，表演式地喊几句“买国货”，转头却为了便宜一块钱，在某些平台上买来劣质食品、日常用品。对日本文化充满仇恨，但偷偷看日剧、买日本电饭锅的人，也恰恰就是他们。仇恨的本质不是原则，而是情绪发泄的出口，哪里容易宣泄，就往哪里吼。思维局限是他们的标志性特征。他们常常把“社会整体素质”挂在嘴边，却从不反思自身。任何问题出现，总要找个“敌人”：年轻人不听话，媒体不正派，西方在渗透，资本家在压榨。唯独不可能承认，自己数十年间从未真正提升过认知，未曾建立过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既是“被荼毒”的一代，又是“继续荼毒”的一代。他们是社会教育的产物，却甘愿把这份教育再喂给下一代。他们在被支配时痛苦，却在轮到自己时享受支配的快感。于是整个社会像是陷入了循环：愚昧被复制，偏见被延续，权威被伪装成经验。年轻人的焦虑、抑郁、无力感，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了这份“烂遗产”。有人用“原生家庭”解释这一切，但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不正是由大批这样的中老年人共同塑造的吗？他们是道德绑架的传播者，是情绪化的煽动者，是社会保守性的根基。他们一边痛骂年轻人“不懂事”“玻璃心”，一边却又最容易受谣言煽动，最容易被不实信息带风向。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中老年人如何落伍”，而是他们在落伍的同时还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他们把狭隘当智慧，把偏见当正义，把无知当经验。而这一切，不断加深了年轻一代的心理负担。无奈的是，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他们又会成为“弱势群体”，会被社会叙事要求“尊老”“敬老”。到那时，年轻人还得一边背负因他们而来的创伤，一边继续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的荒谬局面，本身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写到这里，我并不想宣判“中老年人有罪”。相反，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同样被机器与叙事驯化的受害者，代际的焦虑从未被真正安放。短视频刷到麻木、直播间里被收割、电诈短信里“快去加群”的召唤，这些都在说明：问题从不是“他们”，而是一个把人当作注意力矿脉的系统。我也不打算把希望押注在“下一代更聪明”。我只反复提醒自己，别让批判沦为优越，别让锋利失了体谅。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话说得更重，而是把结构说清：信息饮食要控糖，家庭沟通要减盐，公共叙事要学会“慢火”。当长辈把短视频关掉十分钟，孩子把游戏关掉十分钟，我们就从彼此的故事开始：谁在害怕、谁在逃避、谁在等待被理解。如果一定要给这篇文字一个方向，那就是：人可以被喂养，但也能重新选择喂养什么。愿我们都别再把对方当作问题本身，而是一起把手伸进那台制造问题的机器里，摸清它的齿轮与脾气，然后关掉它最吵的那一档。
舞台上的人太多了，我宁愿在后台抽烟｜写在“出世”之后
患病久了，尤其是那种不死不活的病，比如精神类的，双相、抑郁、焦虑之类的，就会逐渐丧失「参与社会」的动力。不是躺平，而是压根就不想再「上场」了。不是不想赚钱，也不是不想被爱，而是看着这世界像看一场早已排练过度的舞台剧，每个角色都端着台词，假笑、寒暄、争抢、感动、愤怒，全都来一遍，连出错的方式都千篇一律。自己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看着他们表演，然后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好像不属于这出戏。不是演员，却被拉着走剧情；不是观众，却被人指责「不够投入」。站在舞台边缘，灯光照不到自己，掌声不属于自己，台词也不是给自己准备的。每个人都背熟了剧本——自己却没有拿到。说白了，就是认清了自己不被这个剧本需要，也不想跟它较劲。不是清高，而是疲惫；不是超脱，而是厌倦。不是不想上台，是知道台上没有自己的位置。可笑的是，观众席也不接纳自己。一个人在边缘游荡，像个站错片场的NPC。要说自己不想上班，人家说你逃避现实；说想退出社交，人家说你不合群；不想恋爱，人家说你不正常。最后只能说自己生病了，人家反而舒了一口气：「哦，那就说得通了。」——仿佛一个人不愿意入世，非得靠病来正当化。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出世」的感觉了。「久病成良医」，可惜这良医只能治别人。至于自己，只能学会冷眼旁观。但「出世」这个词，是个危险词。它太好用了，好到什么人都能拿来贴贴标签——禅修者拿它当精神避难所，失败者拿它当自我安慰剂，社恐者说自己是哲学家，穷人说自己是自由人。那些最愿意谈「出世」的人，可能每天都在微博上营业灵魂，还会按时更新小红书的精致生活照片。「出世」，最终变成了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立场。这就是当代文明的魔幻逻辑：出世者得病，入世者得奖1。-01-我曾经极度「出世」。不是主动的，而是病把我踹出了世俗。双相就像是灵魂上的一个锈掉的开关，一会儿给你灌满电，让人觉得自己能做耶稣的替身，一会儿又把你扔进最黑的井里，让人觉得自己连神都配不上咒骂。久而久之，就会发现——「正常人」的那种努力、奋斗、打拼、社交，在自己面前像一场模拟游戏。不是羡慕，也不是嫉妒，就是完全不感兴趣。我观察那些「入世」的人，就像一个老灵魂看一群小孩抢糖。每个人都那么认真，那么拼命，拼学历、拼人设、拼婚姻，拼得头破血流，却还要拍照发朋友圈配文「岁月静好」。「入世」的本质是什么？是参与，是相信是做一个有用的人，是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至少能把生活经营成一个不那么难看的段落。很好，非常积极，非常正能量。只是我不信了。在我看来，世俗生活是一种不容怀疑的宗教。要工作、要结婚、要生小孩、要买房、要社交、要发朋友圈——这套仪式被人们膜拜着，不容质疑。你不信教？那你得是疯子，或者懒人，或者失败者，反正你是「非正常人」。于是，有病，成了人最后的庇护所，一张能暂时请假的请假条。但自己知道，这病不只是「化学失衡」，也不是某种孤立的脑功能障碍。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物，一种被期待吞噬却又被丢弃的状态。越想做自己，就越会被「社会剧本」排斥；越想退场，观众就越觉得你「问题很大」。说到底，大家都想你演好「那个你」，但没人想知道你到底是谁。-02-有人会说：那就入世呗。人嘛，总归要生活。嗯，是啊，入世——可你得先交门票。得装得像个正常人，学会说谎，学会抛弃原则，学会「适当发疯」但不能「完全疯」，还得学会和一群你并不在乎的人谈笑风生。甚至你的情绪也要「政治正确」：抑郁不能影响效率，焦虑不能耽误业绩，崩溃不能打扰别人。久而久之，明白了：这世界喜欢「有病但不耽误赚钱」的人。最好有点痛苦，这样会更努力，但别太痛苦，不然就成负担了。最好说自己很孤独，这样显得很有深度，但别真的孤独到没人能约自己加班。这时候，「入世」就像是主动缴械，把锋利的自我关进了一个社会化的鸟笼，还得自己配合表演「自由飞翔」。说自己在自我实现？说白了，是在替一套并不关心自己幸福的系统完成任务罢了。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不努力就会被清算。「活出自己」已经不再是褒义词，它成了一种危险倾向，会影响团队协作。真正被推崇的「自己」，必须是一个高适配度的社会螺丝钉，最好还能微笑着加班、礼貌地自责。那怎么办？出世？入世？我有时候觉得，这两种状态其实都不够用来形容。因为人们根本没有选择的空间。你能说一个朝九晚五的人「入世」吗？不，他只是没有选择。你能说一个患病者「出世」吗？也不，他只是被迫退出。-03-出世的人也不值得浪漫化。别以为「出世」就真的纯粹，像什么世外高人那样。一大半的「出世」不过是「社会不接纳我，我只好装作我不接纳社会」。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痛苦太深，已经没有能力再参与了。我见到有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他的「出世」是住在城乡结合部，每天靠极其简单的饮食活着，不看手机，不说话，也不表达。他从不抱怨这个世界，但能从他灰色的眼神里看出来，他不是放下了，只是彻底断了。出世从来都不是自由的代名词。很多时候，它只是自己被推到了世界的边界，被剥夺了参与权。不是不想演戏，甚至连观众都不配当了。-04-那么，「出世」是不是一种对抗？也许是吧。毕竟，当发现这个系统不能修好，最彻底的抗议就是退出。不再评判世界，只评判自己。不再寻找意义，只寻找呼吸还顺不顺。甚至觉得，「人」这个身份本身都是一种负担，干脆做空气，做灰尘，做一个随时可以被人忘记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出世」其实是最极端的「入世」——因为把整个社会的虚伪看得太透了，所以拒绝表演，连看戏都不愿意了。不是超脱，而是彻底失望。很多人，既无力出世，也无心入世，就卡在中间，像个幽灵一样，在世界的边缘徘徊，看着别人在舞台上流汗发疯，然后怀疑自己是否不够正常。-05-我也想「正常」啊，可「正常人」要学会忍耐，学会忘记，学会向下兼容，真的很难学得会。有时候想，或许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姿态：不是出世，也不是入世。我们不是离开世界，而是被这个世界构造方式所排斥。不是因为我们「没适应」，而是这个系统从未预设我们的位置。那怎么办？不知道啊。所以我写博客。我没法入世，也不愿完全出世，只能靠文字留下一点残余的声音，像漂流瓶一样扔进信息海洋里，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同类能听见。至少文字不嘲笑你，不质疑你，不催你向前。它只是默默陪你，在舞台边缘。-06-我常想，所谓「修行」，不是向上走，而是向下沉。沉到人类最底层的痛苦里，沉到自己也不愿意碰触的羞耻和脆弱中去。才能明白，所谓「入世」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而「出世」也常常是懦弱的掩饰。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也许有。就是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戏，明知道每一句鸡汤都带着算法，每一段爱都裹着控制欲，但你还是愿意穿上戏服，走上台，扮演好一个不那么讨厌的角色。不是因为自己相信了这出戏，而是因为还相信自己。这不是「入世」，也不是「出世」，这叫「知世」。-07-人活着，其实很难不参与。不买房，就要租房；不结婚，就要面对「你为啥还不结婚」；不社交，就会孤独。这个世界会逼自己参与，但它无法逼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在台上演戏，但自己永远知道那是戏，自己可以不把掌声当真，也可以在谢幕之后脱下假发回家喝一杯。甚至可以边演边骂剧本写得烂，那都没问题。真正自由的人，是知道这是舞台，却依然选择演下去的人。至于我，偶尔还会上台，偶尔也会在后台抽根烟2，看着台上的人又哭又笑，想：「你们还挺拼的啊。」-注释- 我这句写的真不错（专门跳过来看我这条注释的人会不会想揍我）。 ↩ 现实中我烟酒不沾，毕竟对身体不好。如果想象成「在后台叼着一根Pocky」也不错。 ↩
人活一张脸，最后却只能换来一口棺材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人要脸，树要皮。”那时候不懂，总觉得这话有点怪怪的，后来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句老话，也是一道诅咒。前阵子刷到一条别人分享的动态，父亲因为儿子年近三十还不结婚，觉得“丢脸”，威胁儿子要闹自杀。为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操到去死，那真的叫爱吗？还是说，这爱，其实只是拿儿子当牌面，为了自己那点体面的幻影，甘愿献祭一切？说到底，很多人这一生压根没活过。他们不过是披着自己的皮，演着别人的剧。在这个“面子比命还重要”的社会，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比自己活得痛快更重要。买不起房，就没脸谈恋爱；工作不体面，就不敢回老家过年；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家孩子上的是重点中学吗？你凭什么不一样？你凭什么不丢脸？面子是中国式集体幻觉的最高统治者，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社会控制机制。它不是自己脸上的皮肤，而是自己活在人群中的“社交肖像”。自己必须活得像样，像他们说的“样”。可问题是，“像样”到底是谁定义的？从前有皇帝穿新衣，百官百姓都跟着叫好。现在的“面子文化”，就像全国直播的那场皇帝新装，每个人都明知荒谬，但谁也不敢说破，因为一旦说破，那个叫破的人就成了“不合群”的“疯子”。精神分析里有一个概念叫“镜像阶段”，婴儿第一次在镜子里认出自己，是因为他看到了外界反馈的那个“我”。换句话说，我们对自我的感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依赖他人的反应。但这个机制一旦被扭曲，人就容易陷入一种被镜像奴役的状态——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无法区分真实的自我与社会投影。穿着得体、结婚生子、升职买房，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一切，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会丢人”。什么叫“丢人”？丢的是谁的人？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就为了守住那张脸。到头来，这张脸，也不过是社会在身上打的一层腊——一旦不再顺从，它就剥落得干干净净。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说白了不过是隔壁张阿姨、父亲的酒友、中学班主任，还有微信里那些三年没说过一句话的人。他们成了自己行为的“审判团”，而自己则成了他们的审美器官的奴隶。救像是在社交法庭里，被一群无关紧要的观众围观着，把人生演成了一出“合格的样板戏”。于是，一些人临死前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没给家里丢过人。”听起来仿佛很体面，但其实荒谬得让人想哭——不是“我过得快乐”，不是“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我没有出丑”。没有出丑的人生，真的是有价值的人生吗？我认识一个人，男同性恋，三十出头，每次回老家都要装作是个“正常人”。他在公司是管理层，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有喜欢的人，但他父母不知道。他说：“我活得很幸福，但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相，会觉得我是一种‘耻辱’。”你看，“幸福”竟然也能变成一种罪。不是因为你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你没照剧本演。一旦偏离“正确轨道”，就会被当成“丢脸”的怪物。这种文化，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冷酷至极的。但最荒诞的不是这些父母、亲戚、熟人，而是人们自己。人们宁可压抑、伪装、崩溃，也不愿意摘下面具。因为不愿成为那个“出丑”的人，不愿成为那个“让别人失望”的人，不愿成为“丢人”的人。把“面子”当作灵魂，却忘了，它只是社会在我们身上投射的一种“幻象光环”。面子，不是错。但如果活着只是为了维护它，那么自己就是它的奴隶。最终会发现，一生小心翼翼，怕被说闲话、怕让爸妈失望、怕亲戚嘲笑，结果呢？自己在哪儿？喜欢的东西还记得吗？真正想做的事做了吗？有没有一刻为自己而活过？还是只是在别人眼中“体面”地死去？我曾在深夜里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看着我，我还会这样活吗？”会吗？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诚实、最赤裸的情绪之一。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害怕，也不是理性可以安抚的焦虑——是一种潜伏在深处、随时可以撕裂理智的惊恐。每次和他一起看番剧，看到生离死别的场景时，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接近PTSD的反应。那不是因为剧情煽情，也不是简单的共情哭泣，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无法言喻的痛苦。他告诉我，他恐惧死亡。他作为一个法律和哲学专业出身、目前在研究精神分析的无神论者，他能理解这份恐惧，但无法摆脱。“可能是因为你有信仰吧。”他睡前和我这样说。我沉默了很久。其实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隐约有一种“出生前”的模糊记忆，也曾和别人分享过。后来记忆模糊了，但思考一直没有停下。直到后来，在一种无法名状的感觉促使下，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选择降生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人死后，只是从物质世界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我”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状态。或许是去往另一个世界，或许是回归世界法则的怀抱，又或许是回到出生前的那种存在。但我始终相信，“我”的存在不会因此消失。死亡不是“终结”，只是“转换”。如同我在《内在连续性》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精神又或者是“我”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这种信念或许听起来带着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是我很多年来思考得出，然而类似的想法却并非我的“独创”。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就提出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灵魂作为独立存在，超越了物质的界限，在身体死亡后会进入另一个永恒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其影子，东方的轮回观、西方的灵魂与天国，都试图为死亡提供某种延续的可能。而精神分析学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被理解为是“死亡驱力/死本能”（Thanatos）的表现。死亡驱力与生本能（Eros）相对，它推动个体走向静止、走向毁灭。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一种对自我消解的本能抗拒。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被抛”（Thrownness）的概念，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世界中，这种状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这意味着我们被原初且终极的事实所束缚，但依然拥有赋予这些事实意义的能力，我们的存在总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向死而生”（Being-Toward-Death），人只要出生，就是一种“向死”的状态，这是一种持续在场的存在方式。人只要还未亡故，就始终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人对死亡的意识塑造了人的存在，使死亡成为一种不可逃避、定义存在的根本。通过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能激发人类“真实的存在”，让人摆脱生活的日常琐事，去追求更具意义的自我实现。萨特则认为，人的存在具有自由和选择的特质，人被投身于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需要在其中自我定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更侧重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人类需要通过选择塑造自己。心理学也有理论认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它是一种超越理性、深植于潜意识的情绪反应。那是对虚无的恐惧，对“不存在”的恐惧。死亡焦虑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基本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恐惧被压抑或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因此，当人们在生离死别的剧情中表现出那种近乎惊恐的反应时，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消失的深度恐惧。即使有很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我始终认为，这份恐惧也许是错觉。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观测物质世界，于是我们产生了“出生前我们不存在、死亡后我们消失”的幻觉。正如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精神也应当遵循某种类似的“守恒定律”。出生前、死亡后，“我”都处于一种无法被现世的人类观测和感知的状态而已，因此我不畏惧死亡本身。我担心的，是死亡后的“遗忘”，不是担心被别人遗忘，而是担心我自己遗忘，如同我不记得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我也害怕死亡前的痛苦，更害怕与所爱之人的分离。害怕活着时无法与所爱之人好好相伴，在痛苦中失去彼此，在离别时无法说出那句“再见”。但这些都只是附加在死亡上的苦难，并非死亡本身。因为我认为，死亡之后并不是虚无。这只是一次旅程中停靠的站点，人们只是暂时分别。他或许会继续恐惧，而我只能继续陪伴。但在这场对死亡的思考中，我越来越确信，害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活着时的失去。而这种失去，才是真正的虚无。
认知的冲击与改变——敢于面对自我的不完美
认知的改变，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或许你和我一样，都能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人、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一旦这些看法被挑战，便会涌上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抵触情绪。毕竟，改变认知等同于重塑自我，谁会愿意轻易放弃那种熟悉且安全的自我形象呢？“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揭示了一个事实：现代人身处的信息爆炸的世界，充满了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的认知。人们只挑自己能接受的、符合自己既定信念的信息，像是一个自设的过滤器，主动屏蔽掉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懒惰，倒不如说是保护机制。因为当个体试图挑战自己的认知时，就相当于在挑战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真理”，这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那种被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崩塌的感觉。就像ONO喜欢在自己的博客做的那样，一些复杂的问题他常用与文章核心不符的标题，加粗容易错误理解文章核心的句子，来判断读者是否仔细阅读。这种“社会实验”虽然看起来恶趣味，但是的确能看出一些问题。虽然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也能看出，有哪些人仔细看了我的文章，哪些人只是简单扫了一眼。因为我的文章经常很长，内容也很抽象和复杂，论述过程虽然逻辑上相对通畅，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理解。如果不仔细阅读我的论证过程，也容易误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再者我写文章努力不讲废话，导致即使有加粗的内容，未加粗的内容有时也很重要。即使使用某些工具总结，也未必能抓住我论述的核心。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批判读者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很正常，毕竟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产生误解了，我也经常会详细解释，这种不同观点的交流也是乐趣所在。立场坚定≠独立思考，也可能是迷信权威我能想象，在阅读我的文章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你也未必全对吧，你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 这点我不会否认，我也知道我的认知可能存在漏洞，或者某些地方并不完美。正如每个人都会犯错，认知也是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但是，我的观点从来不是凭空捏造，在我的角度，我“对得起”我写的文字，而不是我一时的情绪发泄。在写文章选题涉及的内容时，除了基于日常阅读的各种书籍和文献所总结出的知识外，我还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其他关联文献进行核对和佐证，以尽可能确保我的思考不仅局限于个人的片面看法。我的博客，更像是一个思维的实验室，记录我的思索过程。在我看来，正是通过自我质疑与反思，我才能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逐渐接近更真实的理解。在不了解一个领域时，我一般不发表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发表出来的可能在熟知某些领域的人看来很幼稚或可笑，因为这样的言论必然夹杂着大量不专业的理解和无知带来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会给阅读的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互联网各公开平台的评论区中，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了解了一点皮毛的知识，他们就急于发表意见，热衷于宣扬或反对，而不去深究自己的立场是否充分和准确。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事情，个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却无法做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评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假装自己很懂，进行所谓的理性和客观分析，那除了自欺欺人外，毫无意义。在一些互联网社交平台中，一些人常用“我觉得你这个不对”这类非常主观的表达为自己辩解，或者引用看似简洁、深刻但已经滥用的陈词滥调。还有人转载那些表面有力、实则片面、主观且激进的文章，随便复制粘贴一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自以为理解了一切，藐视不同意见的人。实际上，这背后经常缺乏深度思考或学术理论的支持。发表立场时，甚至连术语的准确定义都没搞清楚，只是根据术语的字面意思加上自创的解释，自以为是的开始站队。结果一番自我陶醉的解释后，立场的真相立刻暴露，因为从解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不了解自己所提立场的真实含义，更没有深度思考和了解、学习过相关的领域。这类人并不是真的在思考，而是迷信某些权威或主流观点。又或者将长期被周围环境被动灌输的刻板印象披上了“个人观点”的外衣，却不是自行学习研究和反思的结果。试问一下自己，发表各种言论之前，是否自行阅读过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还是说只接受了家庭教育、学校义务教育、网络上的零碎信息流的推送，外加个人的臆想、捏造和拼凑？这种认知就像是封闭的小圈子，外面有世界的广阔，而自己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在他们看来“为何要去接触复杂的思想？面对陌生的挑战，真的是太麻烦了”，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多舒服。信息茧房的舒适感，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如同“大赦”一般。在这场信息的“冲击”中，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至少，我希望别人能够深入审视我的观点，而不是仅停留在“我觉得”这样的主观看法上进行批判。毕竟，“我觉得”只是个人认知的表述，而非用来反驳他人的工具。在批判一件事物时，应当优先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主导，否则只是纯粹的释放情绪垃圾。这样做的人多了，互联网自然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各大平台的“公厕”外号也因此产生，例如某些平台被称作“男厕”，有些平台被称为“女厕”，甚至还有充斥大量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童厕”。人无法凭借个人经验去定义整个世界，需要有勇气面对那些不愿承认的“真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改变认知，意味着接受自我解构的痛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改变的痛苦与自我欺骗的短期安慰认知的改变就像是与自己深埋在内心的偏见、恐惧做斗争的过程。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的过程，哪怕这个过程能带来更深的自我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而这，正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网络世界中，总是看到那些坚守自己偏见的人，他们活得像是穿着“认知盔甲”的战士，不允许任何破坏自己舒适区的东西闯入。当然，是否选择改变自己的认知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当前的认知偏差让自己感到舒适，那不改变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个人的决定，只要不去影响他人、强迫他人的意愿即可。如果坚持自己的偏见并强迫他人，“网暴”就会产生。但矛盾的是，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意识到认知偏差已经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痛苦，却仍然不愿意改变时，便会陷入一种“既想摆脱痛苦，又不愿改变认知”的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加剧了焦虑与困扰，同时他们也常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个“大他者”，尤其是他人。继而产生一种“自己痛苦的根源都是别人和社会的错，自己完全没有错”的“错觉”。为了获得心理安慰，他们会寻求更多和自己一样存在认知偏差的人的共鸣，也是我们常说的同温层效应or回声室效应。然而，这样的安慰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短期逃避，最终仍然无法解决“既要又要”的困境。在研究某些领域时，尽管我可能极度不认同某本学术书的观点，但我仍然会努力坚持读下去（即使不免有把作者从书里拉出来揍一顿的冲动），并试图分析作者持有这些观点背后的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不是一味忽视或排斥。扔掉这本书，两眼一闭就当不存在这固然简单，然而也让自己丧失了获得不同角度观点的可能。直面自我的不完美，抛弃伪装我也理解有些人看不惯我的观点，觉得我不够“友好”，或者说得不够“讨喜”。我完全可以迎合大家的喜爱，去发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然而这从来不是这个博客的初衷。正如我过去一贯所说的，如果我不表达真实的自己，那么我的博客的灵魂就死了——变成了一个取悦他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场所。做一个“讨喜”的人，必然不能说真话，又或者真话只说一半，有一部分只好不说。而说真话的人，必然在一些人看来会“不讨喜”。然而现实社交中，大家都说客套的“假话”，表演成别人喜闻乐见的人，难道到了网上，还希望见到这样的人吗？对我个人来说，真话永远比空洞的客套话更有价值。谁都可以在社交场合上装作完美的人，然而在这里，我选择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选择直面那些让人不愿触碰的痛点。如果我的文章引发争议，我并不反感。争论本质上是沟通，是思想碰撞的过程，特别是当我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信心时，我相信它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观点存在不足，可能会有更专业的声音提出批评，这正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此，即使是争议较高的话题，我坚持不关闭评论区，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面对质疑。然而这也不代表我需要接受不专业、过度情绪化的指责，因为指责的内容是否经过了理性上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偏见、无知与刻板印象，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认知改变的痛苦与抗拒并不是个例，它是普遍的现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那面看不见的茧房，阻止着我们触及那些深刻的自我反思。而这厚厚的茧房，正是我们不断维护自己的认知舒适区的代价。而那些勇于质疑、敢于改变的人，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向那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自我。
寻求共情只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从外界依赖中解救自己
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无法触碰的角落，那里藏着未曾愈合的伤口，像是一个默默蠕动的黑洞，时不时地露出尖锐的獠牙。人们习惯性地回避它，把自己锁在无形的牢笼中，甚至把痛苦当作理所当然。尤其是当这些伤口与心灵的其它痛苦交错时，人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寻求他人的共情，寻求慰藉。人们常陷入这种反射性逃避，像是溺水的人紧紧抓住漂浮的木板，认为自己可以因此重生。可惜，真相是，这种逃避不过是自我安慰的遮掩，无法抚平内心的创伤。共情从来只是暂时的庇护，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认知——痛苦的根源与解药痛苦的本质，究其根源，正是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人感受到的痛苦，并非外部世界无情的压迫，而是自己的认知、自己对现实的解读与其实际状态之间的落差。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背后都有一套自我解释的机制，这些解释扭曲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把简单的事件变得沉重，把轻微的压力变成无法承受的负担。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个体与自我的认知形成了某种病态的共谋。个体的脑海中不断放大那些恐惧、羞耻与愤怒，它们像是无形的枷锁，越是想挣脱，它们就越是死死缠绕。而这些认知的改变，非但不能一蹴而就，还要求个体抛开虚假的安慰，去勇敢地直面那些从未触及的内心恐惧。正如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时，药物治疗主要是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的负面情绪，当药物缓解了PTSD患者的负面情绪后，认知会更理性，减少出现创伤性画面的可能。然而只能缓解，很难彻底根治，属于治标不治本，一旦脱离药物，可能状况会继续复发。想要进一步治疗，则需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BT）等额外的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包括了认知重建和暴露疗法等，除此之外还有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在认知重建时，心理治疗师会引导患者察觉到一些对自己创伤事件的扭曲认知，治疗师会与患者深入沟通，寻找到患者的扭曲认知，引导对方用更加理性、积极的认知取代。暴露疗法属于行为疗法的范畴，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面对恐惧，而不是逃避，从而打破其对心理的束缚。这几项疗法目前被证实是很有效去解决PTSD的治疗方案。然而PTSD患者，因为治疗过程痛苦，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暴露疗法脱失率高，往往会选择逃避治疗。依赖他人共情，逃避自我然而，面对痛苦时，人们容易选择逃避自我，寻求别人的共情、理解和认同。人们渴望别人的理解、认同、他人的同情，认为这能为自己带来片刻的慰藉。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寻求他人共情的背后，只是一种自我回避的本能。个体通过向他人倾诉来寻求共鸣，仿佛能从外界获得救赎。然而，无论他人如何理解自己，说各种安慰的话语，这份共情总会在某一时刻消失，回归到原本空洞的内心。共情无法填补真正的裂缝，它仅是缓解痛苦的表面工作。深层的自我修复，必须由内而外，必须由自己来完成。正如我之前的一文《受害者与加害者》中，我提到：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 “魔咒”：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 “精神导师”。痛苦是无法完全被 “继承” 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在该文的一条评论的回复中，我也提到：原生家庭作为个体出生后长大所在的家庭，对一个人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具体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是个人选择，如我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有斩断 “魔咒” 的可能，如果一味的逃避，将所有的责任全归咎为原生家庭，那就是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自主选择。在这篇文章中，过于寻求父母的认同，认为父母必须与自己一样感同身受，本质上是一种“逃避”，也是在否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拥有独立选择的可能。同理在本文中，过于寻求他人的共情与认同也是如此。寻求外在共情与认同本身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麻痹自己。过于追求认同与共情，实质上是将造成目前一切结果的责任均抛给“大他者”（the big Other），责任全部“外化”，却无视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责任。让我们不妨稍微打破一下理想化的心理治疗幻想。很多人以为，只要得到他人的陪伴和理解，就能从深渊中走出来。但这种想法，正如那些饱受创伤的患者依赖药物而忽视了更重要的治疗过程。情感共情固然重要，但它的作用不过是临时的应急反应，像是为了减轻外伤的疼痛而缠上的绷带。“我能感同身受”、“你辛苦了，这么久了真不容易”、“加油，我们支持你”这类话语，对于情绪激动的人或许能短暂的缓解伤痛，但终究只是短暂的，无法实质解决问题的麻醉剂。真正的治愈，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重建，是一种自我觉察的过程，而非依赖外界的感同身受。这一点我以我自己亲身经历，记录在了《从药物依赖到自我审视与重塑》，来解释了如何自我重建。所有的心理疗法，都是在引导你去直面那个痛苦的核心，而不是一味逃避。真正的自救，来自自我觉察与改变那些寻求外界理解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只有在自己内心找到出口，才能真正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依赖他人共情，只会让自己在情感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救的机会。真正的自救，是敢于直面内心的黑暗，敢于剖析自己的每一寸认知，敢于面对那个自己不愿面对的真相。它需要你去摒弃所有自我安慰的念头，去拥抱那些痛苦的自我认知，去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心理学中，认知重构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自我挑战与深刻反思，而这些，正是自救的核心。自我疗愈并不轻松。它不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而是一场深入骨髓的内心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不断质疑自己。不是质疑自己做的不够好，而是挑战那些已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每一次的质疑与否定，都是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当你站在黑暗中，敢于对自己说出“我会走出这片迷雾”时，治愈的种子才会在心底发芽。真正的治愈，来自你内心的蜕变，而不是他人温柔的宽慰。自我认知改变，才是痛苦的终结。自救之路，孤独而漫长当自己在无助和迷茫中挣扎时，别再期盼外界的安慰和共情，不要再在他人的理解与认同中寻找安宁。真正的自救，是勇敢地走入自己的内心，承认痛苦，理解痛苦，直面痛苦，并最终打破它。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但唯有在这条路上，自己才能摆脱外界的虚假安慰，迎接内心的真正解脱。
受害者与加害者：原生家庭痛苦的代际传承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家庭是每个人最初的“庇护所”。这是一个理应为人提供最初的支持、关怀和归属感的地方。当家庭成为伤害的源头，这个原本安稳的港湾便转变为一个无形的牢笼。但是在家庭关系中，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角色不如表面上那么明确。人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你明白，父母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似乎温情，却让父母的过错得以合理化，更让子女的痛苦无处可诉。家中的长辈，无论是父母，还是更远的祖辈，在情感上受到过创伤，甚至未必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却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这种创伤施加到下一代身上。它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虐待，也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言辞暴力，经常是在一种看似温和、日常化的家庭互动中，以隐性压迫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隐形”暴力，更具破坏力。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将自己的精神困境、情感压抑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或许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也许只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与焦虑。甚至从未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就是一种加害。无意中，他们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传递给下一代。孩子们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不仅要面对父母的期望和情感缺失，还需要承受“原生家庭”所赋予的负担，这种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时候，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就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似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我们可能正逐渐成为对下一代或者他人的“加害者”。我们习惯了从父母身上获得自我认同，习惯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期待，最终，我们的身份也被这种“需求”所绑架。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时，也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他们的情感模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未解的创伤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加害”，也是一种代际间的情感“遗产”。如同我之前的《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一文中，那位年入千万的女性案例一般。代际传承是一种看不见的链条“遗传”一词，在许多人眼中总与基因、血脉相关。然而，情感的遗传却是一种比基因传递更为深刻、更为潜移默化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会忽略情感与心理上的代际传递。父母所经历的痛苦、失败和未能愈合的伤口，容易无声地传递给孩子。你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继承了他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继承了他们未能处理好的情结（未竟事宜）和心理模式。抑郁症、焦虑症，甚至更复杂的情感障碍，不是单纯的生理或心理因素，更多的是家庭中的痛苦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父母的情感空虚、逃避责任、冷漠甚至暴力，都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他们不需要言辞去传递这些“遗产”，孩子们就已经感知并深受其害。父母没有意识到，这种代际的痛苦传递不仅是精神或情感的“遗传”，它是一种“生活模式”的继承，是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观念代际转移。在莫比乌斯的《艺术家的诅咒》一文中，我也如此评论：「抑郁会遗传」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这种“遗传”并不是基因传递，更像是原生家庭环境中的一种情感和心理模式的延续。例如，抑郁症的孩子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可能父母一方或双方就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源自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背景。这样的问题会在不知不觉中代际传递，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继承。责任的模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失衡社会普遍期待孩子理解父母的辛劳，并且原谅父母的过错。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常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父母通过“养育”子女来获取道德上的高地，他们的牺牲、付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子女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负担。父母的伤痛被不断放大，转化成一种“父母为人不易”的情感，父母的过错也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让孩子感恩。问题在于，孩子并不是“为父母好”的唯一工具，特别是在父母已经无法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化认知去反思：在无形中，这种亲子关系中的责任错位，可能会加剧父母对孩子的伤害，而孩子则被迫在这种责任感的牢笼中自我压抑。父母的情感未愈合的伤口，最终往往会在孩子的生命中不断被重演，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代际传承的影响，从家庭到社会不过，这种代际传承并非仅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传递的痛苦和创伤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模式。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情感冷漠、心理压迫，或者无力感的培养，那么他在社会中也许会继续延续这种情感模式，逐步影响到他与他人，特别是与同龄人的关系。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们，会用自己从父母那边“传承”下来的“个性”，伤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关心他们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代际传承甚至通过文化、教育等社会力量得以进一步放大，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现象：当社会上充斥着焦虑、无力感、冷漠和疏离时，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这一切，是否与每个家庭的“原生创伤”有关？不止是个人，整个社会的情感气候，都在不断地传递着上代人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追溯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历史和记忆，甚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是隐形的，是潜移默化的，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无处不在。扭曲的救赎与责任的归属最为讽刺的是，虽然每一代人都身处在这种无形的压迫和伤痛中，但却无法意识到，这种痛苦与他们的“责任”紧密相连。很多时候，人们容易会陷入“父母给了我们创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治愈”的误区。人们希望在父母的期待中找到自我认同，努力去弥补他们的遗憾，试图用自己的“善意”去解救他们。然而，这种“救赎”的过程是自我牺牲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创伤是无法由下一代来治愈的。在这种情感的负担和扭曲的责任感中，很容易迷失。于是开始将自己的人生与父母的需求捆绑在一起，努力填补他们的空缺，却忽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救赎”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真正需要救赎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魔咒”最令人痛心的，并非父母的过错本身，而是父母将这些过错投射到孩子身上时，带来的无尽内疚感与责任感。当我们还在努力理解父母的痛苦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推入了同样的漩涡。这种情感上的“投射”，让许多孩子即便已经成年，仍然被父母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所左右，深陷于无法自拔的负罪感中。在《究竟什么是爱》一文中，我就分享过我的母亲，在几十年的中如何被我外公外婆用各种方式威胁与掌控。真正的解脱，并非从父母那里寻求理解或拯救，而是从自我开始。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父母虽然曾为我们做出了种种牺牲，但他们并不完美，他们的痛苦并不完全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我们才有可能挣脱这条情感链条。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然而，现实是，父母不能也不应当承担这一角色。他们的伤痛未愈，我们更不应该替他们疗伤。真正的自由，不是在父母的阴影下努力理解他们，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走向独立和成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治愈”父母，也没有义务承担他们未曾解决的情感负担。我们需要学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打破家庭中的情感依赖模式，独立于他人的期待之外，去寻求自己的解救。这不仅是对自我的解放，也是对父母的“放手”。如同我在桜庭夜的文章《我究竟该如何长大？》一文中的评论：能把这些内心的烦闷写出来是很好的，你做的很棒。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孩子可以解决的了的。父母这种关系，当初在一起，是父母的错，他们做为成年人，理应自行承担后果。我作为从一个原生家庭脱离的人，在阅读你的文字时，也想哭。你作为后辈，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并不平等，你很难去干涉他们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通过有意无意的，将这种责任甩给你，是他们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你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独立承担这种事情。不少父母自己性格和认知的问题，也是他们在自己扭曲的原生家庭长大中导致的，他们也应该自己救赎自己，而不是靠孩子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找机会脱离于这种痛苦的家庭，走到远方，过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独自生活，又或者是和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不要变成和父母一样的人，斩断这种“魔咒”。很多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一定要奢求从父母身上得到救赎和爱，最爱自己的是自己本身，其次是爱你的另一半。桜庭夜也对我的评论做了如下回复：的确，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家庭“遗传”，他们会将冷漠、暴戾、虚伪、小气带到自己的人生中，并继续戕害他人和自己的下一代。我也希望我能使这些残酷的事情从我这隔绝。希望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并没有从父母身上奢求救赎和爱，我从小就体会了很多他们冷漠无情的话语。然而我也感恩他们对我的养育，所以我由衷希望他们和家庭能过得更好。但是显然我目前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hhh谢谢白熊阿丸的评论，你的评论让我感受到力量。——桜庭夜从更广义的层面看，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代代情感创伤背后的根源，并通过自我觉醒和反思去打破这种无形的传递，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走出这一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父母的“救赎”，更不需要他们给予的爱与责任。最爱自己的是自己，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自身的觉察和力量。痛苦是无法完全被“继承”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而走出痛苦，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放下那种负担，放下父母未曾完成的“任务”，活出自己的样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