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我个人信仰的若干提问的统一回复文。如对该话题不感兴趣，无需继续阅读。本文完稿于2025年4月29日，一直未公开，近期才发布，因此部分内容可能已经过时。 虽然有很多话题想写，但由于动力严重不足，导致表达欲望不强，已经很久没写过文章了。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文章《创作欲》。简单更新一下近况：最近我一直在努力进行一些康复相关的活动，比如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进行锻炼。然而，长期宅在家里导致的体力大幅衰退，让我每次出门后都会感受到明显的副作用——每次外出后，总是需要休息几天才能勉强恢复。此外，这段时间内，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的去世也是我关注的事件之一。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几个月前的平安夜，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熬夜看了梵蒂冈的平安夜弥撒直播。看到方济各坐在轮椅上敲响“圣门”时，我就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当时我就觉得他身体状况堪忧，直觉中有种不好的预感，后来我也对别人表示他可能坚持不了太久了。我个人对方济各的印象，最初来自于前些年我在Netflix上看过的电影《教宗的承继》，加上他一直以来在推动性少数群体包容问题上的努力，因此我对他一直怀有较强的好感。近期，我收到了一位主内弟兄的邮件，很有意思，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邮件标题与本文主题相符，因此我决定直接采用这个标题。借此机会，我也想通过这篇文章梳理一下我的一些思考。邮件中提到，他看了我的博客，认为我的信仰是：“朋友，您似乎相信，但又并不完全相信。”由于没有得到对方的授权，我不打算公开对方邮件的完整内容，但考虑到可能有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误解”，我决定只公开我的邮件回复，以表述我的立场。您好，感谢您的邮件。要问我是不是信主，我可以明确地说，我完全相信主的存在，并且深信主给我的所有启示。但是，如果你产生了“我信，但不是完全的信”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我信的主和你所信的主（你所理解的主）存在差异，导致的误解。我所信的主，是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所理解的，而非某一教派或文化规定的具体形式。因为后者是人类的理解，而未必能反映主的本质——人类的认知总是有限的。我理解的信仰和你所理解的，或许有所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方的信仰比另一方更纯粹或正确。不同教派和宗教之间的差异，正是因为人类有限的理解与主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正因如此，不同教派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信的主是真实、正确的，产生“我信的主与他人不同”的感觉。所有教派的理解，都是人类从不同角度去诠释主的结果，甚至是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也有着各自的理解方式。我们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去体验祂，而这正是信仰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所在。每个人对主的体验和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圣经的不同作者，他们对主的体验也各自不同，这种差异也延续到了今天。包括历史上许多神学家，他们的属灵体验也是独特的，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教派和神学思想。因此，信仰的本质是通过自己独特的经历与研究来理解“主的本质”，还是依赖他人总结出来的教义？我选择了前者——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悟去理解主。我想给您一个建议：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和生命经历都是独特的，因此，最好避免轻易地评价他人的信仰纯正性。毕竟主曾说过，不要论断他人（路加福音6:37/马太福音7:1）。只有主才有最终的判断权，我们作为信徒，应当保持谦逊，尊重他人的信仰旅程和体验。至于我是否经历了“不一样的生命”，只有主和我自己知道，外人很难通过文字去真实感受到。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们应当保持谦虚与宽容。这些年来，许多来自不同教派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深入探讨教义和对主的认知问题，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不同教派，甚至还有声称自己是天国子民降临的人，能时刻与主对话，向我传达神的启示。虽然他们的背景和信仰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非常信仰主，并且对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许多人还接受过不同教派的教育，并且以神学家的著作为理论支撑。尽管每个人对教义和对主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有趣的是，他们几乎从不论断他人信仰的纯粹性，也就是避免质疑特定的人是否真心信仰主。相反，他们更专注于讨论和理解不同教义之间的差异，关注的是教义的多样性，而非对他人信仰本身的评判。尽管信仰的表达和理解方式各异，我认为我们应当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去接纳每个人对主的个人体验与解读。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因为自身认知的问题产生严重偏差，除了与各种教派的信徒交流外，我也会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阅读历史上不同教派的神学家著作作为参考。由于我的博客并非一个宗教性质的博客，而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生活博客，所以绝大多数访客并非为信徒。而其中的神学话题只是作为一种针对普罗大众的科普性质的展现，而非是严谨的神学研究，我一直都是避免在这里写过多过于深入的话题，也避免写传教性质的内容。所以通过博客是无法深度理解我在神学上的认知的，也可能因此产生一些误解，请您理解。Best regards,白熊阿丸事实上，在《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一文的评论中，我曾与Mioz详细且公开讨论过信仰的问题。虽然当时这些讨论并未作为正文呈现，但我认为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在这封邮件的最后一段，我也提到了我博客中“神学”分类文章的定位。我的神学分类的相关文章，主要是为了向普通人清晰地阐述我的信仰，并非严谨的神学研究，更不是传教内容。因此，尽管博客中有“神学”这一分类，但我并不打算通过发布大量的文章深入或过多地探讨我的信仰问题，点到为止即可。但是既然以这个标题写了这篇文章，那我需要详细论述一下一些常见的问题，正好在这封邮件之后，对方也与我互通了几次邮件，有点像是采访的性质，而且提出的问题都很犀利，我觉得挺有趣的。我将邮件中提到的一些疑问，和我的回复也趁此机会展现出来。提问和回答都进行适当的修改，以符合本文的展现格式需要。问：你的博客定位是表达真实，是完全呈现了内心状态还是有所保留？或者只是想让读者读到你想让读者读到的内容？我的确完全呈现了自己的内心状态。但是由于疾病问题，对于一些极端观点可能会存在“躁狂”的现象，但是我不会在躁狂严重的时候写文直接抨击，而是等我冷静后，尽可能通过理性和逻辑进行分析和反驳。由于文章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一味的发泄情绪很少有人能看进去，所以我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尽可能用理性来写文章。同时在写文章时，我会参考大量资料查证客观事实，以尽可能减少我个人主观偏见导致的偏差。问：面对与基督真理有明显冲突的教义或行为时，如何在“尊重差异”与“坚持真理”之间做取舍？是否有可能在过分强调“多样性”时，无意间模糊了基督独一性的见证？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基督真理”的定义了，实际上基督在福音书中就明确说明我们信仰的双核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抛开各种细节上的教义和仪式等差别外，圣经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两点在叙述。这个中心思想也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强调的信望爱相符。只要“差异”并不违背这个核心，我认为是可以包容和尊重的。关于你说的“基督独一性”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对唯一真神/真理的理解差异导致。如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安拉、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犹太教中的耶和华，甚至是佛教中的宇宙缘起、道教中的“天道/大道”、中国本土信仰中天坛所祭拜的“老天爷”等等，都是独一真神在不同宗教与文化中的体现。而这理解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宗教的差异，但核心是同一个存在。我们无法排除一件事，这些差异是人类对唯一存在的不同的解读而已，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人类的认知无法完完全全理解神，因此导致的“偏差”，这些偏差中可能有错误的部分，也可能有正确的部分，但是我作为人类无法去严格论断哪些一定是错的哪些一定是对的。光从基督教教义来看，都有如此多的分歧了，谁都坚持自己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更何况是教外。我们不要“过于”将关注点盯在教义这些细枝末节上，因为教义本质上是“人对神的理解的大合集”，并非是“神/真理”其本身。比如佛法的具体教义、古兰经的具体教义、又或者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具体教义，而是要关注其背后的存在。很多宗教信仰的纷争，是由于人类过于对教义本身的执着，而没有表现出信神和爱他人之上。问：您强调“每个人对主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的主观体验可以成为信仰的最终依据吗？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祂知道每个人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并会通过各种方式，如引导和考验让人们走在相应的道路上。人无法脱离主观体验而活着，即使自己认为你的理解并不是主观的，但实际上自己的所有选择都是主观的。归根到底，是自己选择了信或者不信。无论是信仰、感知，还是选择，人类总是通过自己有限的感官和理解来体验世界。人的主观理解有多强大呢，即使是面对客观事实，我们的认知和理解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信仰、文化背景、情感状态等因素而发生扭曲。更何况，在基督教体系内，圣灵是会引导人的，圣灵的引导未必是通过某些客观事物来引导，也可能会在人的内心中发出声音。在基督教体系外，圣灵可能会被人描述为是一种道德感、良知等等不一样的概念。人看外貌，耶和华却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问：若体验成为主要标准，那又如何避免将“自我感觉”误认为“来自神的启示”？关于判断自我感觉是否来自于神的启示，这个依然是回到了上一条回答。信神爱人如己双核心or信望爱，是判断的标尺。问：在您个人的属灵经历中，是否有明确的、可以与圣经教导核对验证的标准？有，但是这是一种私人体验，无法准确传达给他人，很难用语言表述。此处详细论述可以回到文章《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的评论区。问：您是否有经常祈祷和忏悔以及与基督建立关系，还是仅限于口头上的基督徒呢？我的观点是新教的范畴，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祈祷和忏悔是一种行为，过于在意这种形式，会陷入“因行为称义”的怪圈。还是我上面这句话，人看外貌，耶和华却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当内心归主，真心归主，行为会是一种自然流露。要知道全知全能的神，知道一切行为，也知道所有人的内心所思所想，只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考量，给人足够的自主判断能力。是否是基督徒，在于内心是否真正的归顺于主，而不是有求于主才相信主，更不是因为行为而成为基督徒。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真的做到“信望爱”，反而自然会展现出符合要求的行为。这并不是说祈祷和忏悔没有用，关键在于什么样算祈祷，什么样算忏悔。当一个人想要去理解主，去探寻主，也不乏是一种祈祷。当一个人出于功利目的有求于主，这种祈祷却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当一个人不是出于功利目的有求于主，如希望主加强自己的信心，去克服困难，这样做或许有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己还不够信主，所以需要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加强自己的信心，这都是相对的。当一个人为自己做了“坏事”而自我反思，下次努力避免，这也是一种忏悔。某些基督徒，饭前祷告，或许这些行为是能在某种潜意识上暗示自己更加相信主，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还“不够信”。我不会完全反驳这种行为，但是我无法判断他们最终是否会将这种祷告沦为一种单纯的形式，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与主沟通。所以，我的基督徒身份，不是任何外在的个人或组织给予我的承认，更不是通过特定行为和仪式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发自内心的交给主实现的。关于“经常与基督建立关系”的观点，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活在基督里，与神同行，而不是定期去和基督建立关系。问：在面对他人提出的超自然主张时，您是如何分辨其真伪的？依据是什么？是否仅凭个人感受，还是有更客观的辨别方法？任何观点，我都只是作为一种“参考”，而不是盲目的相信或者全盘否定。至于是否是真，是否是假，我觉得没有必要判断。真假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类的主观认知层面的问题。即使是“存在”和“不存在”这两个概念都是一种人类的主观判断（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就拿神是否存在来说，不信神的人会说神不存在，信神的人会说神存在，双方都会坚定的认为这是一种“事实”。有的人认为主观上看得见摸的着的才是真，有的人认为即使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主观体验到的就是真。在一些基督徒看来，不符合自己流派的教义的，就是假的。然而在其他流派的人看来，却是相反。实际上流派上教义的差异，只是人类对神的细节层面理解的差异，无法作为判断的标准。作为基督徒需要判断的是，这些内容是否符合神的教导，是否符合世界法则。拿信望爱来说，这些内容是否符合信望爱（也就是耶稣提到的双核心）。归根到底还是我喜欢说的那句话，基督徒信仰的到底是神本身，还是宗教教义？后者很容易陷入到“信人”的怪圈。问：您提到“害怕遇见一些基督徒”的经历，但耶稣教导我们：“爱人如己”，且特别强调要爱不可爱的人。您是否思考过这也是一种需要在主里克服的挑战？是否意味着主正在通过这些“不容易相处的人”，来训练我们的忍耐与爱心？害怕遇见一些极端的基督徒，是一种情感上的自然反应，作为有人性的人，这是我的一种生理本能的客观表述，因为日常接触太多已经严重不符合信望爱的基督徒了。如果我没有努力克服与基督徒接触，我也不会发表这些批判基督徒的文章了，更不会继续和其他的基督徒有深度沟通。关于爱不可爱的人这件事，我们需要回到爱的定义上来。什么样才是爱？虽然哥林多前书甚至整本圣经都在诠释，但是依然很难去用只言片语理解清楚。但是我认为的爱不可爱的人，并不是一种强忍内心的厌恶，去装成友好的态度进行沟通，因为这样的结果会导致行为和内心不一致，简单地说就是“虚伪”。我认为爱仇敌不代表不会生气，不会发火，不会指责出严重的错误。耶稣在圣殿甚至因为发火而掀翻桌子，但是这就代表这不是爱了吗？坚持真理，指出某些人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指言语和行为伤害他人），也是一种爱。哥林多前书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或许通过阅读我的有关“批判基督徒”的文中似乎会理解为我在疏远这些人，但是我实际上我这类文章之所以发出来，就是在直面这些人。我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评，但我没有退缩，因为我坚定的认为，爱虽然有包容和、忍耐，但是这个包容并不是无底线的。爱并不是不能发怒，要装出虚伪的友好，而是不轻易发怒。爱不是针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而是不喜欢不义。当然，或许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在某些基督徒群里当面指出？因为很多群禁止吵架，再加上管理员都没出现制止，甚至是默许了这些行为。很多话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并且这些极端的人很符合我之前文章提到的“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我的三言两语的话语并不能根本上改变对方，只会激化矛盾。我只是选择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我的观点。所以我实际上在努力做出行动，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引导了很多人接近主，让他们知道这些极端的方法是错的。很多想要接近主的人给我写邮件，我都会尽可能的提供帮助。而对于这些极端的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主给他们的一种考验？有的时候我会想，一些基督徒可能搞错了，忍耐多了会变成虚伪，会变成行动和内心不一。在他们看来似乎生气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所以面对不义的事情，也要笑脸相迎。因为无法做到真正的爱仇敌，所以就只能从行为上做到。实际上这种笑脸相迎，有的时候会给人产生更差的结果，这也是不少不信教的人会认为基督徒“很假”。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马书12:9）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书1:26）问：您提到“不同教派的理解是人类有限理性的产物”，您认为圣经本身是否有客观、明确的启示？以及怎么才能避免我信仰的是上帝而不是“我自己”呢？好问题。信神、爱神、爱人如己是信仰的核心启示，其他的教义、比喻和修辞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正如约翰一书所阐明，神是爱，爱源自于神。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真正的爱，那么这些行为就是神所喜悦的。至于爱是虚假的还是出自真心，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神也知道，不需要外界的判断。当我们活在爱中时，我们便是活在基督里、活在神里、活在圣灵里。真正的信仰并不在于是否信仰上帝与自己，而是在于是否持续活在神的爱里。当一个人失去爱时，信仰的核心也失去了，信仰便转向自己而非上帝。问：您提到的认知问题，那既然存在认知问题，神为什么不写的简单一些，让普世的人都能知道，让识字的人都能领悟，还是说这只是少数人才能感悟到的真理？关于神的存在，正如我在《语言和现实的错位》和《针对极端无神论者浅薄论述的回应》的文中所提，语言和文字作为一个有限的载体，神的存在和神意的表达无法通过语言和文字完全阐释清楚。神并不仅仅通过圣经与我们沟通，圣经只是开启我们认识神的钥匙。我们需要通过内心与神直接沟通，这在基督教中称为圣灵感动。至于是否真的感受到圣灵的引导，这需要通过我前面提到的方法来判断。问：如果没有客观启示，那么基督信仰与世上其他主张（例如人文主义、自我精神追求）又有何区别？基督信仰与其他主张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关键在于是否认同神（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以及是否认同爱的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理解到自己的爱来自于某种更高的力量，那么他的爱便是有根的、可靠的；否则，这种爱就像无根的树木或没有地基的房屋，尽管它可能是有价值的，但缺乏可靠性。可能随时因为某些事情，丧失了爱。问：既然您提到“不要判断人，你们就不会受判断”这一句圣经里面的话语，那么我想请问，您是否察觉到自己在“吐槽”分类中，常常对别人进行判断？你看看在这些“吐槽”中，是否也不自觉地陷入了自己所批评的圈子里？还是说这里的解释，又可以用其他对你有利的那一部分呢？观察很有意思，但是是否注意到了时间线？一些事情是否发生在我在2019年深入接触基督教之前？另外，我的博客是一种展现自己真实内心的场所，主打一个真实，如同我在FAQ内的描述：这个博客包含一些专业性质的文章，也是我的「学习笔记」。我要明确指出，写文章并不代表我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因此，文章可能存在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或水平不足而导致的缺陷。所有文章的内容仅代表我在写作时的思考，有的文章距今时间较为久远，不一定能够代表当前的我对文章所述内容的理解。人是会变的，通过学习越来越多的东西，来逐步修正自己。我不会因为过去做过的事情，而采用删除、隐藏的方式来掩盖。这是一种真实，如果我把我的过去给删除了，何尝不是一种虚伪？这一点印证之前回复的结尾所表述提到的“虚伪”问题。另外，您是否发现一件事，不得“论断他人”和爱的定义中的“不喜欢不义”是否有冲突？爱别人并不意味着要容忍一切，特别是对于伤害他人或恶行的纵容。无限制的忍让有时反而是对不义的默许，而这并不是爱。人是可以指出他人错误的，关键在于有依据，并且这种指责应当是为了公共利益（是否伤害他人），而非出于个人私利。比如，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只是他个人的事情，那么就不应该去指责，而是要专注于自己。如果基督徒都面对恶行不作为，全都是无限制的容忍，那么谁来主持公义？等末世吗？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我们是否出来为不公发声，这也是一种神的考验。这个提问实际上存在一个基督徒常见的误解，即将圣经中的教义摘出来片面解释。这是一种“基要主义”的困境，强调圣经字面意义的信仰方式，主张严格遵循圣经的字句而不考虑上下文或历史文化的背景。这样的做法会导致片面和僵化的解读，忽视了圣经教义的广泛含义和其中的内在精神。正因为如此，当我引用“不得论断他人”时，我非常谨慎，当是为了强调避免轻易评价他人的信仰纯正性时才使用。在我的理解中，信仰的事宜如果不涉及伤害他人，那么它应当是个人的事，别人没有资格指责。问：您提到自己在写作中“压抑情绪，以理性呈现”，并承认“是要给人看的”。那么，请问这种对外展示的加工，是否已经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筛选”？当您呈现理性的一面时，是否在隐去狂躁的一面？而狂躁的那个“您”，就不属于“您”吗？若是如此，那么狂躁时的观点是否也不能代表您的真实立场？在您的博客中，您强调自由，但在表达时又考虑到读者感受，这种考量是为了读者，还是为了维护自我的感受？毕竟，博客的第一位读者应当是您自己吧？进一步地，狂躁不也是一种真实吗？那么有意隐藏这一部分，是否可以视为某种虚伪？或者，您认为这种有意识的筛选恰好并不构成虚伪？躁狂状态并不是真实。如果您理解双相情感障碍，你就会知道躁狂状态时自我不可控的状态，类似于电脑出现程序bug或者感染病毒，又或者像是被夺去了身体控制权限，无法正常操作。躁狂状态时，身体和情感脱离了自身的掌控范围，会做出过激行为，即使我知道这些行为不对，依然无法自我控制，需要外界强行辅助，如药物辅助或者强制约束。比如，我因为某些人的攻击出现了躁狂状态，我可能会想干掉对方或者自我解决，这种行为已经脱离了理性的掌控。处于躁狂状态时，我可能会更主观，逻辑混乱，出现脏话、尖叫、抓狂、砸物品等等。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病会在一定程度处于法律的豁免范畴的原因。我不觉得在躁狂期间写出来的文字，对方能看懂，又或者能理性的看进我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将文字作为一种纯粹的情绪宣泄，那么这种没有受众的文字，写出来也没什么意义（甚至未来的自己也未必会理解当初的自己为什么写这个）。所以出于失控状态的躁狂，不能代表我的真实意愿。问：为何您选择基督新教，而非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既然您认为宗教教义不过是人对神理解的集合，那么为何不自己建立一套属于您的理解体系？又为何要选择性地接受基督新教的部分教义？我在其他文章强调过，不是我选择基督新教，更不是选择性接受部分教义，而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些流派的教义和我不谋而合。其他宗教的教派理解我的重合度不是特别高而已。我从来都没有完全认同过任何一个成型的流派，只是一些流派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和我相似。您可能没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我甚至和别人说，我可能信仰的是阿丸派，我只相信我与神直接的圣灵感动。我只是自行研读圣经为主（也读了其他宗教的经文），在通读之后，有了自己的理解，在此之后又读了很多的神学书籍，看了不少神学文章和释经书，来确认我的理解是否和其他的神学家和相关流派契合。我实际上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体系，也在一些其他专门的平台发文，并没有在我的这个博客上发。问：您认为神是全知全能的，同时又指出语言与现实存在错位，请问这两种观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矛盾？您是否是想说，神的全知全能，为什么不能通过语言把事情讲清楚？语言不是神造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创造出来的，是人造物。神也从来没有直接用人类的语言和人沟通，而是用了某些很高维度、无法准确描述的方式来直接告知人类。圣经是人在神的感动下写出来的，本质上是人在接受神的感动后的一种翻译行为。既然是翻译成文字，翻译成人的语言，自然就存在信息丢失。这也代表了圣经并不是神的话语的唯一渠道，而是一个钥匙而已。至于神为什么不直接用文字或者人类的语言和人沟通，这个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不做和不能（做不到）是两码事。问：您在批评其他基督徒行为时，实际上是先对他们定义了“不义”，然后基于这个定义进行批评。然而，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可能有爱人的一面，也可能表现出不义。那您自己呢？若您也曾有不义之时，又是谁来批评您？若有人批评您，您是否仍能像自述的那样“直面问题”，而非以反思的姿态消解批评？我的不义，可以批评，只要有理有据，站得住脚。如果是无端的指责，我也会逐一回复。我写博客受到的批评和攻击非常多，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当然，有人是通过评论批评我，有人是写邮件或者其他渠道如社交媒体直接和我说。我如果批评他人不义，我会尽可能去仔细分析对方为何不义。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这个观点无法支撑，自然也有人告诉我，和我探讨。您有发现吗，很多文章，我是在剖析我自己的问题，却反映出一些人和公众的问题，让有同样问题的人产生共鸣，我并非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去阐释，这就是自我解构。有的人看我的文章，会出现我在说我自己，但是似乎也在说读者的感受。因为我说中了要害，是一些人包括我都存在的问题。当自己的阴暗面展现在阳光下，这就不再是阴暗面了。我的文章，从来都不是指责特定的人，而是针对某些人群甚至包括我自己也存在的问题的共同现象在分析、解构，并提出改进意见，目的是为了世界更美好。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的体现，而非圣经中所谓的指责弟兄。所以我的文章并不会让人读起来很舒服，部分内容剖析的会较为尖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此过程中，我也在用我的所学尽可能帮助那些主动找我的人，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人。在我和很多基督徒的实际接触中，也有的人看我很不爽，但是又表现出“很友好”的样子，但是话里话外都能看出对方的不爽，这种内外不协调的感觉让人非常难受。而没有信仰的人，不爽就直接说了，很直接。问：您是先有了对爱的感受，才认识到神？还是先有了神，才认识到爱？你似乎很在乎人与人的感情，而忽视了人与神的感情。但是先知们，亚伯拉罕等等，上帝爱的人，都是有和神交流建立联系。你反而说祈祷和忏悔是形式，虽然你转而又说这种方式也并不完全否定。我感受到了神的爱，这两者是同时出现的，我很难去区分谁先谁后。你可能陷入了一个字面意思的解读误区：祈祷和忏悔是一种形式没有错，但是并不代表不需要祈祷和忏悔，我更没有说别人的祈祷完全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到底什么样是祈祷，什么样是忏悔。有人认为，需要在公共场合在别人的注视下祈祷算是祈祷作为见证，吃饭前朗诵固定的祷文不经过思考纯粹背诵也是祈祷，圣经中说要在没人的地方祈祷（这段表述是为了说明祈祷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我认为只要随时随地有想去探索神、与神沟通的意愿，那就是祈祷，因为这是个人内心与神的沟通，不依赖外在。自己做了坏事，内心生恶，是否有意识到这是坏事，是否有自我反思？这算不算忏悔？天主教要求必须到神父面前忏悔才算忏悔，我认为不是。只要自己心生反思，心里有主，那就是忏悔，而不是装作双手恭敬闭上眼睛嘴上组织一套“形式化”的祷词后说出来才算是忏悔。忏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求神的原谅？不，是让自己下次别再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重点是后者，所以形式到底如何，并不重要。我忏悔的时候我不会让人知道，因为没有必要，也违背了初衷。当忏悔和祈祷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套话和仪式，才是值得深思的，神不需要这种表面功夫，神看的是内心。如果不假思索的去相信某些特定的教义，盲目追求某些仪式、形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离神更远：行为近了，但是心远了。如果心里有神，那就不需要刻意寻求某些外在的形式去维持。另外，我很疑惑我不知道您是从何得出我“忽视人与神的感情”的？神就在我心里，圣灵一直常驻，我与神之间从没觉得有距离，我能感受到神的爱，我的想法神也自然知道，不需要通过外在的形式维持。当有人质疑我的信仰，我会本能性的生气、我会维护自己的信仰，这何尝不是一种爱神的表现？我生气的点不是我自己的信仰被诋毁，而是生气对方用一知半解的知识对神的诋毁、对类似信仰的人的诋毁。我自己怎样无所谓，我每天都把当天当作人生最后一天在活着。我信仰主，并非是因为我希望从主那边获得什么，更不是为了上天国，而是我内心深处本能性的就是相信，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无法去深度剖析的相信，就像是人需要呼吸一样自然。我有的时候会反思，我的行为是否能让人更接近世界真相，我死后是否能够看到被我帮助过的人在末世后变得幸福快乐。后来我得出结论，我做的这些，我问心无愧。问：我认为你在文章中经常大部分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部分的否定别人的观点，这是否让你位于一种安全地带？关于观点的叙述，博客不是Wiki，博客就是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既然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每个人本身都是独特的、不一样的，必然会否定一部分别人的观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只有Wiki才是一个尽可能不输出个人观点的平台，即使是大型门户网站，也是观点的输出。博客定位就是展现自己，而我的博客定位是展现真实的自己，我会把我自己内心深度解构（在这过程中会把自己的内心光明和黑暗的面展现出来给大家看），这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观点的集合。如果你要说，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遇到和别人冲突的地方，又不敢去表达去否定，那么这个就是无效表达，纯粹变成了“互相捧臭脚”的平台。别人无法从自己的博客获得什么，因为得到的都是自己知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博客也是一种有效突破信息茧房的渠道，减少大数据推荐的影响。关键在于，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尽可能减少无端的情绪输出，而是用一些理性、逻辑、文献、客观事实去作证自己的观点，经过深思熟虑后组织语言发出，这才是博客的价值所在。既然我愿意发出来，就代表我对我的观点有一定的自信。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虚伪，所以我不会做一个一味迎合他人观点的人，否则我将丧失自己的独特性。
之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他身边的某个朋友，老是控制不住刷朋友圈，一边刷一边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生活好就焦虑、失落，甚至怀疑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太失败”；但一旦比赢了，又会短暂地获得点“优越感”的多巴胺奖励。他在阅读了我的关于“标签”“人设”与“身份焦虑”的文章后，进一步提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更稳定的价值系统”？在不靠“优越”和“认同”的前提下，也能找到一种对自己生活节奏的信任和平静？如果我们连“追求内心平静”都可能是一种新的“人设”，那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我是如此回信的：说实话，刷朋友圈、看别人学习更好、买房、结婚、升职、生娃、旅游、然后与自己做对比，这些我也干了很久很久，干到后来，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我们活在一个“必须”比较的时代，不是你“想不想”比，而是你“没得选”。比得过就得意，比不过就焦虑，是“当代人普遍存在身份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缺失”，这个总结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是不少人都太怕自己混得不好被别人看出来了。朋友圈不是用来社交的，是用来展览自己人生优越感的，哪怕是崩溃也得是“精致崩溃”，连负面情绪都要修图、调色、配文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靠优越或认同”来获得内心的平静？说实话，大多数人根本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条件。“内心平静”是练出来的？是看书看多了顿悟来的？都太理想主义了。真正让人稳定价值感的，是钱、爱、安全感和被人理解，这些要是一样都没有，再谈“平静”，那不叫顿悟，那叫逃避。我们活在一个人人都被逼着“经营自己”的世界。自己不能只是一个人，自己得是一个品牌，有“调性”、有“内容输出”、有“影响力”。就像商场的玻璃橱窗里，每个人都得把自己摆成一件值得被买单的人设，不然你就“没有市场”。而“比较”这东西，就是这个“游戏”的基础玩法。比较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比。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还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没烂到根里去？前者会让人永远不安，后者至少还能救一点自我。我们能不能找到不靠优越或认同的平静感？老实讲，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带着一种高级感了，说白了，这其实是另一种“我要活得比别人更通透”的优越感的变体。所以就别骗自己，我们只是从“我要赢”变成了“我要看起来不在乎输”，本质上换汤不换药。要真想活得不那么痛苦，不是靠想明白了什么大道理，而是得找到一两样真正在乎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朋友圈点赞，不需要别人认同，甚至你自己都不一定能讲清楚它值什么，但它能让自己愿意在无数个烂日子里继续醒来，这就够了。所以，要问怎么才能“更不受别人影响”，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会受影响。你能做的不是断掉连接，而是学会过滤：哪些声音值得听，哪些垃圾就点X关闭。不是做不到，而是一直舍不得关掉那个“看别人过得比你好”的窗口。意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还没彻底掉进假人生的陷阱里。既然如此，就好好守住那些清醒，不指望活得纯净，能活得清醒就已经很罕见了。愿继续保持这种烦躁，起码它比盲目平静，更真实。在写下这封回信之后，我反而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问别人：“我这样活着，到底对不对？”我们总是在社交平台上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被展示的被告，又是拿着放大镜冷眼旁观的法官。你过得不够好。你怎么还单身？你怎么这么咸鱼？你怎么不上进？这些声音也许从没明确说出口，但它们藏在朋友圈每一条精心构图的旅游照、婚纱照、offer动态、装修照里，它们用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告诉自己：自己落后了。更魔幻的是，自己也是这场法庭的陪审团成员。自己盯着别人审，也怕被别人审。自己一边说“别被比较裹挟”，一边盯着谁买了房谁买了车谁升了职；一边说“做真实的自己”，一边精修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连emo都要配合审美。说到底，很多人从来没有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而是活在一个以他人为镜，以平台为神，以成就为信仰的透明监狱。不是说自己真的想比较，而是在这个把每个人都商品化、结构性评价化的环境里，不比较就像不呼吸一样——可以试试，但撑不过几天。所以当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这种无止尽的焦虑里脱身？”我不骗人。没有。我只能说：自己可以变得更不在乎脱身这件事本身。可以痛苦，可以比较，可以嫉妒，但得意识到这不是有病，这是因为还活着。比起那些早已在算法里训练成“伪佛系、真顺从”的人，自己至少还有一部分灵魂在反抗。这年头，“清醒”不是搞懂了什么道理，而是有勇气继续“搞不懂”，继续难受，继续带着裂缝活着。不用比赢所有人，只要别被卷走自己。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高度可见、可比较的时代，找到一种不靠“优越”也能活下去的方式？可能吧，但不会舒服。可能要关掉一些窗，不回一些消息，不演一些戏，甚至冷淡地从某些群体中退出。但因此需要支付的代价是被误解、不合群、没有热度，但好处是：不用再演给谁看了。人们得在“成为谁”和“不是谁”之间，偷偷活一条缝。这缝里也许不是乌托邦，但能让自己喘口气。有些人躲进山里，是因为城市太吵。我们躲进朋友圈，是因为没人真的听。不是太敏感，只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荒唐。别急着适应，慢一点，也许正好。
奥卡姆剃刀与惰性思维的同谋——简化的崇拜，复杂的失语
如今中文互联网上，每当遇到复杂的问题，最容易赢得点头式的「理性共识」大概就是：「根据奥卡姆剃刀，越简单的解释越可能是真实的。」说这话的人，脸上写着自信，眼里藏着胜利。他们以为自己举起了某种理性的审判之剑，但其实只是脱离语境的情况下乱砍滥伐，破坏一切自己所能见到的复杂结构。这种使用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正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惰性与思维上的极简主义的文化特征。在这文化里，凡是不能在两分钟内讲清的东西，都是「废话」；凡是不能被归约为最小单位解释的，都显得「玄虚」；凡是牵涉人类精神、社会结构、历史复杂性的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与神学等领域的，就统统剃掉。剃完一切，剩下的就是真理了，是吗？「剃刀」的历史语境与误读先让我们把这把「剃刀」还原到它原本的手中。14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正经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激烈交锋。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实在论者，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构建包含天使等级、柏拉图式理念的复杂体系。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一位14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反对这种过度依赖哲学推理的神学路径，认为其威胁到上帝的绝对自由与全能。奥卡姆认为共相（如「人类」「正义」等）仅是语言符号，而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他批判托马斯学派将「天使等级」「上帝的本质属性」等概念实体化，认为这违背了神学的基本原则：上帝的意志不受任何逻辑必然性约束。例如，托马斯主义主张上帝必须按照「至善」的理性原则创造世界，而奥卡姆认为这限制了上帝的自由——上帝完全可以创造一个道德规则完全不同的宇宙。奥卡姆还批判：既然《圣经》未明确描述天使的内部结构，引入「等级」「本质差异」等概念既无必要，也违背神学对上帝直接性的强调。他的本意从来不是推崇「简单即真」，而是在处理神学与哲学之间冲突时，为避免多余的形上实体设定（如柏拉图式理念、托马斯式天使等级1）所提出的思维节制原则。奥卡姆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原则系统化运用于中世纪哲学与神学辩论。他反复强调，解释现象时应优先剔除冗余假设，避免引入缺乏经验基础的形上实体。奥卡姆剃刀的核心并非主张「简单即正确」，而是强调「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句话的「必要」不是主观判断的「是否容易解释」，而是客观上理论的经济性与解释力的平衡问题。换言之，奥卡姆并不是简化主义者，而是对逻辑结构进行自我约束。他的剃刀是一种「适度怀疑」的策略，而不是一把能杀死一切异议的绝对武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奥卡姆剃刀并非主张所有现象都应有简单解释，而是强调假设的必要性检验。例如量子力学虽复杂，但其数学框架（如波函数）能解释大量实验现象，因而符合剃刀原则；反之，若强行用经典力学附加特设假设解释量子现象，则违反剃刀。奥卡姆剃刀的历史意义在于打破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形上实体的迷恋，推动神学与哲学的分离，并为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定基础。它并非否定复杂性，而是要求每一个假设都需承担解释责任。但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常常被误读为一种粗暴的认知信条：「解释越简单，越可能正确。」剃刀不是证据，更不是证伪机制这句「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被滥用于无数场合，特别是在网络中的哲学讨论中最为常见。典型如：「我们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世界运行，不需要假设神的存在。」听起来合情合理，但这是用剃刀跳过了整个神学、哲学与形上学的深层辩论。一些人批评这种做法是一种「伪经验主义」的简化崇拜，因为它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规律本身为何存在？如何奠基？如何解释其普遍性与可知性？ 这些不是简单用「因为它有效」就能打发的。因其表面上依赖经验观察，实则通过过度简化回避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当科学主义用「自然规律有效」解释其存在时，实际上将「存在哪些规律」与「规律为何存在」混为一谈。科学方法仅关注现象的可观察性，却无法解释自然规律本身的必然性。科学主义拒绝讨论自然规律的奠基，即规律如何从更深层的本体论结构中产生。经验主义主张「所有知识源于观察」，但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如数学公理）本身无法通过观察完全验证。这种简化崇拜源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离，导致科学解释陷入「工具主义」陷阱——只问「如何运作」，不问「为何存在」。自然规律的存在性涉及两个层面：事实存在（存在哪些规律）与存在理由（为何存在规律）。科学主义将规律简化为「宇宙巧合」或「观察归纳」，无法回答为何规律具有必然性而非偶然性。这种简化崇拜倾向于规律主义，将奠基问题消解为「无效提问」，从而回避了形而上学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科学主义无法解释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与目的性，需回归形而上学基础。经验主义的知识论无法自洽2，因其预设了非经验的逻辑原则（如归纳法合理性3）。简化崇拜会导致对终极意义的忽视，例如规律为何允许生命存在或道德是否根植于自然秩序。用奥卡姆剃刀否证各种未知的存在（灵魂、意志、神等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结构上的偷懒：它并不构成一个反驳，而只是以「更简单」替代了「更深层的解释」。所谓「简单」往往只是我们主观上对复杂性感知的失能，并不能构成终极尺度。当代网络语境中，另一个与剃刀并驾齐驱的误用术语是「可证伪性」。某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简化为「不能证伪=无意义」，于是乎神学、心理分析、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全都「被归入伪科学」。但他们忘了，波普尔只是提供了科学划界的一种方法论标准，不是知识合法性的终极裁判官。不是所有知识都必须服从实验室的逻辑，也不是所有意义都需经由定量指标来获得授权。若知识只能以可被证伪作为合法存在的前提，那人类经验的九成将被剃光，只剩一间空洞的实验室供自己使用。简化的暴政——剃刀如何屏蔽现实的复杂性剃刀的最恶劣滥用，常常不在学术辩论中，而是在公共叙事与心理应对中，以理性之名压抑复杂性之实。举例来说：当一名抑郁症患者因童年被父母情感忽视、缺乏安全依附与表达空间而崩溃时，有人用剃刀告诉他：「你只是想太多了。」当一个同性恋者因宗教、世俗冲突与身份压抑而长期自责时，有人说：「这只是荷尔蒙的问题，得怪你自己的选择。」当一个弱势群体面对体制性歧视而痛苦挣扎时，有人用剃刀裁决：「你过得不好，只能怪你不够努力。」这种「简化式解释」背后，藏着一种深层的不愿承担共情的意愿，一种对于社会复杂性与人类精神性的规避。这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冷漠的外包装。心理治疗领域尤其敏感于这种「解释主义的暴力」。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荣格的原型理论，拉康的语言镜像理论，哪一个不是建立在庞大的理论体系之上？这些体系并不因为它们复杂而「多余」，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精神本身就不是可以简化的线性结构。科学真的「简单」吗？别自欺那些动不动拿剃刀对神学与人文学科冷嘲热讽的人，往往自诩为「科学派」。然而，真正的科学，从不靠剃刀取胜。量子力学不是简洁的，它充满了概率密度、不可测性和观察者效应；进化生物学不是简洁的，它涉及生态网络、突变机制与行为策略；神经科学不是简洁的，我们至今无法还原意识的起源、主观体验的编码方式。事实上，科学最宝贵之处，不在于其「简洁性」，而在于其接受复杂性的勇气。奥卡姆剃刀在科学中作为「启发式工具」而存在，而非作为断言真伪的裁判法庭。所以那些用剃刀在网络上做「真理鉴定师」的人，不过是拿着别人的工具在炫技而已。他们像孩子拿着菜刀玩大人游戏，以为一刀下去就是真相，其实剃掉的只是自己面对现实的耐心。剃刀之后，还有什么？奥卡姆的剃刀不该是遮羞布，也不是神启，而是在无限复杂中追寻秩序的哲学姿态。它的使用前提，是对世界深刻复杂性的尊重，而不是轻浮的抛弃。剃刀之所以美，不是因为它砍得多快，而是因为：在处理复杂之前，先去除浮夸。但浮夸去掉之后，我们仍需面对庞大、模糊、多义的人类经验——那才是真正的哲学起点。如果用剃刀砍掉所有理解不了的东西，只是因为它们「不够简单」，那么最终会砍掉同理心、砍掉爱、砍掉悲伤，砍掉作为人的全部深度。剃刀不能让人通向真理，它只能让自己不迷失在废话中。但唯有愿意走进复杂，穿越痛苦，倾听多余，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人。注释 奥卡姆生活在中世纪，这个时期的哲学和神学辩论充满了大量的抽象实体和复杂的形而上学假设。柏拉图认为，物质世界背后有一个理想的“理念”世界，所有物质对象的存在都是对这些理念的反映。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设定了一个复杂的天使等级体系，认为天使的存在有多种层次和分类。然而天使等级的体系并不是圣经中明确列出的内容，而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基于对圣经经文的解释和哲学推理提出的。 ↩ 经验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认为一切知识必须通过经验来验证。这种自我矛盾体现在：因为它要求通过经验来验证一切知识，但它自己也依赖于一些超越经验的假设。 ↩ 归纳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推理方式，它通过观察一些现象的规律性来推断普遍的规律。然而，归纳法本身并不由经验直接得出，它需要一种假设：即未来的经验也会遵循同样的规律。这种假设无法仅仅通过经验来证明，因此经验主义在理论上存在自洽性问题。 ↩
短视频里的中老年人，饭桌上的导师
如果说一代人的青春是火焰，那么今天的中老年人，更多的是一堆潮湿的柴禾——燃烧不了，却总喜欢对年轻人指手画脚，仿佛他们才是火的主人。中老年人中有一些人从小被一套扭曲的价值观体系所影响：嘴上喊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心里却盘算的却是“只要自家孩子能上岸，别人死活不关我事”。这种价值观往下传，就成了一种悖论式的遗产：年轻人被要求听话、顺从、努力、奉献，而他们自己却活得自私、利己、推卸责任。于是整整一代人长大后，心理创伤和焦虑被包装成了“代际矛盾”，却少有人承认：这其实是上一辈价值体系的烂账。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寻找替罪羊。电脑是洪水猛兽，网络是精神鸦片，游戏是毁人不倦的妖魔。凡是年轻人能找到安慰的事物，都要被他们指责。可等到自己退休后，抱着手机一天能刷十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被低劣的算法牢牢套牢，甚至成了电信诈骗的头号受害者，却丝毫不觉得有问题。先把账目摊开。社会曾把“网瘾”当“精神鸦片”，直至2009年官方明令禁止用电击“治疗网瘾”，才算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踩了刹车。可十多年后，“游戏是精神鸦片”的标题又在大报网站挂出又匆匆撤下，给受惊的家长一点点情绪合法性，也给一些机构继续贩卖恐慌留了缝。这两次高调与急刹之间，是整整一代孩子的青春；家长在“救救孩子”与“教育责任缺失”的两难里摇摆，学校与一些机构用铁腕方式收拾复杂情绪，最后把失败甩给了游戏、互联网、乃至“西方文化”。而数据从不站队，它只照出谁在“杀时间”。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统计，短视频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156分钟，居所有互联网应用首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里50岁及以上的约占三成；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0亿，占总网民的九成之多。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10-19岁、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2.8%、18.9%和16.3%：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为33.5%。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85亿人，较2024年12月增长1490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1%；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55.8%。也就是说，“刷短视频的叔叔阿姨”不是段子，他们是真实、庞大且活跃的用户群。所以，当一些长辈指着屏幕骂“手机害人”，转身在“民间神医”“情感导师”的直播间里疯狂打赏，这不是道德失败，而是信息饮食的失败，把高糖分、强情绪的内容当成了主食。其中更尖锐的是情绪的传承。饭桌上的“要爱国、要吃苦”，在微信群里变成“抵制、喊打”的即时快感；对复杂世界的焦虑，常被变成黑白对立的道德指控。别急着把这叫“仇恨传统”，这更像一种低成本的自证清白：当结构让人无力，便需要一个廉价而响亮的正义姿势。这种由集体强化的道德盲点，不是某个人坏，而是环境诱发人群以为自己正义。于是，我们见到了一边在道德上要求年轻人“牺牲、顺从”，一边在日常里又把责任推给“平台”“学校”“社会风气”。替罪羊的仪式总要开始：先找一个对象（互联网、游戏、某个国家），把复杂的问题塞进去，再齐声松口气。这种“替罪机制”，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几乎处处都充斥着。当家长把一切归罪于“网毒”，就会错过真正该看的东西：家庭沟通的惯性冲突、评价体系的单一、以及少年自我叙事的贫瘠。把抑郁当成“任性”，把焦虑当成“抗压差”，比网络更先一步伤人。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仇恨看起来十分廉价。既要在口头上无脑宣扬爱国，又要抵制欧美文化，表演式地喊几句“买国货”，转头却为了便宜一块钱，在某些平台上买来劣质食品、日常用品。对日本文化充满仇恨，但偷偷看日剧、买日本电饭锅的人，也恰恰就是他们。仇恨的本质不是原则，而是情绪发泄的出口，哪里容易宣泄，就往哪里吼。思维局限是他们的标志性特征。他们常常把“社会整体素质”挂在嘴边，却从不反思自身。任何问题出现，总要找个“敌人”：年轻人不听话，媒体不正派，西方在渗透，资本家在压榨。唯独不可能承认，自己数十年间从未真正提升过认知，未曾建立过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既是“被荼毒”的一代，又是“继续荼毒”的一代。他们是社会教育的产物，却甘愿把这份教育再喂给下一代。他们在被支配时痛苦，却在轮到自己时享受支配的快感。于是整个社会像是陷入了循环：愚昧被复制，偏见被延续，权威被伪装成经验。年轻人的焦虑、抑郁、无力感，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了这份“烂遗产”。有人用“原生家庭”解释这一切，但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不正是由大批这样的中老年人共同塑造的吗？他们是道德绑架的传播者，是情绪化的煽动者，是社会保守性的根基。他们一边痛骂年轻人“不懂事”“玻璃心”，一边却又最容易受谣言煽动，最容易被不实信息带风向。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中老年人如何落伍”，而是他们在落伍的同时还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他们把狭隘当智慧，把偏见当正义，把无知当经验。而这一切，不断加深了年轻一代的心理负担。无奈的是，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他们又会成为“弱势群体”，会被社会叙事要求“尊老”“敬老”。到那时，年轻人还得一边背负因他们而来的创伤，一边继续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的荒谬局面，本身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写到这里，我并不想宣判“中老年人有罪”。相反，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同样被机器与叙事驯化的受害者，代际的焦虑从未被真正安放。短视频刷到麻木、直播间里被收割、电诈短信里“快去加群”的召唤，这些都在说明：问题从不是“他们”，而是一个把人当作注意力矿脉的系统。我也不打算把希望押注在“下一代更聪明”。我只反复提醒自己，别让批判沦为优越，别让锋利失了体谅。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话说得更重，而是把结构说清：信息饮食要控糖，家庭沟通要减盐，公共叙事要学会“慢火”。当长辈把短视频关掉十分钟，孩子把游戏关掉十分钟，我们就从彼此的故事开始：谁在害怕、谁在逃避、谁在等待被理解。如果一定要给这篇文字一个方向，那就是：人可以被喂养，但也能重新选择喂养什么。愿我们都别再把对方当作问题本身，而是一起把手伸进那台制造问题的机器里，摸清它的齿轮与脾气，然后关掉它最吵的那一档。
理亏的最后一件铠甲——抬杠与自我防卫
“抬杠”原本是用来形容那些锱铢必较、偏爱和人拌嘴的小打小闹。但到了今天，它已经转型成了一个万能护身符——只要对方提出异议，只要对方展现出比自己更冷静、更缜密的思考，那么恭喜，对方立刻可以被打包进“抬杠”这个黑名单里，盖章驱逐，连带着理性也一起被扫进情绪垃圾桶。当A发布了不符合事实的信息，B通过理性和事实指出，A就会说：你跟我杠没意思，有本事你和谁谁谁说去。言下之意是，你不配跟我讲道理，也懒得听你摆事实讲逻辑。最妙的是，这句话还暗含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好像主动拒绝思考、闭门造车，本身成了一种可歌可泣的姿态。你看，多骄傲啊，连逃避都能搞出一种自以为光荣的腔调来。其实，真正在杠的人并不是那些在逻辑上试图提出反例、补充论据、追求真实的人；真正的抬杠者，恰恰是那些一边自闭一边叫嚷着“不要跟我抬杠”的人。他们不是在讨论，他们是在防卫。他们不关心对错，只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冒犯了，是不是输了面子。如果说理性讨论是一场对真理的追寻，那么“指责别人抬杠”就是一次仓皇的逃亡。这背后藏着一个普遍但又羞于启齿的心理机制：投射。自己内心隐隐知道，自己其实没什么底气，但又不想面对这种自卑，于是干脆把对方描绘成无聊、较真、居心叵测的人——“不是我笨，是你坏”。这种操作并不罕见，它是“自我防卫机制”（self-defense mechanisms）的一种形式：先贬低外部世界，再回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壳子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操作系统里，默认对方没有付出努力是一件必须完成的步骤。否则，一旦承认对方是在认真思考、严肃对话，自己的武装体系就会轰然坍塌。承认对方认真，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轻率；承认对方有道理，就意味着要直面自身的浅薄。显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不堪设想的心理浩劫。于是，最简单的路就是：对方杠我了，对方就是恶意的。就像小孩在地上打滚哭闹，理由不重要，姿态才是全部。如果我们把这类现象放进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看，它其实和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脆弱的自我建构逻辑密切相关。在一个信息爆炸、社交媒体催肥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在用碎片化的快感堆砌自尊，一遇到不同意见就像被剥了皮，暴露出赤裸裸的无能与惶恐。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一群“伪反叛者”：表面高举独立思考、反权威的大旗，实际却连最基本的理性对话都无法承受。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信息无脑认同，对自己厌恶的声音本能封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逼到墙角”，实际上连讨论的门槛都懒得跨进去。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中世纪教会对异端的态度。当年，很多异端并不是被认真辩论后判定为错误的，而是直接被打上“恶意”、“邪恶”的标签，送上火刑柱。今天，火刑柱已经不存在了，但心灵的绞索依旧紧缚着每一个拒绝思考的人。只不过，这一次，点燃篝火的人，是他们自己。理性上的辩论与抬杠有本质区别。辩论是为了接近某种更高的真理，哪怕是临时性的、带着偏见的真理。而抬杠，只是为了逃避痛苦的自省，把真理当成敌人。你怕的，不是被杠。你怕的，是面对一个你无力应对的、更清晰的世界。毕竟，真正自信的人，是不会害怕对话的。只有脆弱者，才需要把自己的无知藏在“不要抬杠”的伪善外壳下。而且，说句实话——如果你的立场经不起别人的三两句质疑就崩塌了，那问题真的不在别人有多爱杠，问题在于你从一开始就没立起来。
谈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总有人喜欢站在一个方便又安全的立场，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舒适的偏见。宗教是坏的？因为极端主义、邪教和历史上的种种血腥。宗教是好的？因为爱人如己、平等博爱和救死扶伤。这种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看似坚决有力，实则是一种懒惰。人类世界的复杂，绝非几句标签就能概括。先说痛苦。基督教教义中，神并不创造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人。在于人的什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这话一听就让人不舒服，仿佛所有的苦难都该自己扛。可换个角度想：正因为人类拥有选择权，才有可能做错，才会为人类自己的恶行承担后果。这是一份令人胆寒的责任。自由意志是把双刃剑，它让人们能够爱他人，也让人们能伤害他人。问题不在于这把剑本身，而在于握剑的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被判定为自由，因此对一切行为负责。自由意志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诅咒，它让人类拥有选择权，也让我们必须为每一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宗教，只是这个复杂选择中的一个维度。当有人拿着这把剑做了恶，就开始有人怪剑不好了。宗教也一样，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在于解读与实际操作。有人用宗教治愈创伤，有人用宗教制造创伤；有人在教义中找到包容与爱，有人用教义来排斥与仇恨。极端主义和邪教的产生，从来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人性中的贪婪、自私、操控欲、对权力的渴望，这些才是歪曲信仰的根本。举个例子。抗战时期，很多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中国平民1。有人会说：这是为了传播西方价值观，是文化侵略。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说这些话的人救过谁吗？在键盘上敲敲字、发表几句愤世嫉俗的批评，远比实际行动轻松得多。而这些传教士，不但救人，还把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目的可以被怀疑，但行动本身却是赤裸裸的善。再看宗教带来的正面成果。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基督教观念已成为现代人权的基石2。洛克在《政府论》中强调的自然权利观，与基督教教义中的“人皆按神的形象所造”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催生了启蒙运动，进而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与人权理论。双休日的普及3、婚姻与爱的理念4、孤儿院制度化起源5、现代化医院的设立6、公元纪年的使用7、现代科学的起源8、甚至各种哲学思想和各种“主义”9——这些文化成果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其中的宗教根源。通识教育中的“去宗教化”更是让人不知道很多概念的起源为何，下意识会把“宗教”与“落后无知”强行绑定。享受着这些成果时，人们绝口不提其来源；但一提到宗教的负面事件，又恨不得把整套信仰体系打入冷宫。这种“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行为，何其讽刺。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同的学者对于宗教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佛洛依德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的“幻想”，它起源于人类的原始冲动和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的防御机制，是人类对焦虑、死亡以及对不可知的恐惧的一种补偿。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普遍的强迫神经症”，是人类通过“妄想性地重塑现实”来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的大众妄想。但荣格认为，宗教不仅是冲动和冲突的投射，而且是人类心灵中的原型的表达。这些原型是我们心灵深层的普遍结构，宗教象征着这些原型的具象化，具有治愈和整合的功能，能够帮助个体通过与集体无意识的联系，最终达到心理的整合与自我实现。拉康认为，宗教是一种将“大他者”（the Big Other）符号化的系统，通过法律、禁令和信仰体系来体现社会、文化和语言中支配个体存在的外部秩序和规范。这种符号化过程不仅限于宗教本身，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构建。作为象征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关涉个体如何在语言和社会规范中确立自身位置。拉康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在符号世界中展开的，而宗教正是这一符号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一种伦理实践，通过符号化将道德法则内化为个体的自我认同。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正是说明了宗教与文化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宗教经典的解读也永远是多样的，区别在于你往“好”的方向解读，还是往“坏”的方向解读。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语言的局限性与文本的开放性，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投射与偏见。当然，我并不打算把宗教神圣化。宗教也曾被利用，成为压迫、战争和不公的工具，如同我在批评极端基督徒时文末所引用的那句话一样。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承认这些黑暗的同时，也看到其光明？偏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人失去辨别力，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一个便利的靶子，而不去深究问题真正的根源。自由意志带来了选择，也带来了责任。而正是这种责任，让人类社会显得如此复杂。宗教作为一种工具，能够激发人性中的善，也能够放大人性中的恶。那些将宗教简单归为善或恶的人，通常是逃避了复杂性的懒人。信仰的存在，不应成为人类推卸责任的借口，也不该被妖魔化成一切恶行的根源。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痛苦源于人性，选择源于自由意志。宗教是工具，用于疗愈或伤害，取决于握住它的人。任何信仰体系都有被扭曲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该被否定。否定宗教，并不能消除人性的恶；承认宗教的善，也不意味着忽视其历史中的黑暗。我们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立场，而是更深刻的思考。注释与参考资料 约翰马吉，美国圣公会牧师，传教士，南京大屠杀时期救助大量中国平民和伤兵，并拍摄胶片成为日军大屠杀铁证。雷鸣远，比利时籍天主教遣使会神父，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在中日战争初期，他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彭永恩，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徐州的38年中，他通过教会学校、医院等避护所，拯救了几千名徐州妇孺，被誉为“徐州拉贝”。饶家驹，法国籍耶稣会传教士，1937年在上海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饶家驹区”。艾伟德，山西阳城的女传教士，在战乱时期收留了94个孩子，并护送他们前往西安。艾得理牧师，在河南的英国传教士，独自一人镇守大门，保护中国人免遭日军杀害。英勇的传教士数量太多，本文无法一一列举。 ↩ 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最初源自新教对《圣经》的解读。新教改革运动反对天主教对宗教的垄断，强调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拥有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和平等地位。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在宣言中使用的"造物主赋予"概念，本质上是新教自然神论与洛克社会契约论的融合（至今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依然会将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二战后，这一概念在各方的努力下，由美国32任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作为人权委员会的主席牵头，去除其宗教色彩，将条款世俗化，成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核心内容，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 犹太教的安息日传统（即每周的第七天，通常是星期六）用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和休息。然而，因为基督教的发展，基督徒逐渐将安息日的庆祝日从星期六转移到了星期天，认为这一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星期日（礼拜天）也成了固定礼拜的日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厂的运作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逐渐受到关注。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基督教国家，许多基督教教会和社会运动开始提倡星期六和星期天作为休息日，给予工人更多的时间休息。1994年以前，中国的劳动法要求一周工作六天，为了与国际接轨，且双休也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开始了双休制度。 ↩ 参考《从历史文化与个人经历浅谈--究竟什么是爱》一文。 ↩ 基督教强调对穷人、孤儿、寡妇和病弱者的关怀，早期基督教会的领袖和修道院就积极参与帮助社会中弱势群体。基督教圣经中的教义，如《圣经》中关于“爱人如己”的教导，促使基督教信徒积极开展慈善工作，包括为孤儿提供庇护和抚养。孤儿院的制度化起源于公元4世纪，与基督教合法化（313年《米兰敕令》）后教会慈善体系的完善密切相关。很多修道院开设了孤儿院，提供食物、住所和教育，帮助这些儿童成长。随着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孤儿院逐渐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教会和修道院中设立，成为对孤儿提供长期关爱和抚养的机构。在中国本土，古代也有类似孤儿院的救济设施，如唐朝武则天时期全国佛教寺院组织救济机构“悲田养病坊”，宋朝开始官家开办“慈幼局”。元代起废止官办的“慈幼局”，类似职能由民间组织继续承担。明清期间重设官办救济设施，但专业性不及宋代。晚清时期，基督教组织开始在华设立育婴堂、孤儿院，这些机构填补了晚清社会动荡中的救济缺口，如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为1864年由法国耶稣会建立。但当时的基督教孤儿院常因收养弃婴与本土习俗（如溺婴、重男轻女）冲突，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有时遭遇文化和社会的抵制，部分机构被质疑“以慈善为名行传教之实”。民国时期，基督教依然承担着各种社会福利活动，如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曾接办并恢复了盐灶孤儿教养院等等。总体而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的视角下，宗教在孤儿院设立上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虽然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系逐渐由政府主导，但宗教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许多贫困和冲突地区最早提供援助的力量之一。在战乱、自然灾害以及经济困境的背景下，宗教慈善团体常常比政府先一步提供庇护、食物、教育等基本生存资源。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通过孤儿院、救济站、医疗设施等形式，帮助了无数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弱势群体。这种行动不仅在短期内缓解了困境，也在长期中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即使是现代中国社会，宗教依然承担着很多社会服务活动，如医疗卫生、养老托幼、助残扶贫、助困资学、灾害救助、公共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一些地方性的基督教教会和个人也成立了相关社会服务机构，如上海基督教两会于2015年成立上海天爱公益基金会。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强调税收减免、政府资助等政策支持。2017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团体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明确了其在扶贫济困、助老助残、医疗康复等方面的责任。我个人所认识的一些基督徒，其目前所在的教会也依然承担着抚养孤儿的责任。 ↩ 现代化医院的设立与基督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基督教传统中的慈善精神和对病人、贫弱群体的关怀上。在基督教教义中，耶稣提倡对病人和弱者的关爱，认为照顾病人是神圣的任务。这种教义直接影响了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包括医院的设立。早期的欧洲的医院多由教会或修道院创办，主要承担病人的照料和护理工作。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医院逐渐转变为以医学为主导的专业机构，形成了目前的现代化医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是国际上现代化医院的起源，而非各国传统医院的起源。在中国本土，鸦片战争后，西医传入中国，教会医院开始在中国逐步设立。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最早的中西医结合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1869年，美国长老教会的传教士道济来到中国后，发现当时的接生方法非常落后，导致许多婴儿出生几天后就夭折，大哭一场，回到美国后花了8年时间在各地募款，最终为中国建立了一所妇产医院。医院于1880年秋季开始建设，并于1885年正式成立“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更名为“道济医院”。该医院是北京市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主要专注于妇产科。医院在推广现代接生方法、开展疫苗接种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道济医院被北京市政府接管，并改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这些医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医院的起步。直到1949年，中国全国教会医院总数超过340所。1949年后，政府逐步接管教会医院，经历国有化、合并重组、更名升级等方式转型，如南京鼓楼医院（原基督医院/俗称马林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原协和医学堂）、四川华西医院（原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仁济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原博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广慈医院/圣玛利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原山东基督教大学医科）、湘雅医院（原雅礼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原汉口仁济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博习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原道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公济医院）等等太多无法列举完。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最好的三甲医院”中，前身为教会医院的占比极高，例如“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四大名院均属此列。教会医院引入了现代西医体系，推动了中国医疗从传统“坐堂医”向制度化医院的转型，其建立的医学院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护理教育体系，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专业医疗人才。 ↩ 国务院官网“中国政府网”介绍公元纪年时直接用了“耶稣基督”的概念来说明，以下内容来自于中国政府网的介绍：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公元是“公历纪元”的简称，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年）。公元常以 A.D.（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 B.C.（英文 Before Christ 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这种纪年体系开始在欧洲各国采用。 ↩ 现代科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强调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序的宇宙，这一思想为后来的科学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统一的框架。当时的基督教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所有现象都遵循上帝设定的规律，这种观念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和广泛性。通过将自然界视为上帝的创造物，而非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这种自然观帮助科学家们摆脱了迷信，能够更加客观地研究自然现象。许多早期的科学家认为，揭示上帝所创造世界的奥秘，实际上也是理解上帝自身的方式。因此，探索自然界的规律成为他们的动力之一。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许多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其信仰深受基督教影响。牛顿便坚信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并试图通过数学公式揭示上帝设计的宇宙法则。他的“自然神学”观念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科学被视为探寻上帝创造的工具。随着科学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框架，成为独立的、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 ↩ 典型的如资本主义，可参考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除此之外还有康德道德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存在主义、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等等均有很强的影响与关联。 ↩
认知的冲击与改变——敢于面对自我的不完美
认知的改变，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或许你和我一样，都能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人、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一旦这些看法被挑战，便会涌上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抵触情绪。毕竟，改变认知等同于重塑自我，谁会愿意轻易放弃那种熟悉且安全的自我形象呢？“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揭示了一个事实：现代人身处的信息爆炸的世界，充满了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的认知。人们只挑自己能接受的、符合自己既定信念的信息，像是一个自设的过滤器，主动屏蔽掉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懒惰，倒不如说是保护机制。因为当个体试图挑战自己的认知时，就相当于在挑战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真理”，这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那种被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崩塌的感觉。就像ONO喜欢在自己的博客做的那样，一些复杂的问题他常用与文章核心不符的标题，加粗容易错误理解文章核心的句子，来判断读者是否仔细阅读。这种“社会实验”虽然看起来恶趣味，但是的确能看出一些问题。虽然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也能看出，有哪些人仔细看了我的文章，哪些人只是简单扫了一眼。因为我的文章经常很长，内容也很抽象和复杂，论述过程虽然逻辑上相对通畅，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理解。如果不仔细阅读我的论证过程，也容易误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再者我写文章努力不讲废话，导致即使有加粗的内容，未加粗的内容有时也很重要。即使使用某些工具总结，也未必能抓住我论述的核心。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批判读者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很正常，毕竟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产生误解了，我也经常会详细解释，这种不同观点的交流也是乐趣所在。立场坚定≠独立思考，也可能是迷信权威我能想象，在阅读我的文章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你也未必全对吧，你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 这点我不会否认，我也知道我的认知可能存在漏洞，或者某些地方并不完美。正如每个人都会犯错，认知也是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但是，我的观点从来不是凭空捏造，在我的角度，我“对得起”我写的文字，而不是我一时的情绪发泄。在写文章选题涉及的内容时，除了基于日常阅读的各种书籍和文献所总结出的知识外，我还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其他关联文献进行核对和佐证，以尽可能确保我的思考不仅局限于个人的片面看法。我的博客，更像是一个思维的实验室，记录我的思索过程。在我看来，正是通过自我质疑与反思，我才能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逐渐接近更真实的理解。在不了解一个领域时，我一般不发表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发表出来的可能在熟知某些领域的人看来很幼稚或可笑，因为这样的言论必然夹杂着大量不专业的理解和无知带来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会给阅读的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互联网各公开平台的评论区中，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了解了一点皮毛的知识，他们就急于发表意见，热衷于宣扬或反对，而不去深究自己的立场是否充分和准确。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事情，个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却无法做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评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假装自己很懂，进行所谓的理性和客观分析，那除了自欺欺人外，毫无意义。在一些互联网社交平台中，一些人常用“我觉得你这个不对”这类非常主观的表达为自己辩解，或者引用看似简洁、深刻但已经滥用的陈词滥调。还有人转载那些表面有力、实则片面、主观且激进的文章，随便复制粘贴一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自以为理解了一切，藐视不同意见的人。实际上，这背后经常缺乏深度思考或学术理论的支持。发表立场时，甚至连术语的准确定义都没搞清楚，只是根据术语的字面意思加上自创的解释，自以为是的开始站队。结果一番自我陶醉的解释后，立场的真相立刻暴露，因为从解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不了解自己所提立场的真实含义，更没有深度思考和了解、学习过相关的领域。这类人并不是真的在思考，而是迷信某些权威或主流观点。又或者将长期被周围环境被动灌输的刻板印象披上了“个人观点”的外衣，却不是自行学习研究和反思的结果。试问一下自己，发表各种言论之前，是否自行阅读过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还是说只接受了家庭教育、学校义务教育、网络上的零碎信息流的推送，外加个人的臆想、捏造和拼凑？这种认知就像是封闭的小圈子，外面有世界的广阔，而自己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在他们看来“为何要去接触复杂的思想？面对陌生的挑战，真的是太麻烦了”，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多舒服。信息茧房的舒适感，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如同“大赦”一般。在这场信息的“冲击”中，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至少，我希望别人能够深入审视我的观点，而不是仅停留在“我觉得”这样的主观看法上进行批判。毕竟，“我觉得”只是个人认知的表述，而非用来反驳他人的工具。在批判一件事物时，应当优先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主导，否则只是纯粹的释放情绪垃圾。这样做的人多了，互联网自然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各大平台的“公厕”外号也因此产生，例如某些平台被称作“男厕”，有些平台被称为“女厕”，甚至还有充斥大量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童厕”。人无法凭借个人经验去定义整个世界，需要有勇气面对那些不愿承认的“真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改变认知，意味着接受自我解构的痛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改变的痛苦与自我欺骗的短期安慰认知的改变就像是与自己深埋在内心的偏见、恐惧做斗争的过程。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的过程，哪怕这个过程能带来更深的自我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而这，正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网络世界中，总是看到那些坚守自己偏见的人，他们活得像是穿着“认知盔甲”的战士，不允许任何破坏自己舒适区的东西闯入。当然，是否选择改变自己的认知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当前的认知偏差让自己感到舒适，那不改变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个人的决定，只要不去影响他人、强迫他人的意愿即可。如果坚持自己的偏见并强迫他人，“网暴”就会产生。但矛盾的是，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意识到认知偏差已经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痛苦，却仍然不愿意改变时，便会陷入一种“既想摆脱痛苦，又不愿改变认知”的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加剧了焦虑与困扰，同时他们也常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个“大他者”，尤其是他人。继而产生一种“自己痛苦的根源都是别人和社会的错，自己完全没有错”的“错觉”。为了获得心理安慰，他们会寻求更多和自己一样存在认知偏差的人的共鸣，也是我们常说的同温层效应or回声室效应。然而，这样的安慰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短期逃避，最终仍然无法解决“既要又要”的困境。在研究某些领域时，尽管我可能极度不认同某本学术书的观点，但我仍然会努力坚持读下去（即使不免有把作者从书里拉出来揍一顿的冲动），并试图分析作者持有这些观点背后的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不是一味忽视或排斥。扔掉这本书，两眼一闭就当不存在这固然简单，然而也让自己丧失了获得不同角度观点的可能。直面自我的不完美，抛弃伪装我也理解有些人看不惯我的观点，觉得我不够“友好”，或者说得不够“讨喜”。我完全可以迎合大家的喜爱，去发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然而这从来不是这个博客的初衷。正如我过去一贯所说的，如果我不表达真实的自己，那么我的博客的灵魂就死了——变成了一个取悦他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场所。做一个“讨喜”的人，必然不能说真话，又或者真话只说一半，有一部分只好不说。而说真话的人，必然在一些人看来会“不讨喜”。然而现实社交中，大家都说客套的“假话”，表演成别人喜闻乐见的人，难道到了网上，还希望见到这样的人吗？对我个人来说，真话永远比空洞的客套话更有价值。谁都可以在社交场合上装作完美的人，然而在这里，我选择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选择直面那些让人不愿触碰的痛点。如果我的文章引发争议，我并不反感。争论本质上是沟通，是思想碰撞的过程，特别是当我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信心时，我相信它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观点存在不足，可能会有更专业的声音提出批评，这正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此，即使是争议较高的话题，我坚持不关闭评论区，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面对质疑。然而这也不代表我需要接受不专业、过度情绪化的指责，因为指责的内容是否经过了理性上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偏见、无知与刻板印象，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认知改变的痛苦与抗拒并不是个例，它是普遍的现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那面看不见的茧房，阻止着我们触及那些深刻的自我反思。而这厚厚的茧房，正是我们不断维护自己的认知舒适区的代价。而那些勇于质疑、敢于改变的人，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向那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自我。
受害者与加害者：原生家庭痛苦的代际传承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家庭是每个人最初的“庇护所”。这是一个理应为人提供最初的支持、关怀和归属感的地方。当家庭成为伤害的源头，这个原本安稳的港湾便转变为一个无形的牢笼。但是在家庭关系中，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角色不如表面上那么明确。人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你明白，父母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似乎温情，却让父母的过错得以合理化，更让子女的痛苦无处可诉。家中的长辈，无论是父母，还是更远的祖辈，在情感上受到过创伤，甚至未必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却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这种创伤施加到下一代身上。它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虐待，也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言辞暴力，经常是在一种看似温和、日常化的家庭互动中，以隐性压迫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隐形”暴力，更具破坏力。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将自己的精神困境、情感压抑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或许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也许只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与焦虑。甚至从未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就是一种加害。无意中，他们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传递给下一代。孩子们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不仅要面对父母的期望和情感缺失，还需要承受“原生家庭”所赋予的负担，这种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时候，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就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似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我们可能正逐渐成为对下一代或者他人的“加害者”。我们习惯了从父母身上获得自我认同，习惯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期待，最终，我们的身份也被这种“需求”所绑架。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时，也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他们的情感模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未解的创伤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加害”，也是一种代际间的情感“遗产”。如同我之前的《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一文中，那位年入千万的女性案例一般。代际传承是一种看不见的链条“遗传”一词，在许多人眼中总与基因、血脉相关。然而，情感的遗传却是一种比基因传递更为深刻、更为潜移默化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会忽略情感与心理上的代际传递。父母所经历的痛苦、失败和未能愈合的伤口，容易无声地传递给孩子。你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继承了他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继承了他们未能处理好的情结（未竟事宜）和心理模式。抑郁症、焦虑症，甚至更复杂的情感障碍，不是单纯的生理或心理因素，更多的是家庭中的痛苦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父母的情感空虚、逃避责任、冷漠甚至暴力，都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他们不需要言辞去传递这些“遗产”，孩子们就已经感知并深受其害。父母没有意识到，这种代际的痛苦传递不仅是精神或情感的“遗传”，它是一种“生活模式”的继承，是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观念代际转移。在莫比乌斯的《艺术家的诅咒》一文中，我也如此评论：「抑郁会遗传」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这种“遗传”并不是基因传递，更像是原生家庭环境中的一种情感和心理模式的延续。例如，抑郁症的孩子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可能父母一方或双方就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源自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背景。这样的问题会在不知不觉中代际传递，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继承。责任的模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失衡社会普遍期待孩子理解父母的辛劳，并且原谅父母的过错。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常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父母通过“养育”子女来获取道德上的高地，他们的牺牲、付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子女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负担。父母的伤痛被不断放大，转化成一种“父母为人不易”的情感，父母的过错也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让孩子感恩。问题在于，孩子并不是“为父母好”的唯一工具，特别是在父母已经无法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化认知去反思：在无形中，这种亲子关系中的责任错位，可能会加剧父母对孩子的伤害，而孩子则被迫在这种责任感的牢笼中自我压抑。父母的情感未愈合的伤口，最终往往会在孩子的生命中不断被重演，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代际传承的影响，从家庭到社会不过，这种代际传承并非仅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传递的痛苦和创伤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模式。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情感冷漠、心理压迫，或者无力感的培养，那么他在社会中也许会继续延续这种情感模式，逐步影响到他与他人，特别是与同龄人的关系。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们，会用自己从父母那边“传承”下来的“个性”，伤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关心他们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代际传承甚至通过文化、教育等社会力量得以进一步放大，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现象：当社会上充斥着焦虑、无力感、冷漠和疏离时，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这一切，是否与每个家庭的“原生创伤”有关？不止是个人，整个社会的情感气候，都在不断地传递着上代人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追溯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历史和记忆，甚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是隐形的，是潜移默化的，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无处不在。扭曲的救赎与责任的归属最为讽刺的是，虽然每一代人都身处在这种无形的压迫和伤痛中，但却无法意识到，这种痛苦与他们的“责任”紧密相连。很多时候，人们容易会陷入“父母给了我们创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治愈”的误区。人们希望在父母的期待中找到自我认同，努力去弥补他们的遗憾，试图用自己的“善意”去解救他们。然而，这种“救赎”的过程是自我牺牲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创伤是无法由下一代来治愈的。在这种情感的负担和扭曲的责任感中，很容易迷失。于是开始将自己的人生与父母的需求捆绑在一起，努力填补他们的空缺，却忽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救赎”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真正需要救赎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魔咒”最令人痛心的，并非父母的过错本身，而是父母将这些过错投射到孩子身上时，带来的无尽内疚感与责任感。当我们还在努力理解父母的痛苦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推入了同样的漩涡。这种情感上的“投射”，让许多孩子即便已经成年，仍然被父母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所左右，深陷于无法自拔的负罪感中。在《究竟什么是爱》一文中，我就分享过我的母亲，在几十年的中如何被我外公外婆用各种方式威胁与掌控。真正的解脱，并非从父母那里寻求理解或拯救，而是从自我开始。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父母虽然曾为我们做出了种种牺牲，但他们并不完美，他们的痛苦并不完全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我们才有可能挣脱这条情感链条。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然而，现实是，父母不能也不应当承担这一角色。他们的伤痛未愈，我们更不应该替他们疗伤。真正的自由，不是在父母的阴影下努力理解他们，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走向独立和成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治愈”父母，也没有义务承担他们未曾解决的情感负担。我们需要学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打破家庭中的情感依赖模式，独立于他人的期待之外，去寻求自己的解救。这不仅是对自我的解放，也是对父母的“放手”。如同我在桜庭夜的文章《我究竟该如何长大？》一文中的评论：能把这些内心的烦闷写出来是很好的，你做的很棒。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孩子可以解决的了的。父母这种关系，当初在一起，是父母的错，他们做为成年人，理应自行承担后果。我作为从一个原生家庭脱离的人，在阅读你的文字时，也想哭。你作为后辈，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并不平等，你很难去干涉他们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通过有意无意的，将这种责任甩给你，是他们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你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独立承担这种事情。不少父母自己性格和认知的问题，也是他们在自己扭曲的原生家庭长大中导致的，他们也应该自己救赎自己，而不是靠孩子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找机会脱离于这种痛苦的家庭，走到远方，过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独自生活，又或者是和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不要变成和父母一样的人，斩断这种“魔咒”。很多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一定要奢求从父母身上得到救赎和爱，最爱自己的是自己本身，其次是爱你的另一半。桜庭夜也对我的评论做了如下回复：的确，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家庭“遗传”，他们会将冷漠、暴戾、虚伪、小气带到自己的人生中，并继续戕害他人和自己的下一代。我也希望我能使这些残酷的事情从我这隔绝。希望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并没有从父母身上奢求救赎和爱，我从小就体会了很多他们冷漠无情的话语。然而我也感恩他们对我的养育，所以我由衷希望他们和家庭能过得更好。但是显然我目前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hhh谢谢白熊阿丸的评论，你的评论让我感受到力量。——桜庭夜从更广义的层面看，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代代情感创伤背后的根源，并通过自我觉醒和反思去打破这种无形的传递，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走出这一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父母的“救赎”，更不需要他们给予的爱与责任。最爱自己的是自己，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自身的觉察和力量。痛苦是无法完全被“继承”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而走出痛苦，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放下那种负担，放下父母未曾完成的“任务”，活出自己的样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针对极端无神论者浅薄论述的回应
这篇文章旨在回应一些极端无神论者对有神论者的批评，特别是部分人在浏览了我的博客后，主动针对我个人的信仰与认知的诋毁。内容可能会显得直接甚至强硬，但请理解，这并非出于个人的情绪，而是为了对这些片面与未经深思熟虑的诋毁作出反驳。我绝大多数的朋友，均是无神论者，并且他们都很友善，即使我最亲密的人也是无神论者。我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与选择，并坚信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信仰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贬低和攻击他人的信仰。对于那些以误解或无知为基础的批评，我认为有责任为自己的信仰与认知提供清晰的回应，我也做不到明确针对我个人的诋毁而视而不见。同时，我一直努力减少过于情绪化的文章出现在我博客的频率。我成长在无神论的家庭中，我的有神论信仰是我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源自我对世界的理解、直觉以及我所学习的知识，特别是通过学习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学科，甚至其他宗教的书籍和文献，以及不断自我质疑、反思、解构与重构后，形成了我独立的信仰体系。尽管这些领域的理解不能算得上精通，但我对其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掌握。我想对一些将自己信仰推向极端的人说，若是因为心理困扰或认知上的局限，应该寻求专业帮助，而非通过攻击他人信仰的方式发泄不满。认知的不足应通过学习和反思来弥补，而不是通过贬低他人的信仰，甚至是那些对自己有善意的人的信仰。请注意：本文中的“上帝”或“神”一词，指的是世界起源、宇宙法则、真理、道、奇点之前的未知、罗各斯（Logos）等抽象概念，而非宗教中的人格化“造物主”。本文并非是宗教的宣传，而是从哲学角度为主针对有神论的科普性解释，所以尽可能用了通俗的概念去表述。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否，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神学和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可是，大部分站在反方立场的讨论，只是噪音与未经过深入思考的挑衅。很多反驳以一种几乎幼稚的方式，妄图用狭隘的逻辑和简化的思维去论证上帝的不存在，实在是对复杂问题的轻率处理。这些论证，犹如蚂蚁用微小的感官去否定人类的存在，充满了讽刺感，试图扭曲一个远远超越人类智慧的概念。最终所得到的，便是被自我满足和自我感动蒙蔽了双眼的虚妄。极端的反对者总是热衷于讲述上帝不可能存在，理由无非是世界的起源、宇宙的规律或道德的设定等问题，又或者是思想实验如“让上帝去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类已经被说烂的全能悖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用的逻辑，正是被上帝，或更准确地说，是被真理与法则，所创造和维系的。他们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空间与时间的框架，甚至他们所谓的“无神论”本身，都无一例外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庞大的、超越人类理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上帝必然是跳脱于因果逻辑、定律、时间、空间、物质、能量、符号、言语、是否、对错、存在、虚无、人类意志、意识、自由意志、道德、情感、理性、符号、观念、命运、偶然、必然、善恶等一切人类能表述与感知的概念框架之外的存在（甚至“之内”“之外”一词来约束上帝都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这些概念框架所指代的，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种对“一切终极”其本身的符号化表述。但语言存在局限性，我只能如此“不准确”叙述。严格来说，无论如何用语言、概念、符号与逻辑等方式定义、描述上帝，都是对其的一种误读。简而言之，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那么连“虚无”本身也无法成立。而“虚无”何以为“虚无”呢？正是“存在”赋予了它定义。有人试图用“存在”来揭示万物背后的意义，而这一切，正是从“上帝”或“真理”这种存在的创造开始的。你无法用自己有限的认知框架，去否定一个超越所有框架的存在。所谓的“世界”，它不仅指的是你基于个人主观意识上能触摸、看到或计算的东西，它还包括所有你无法观测到的领域、维度，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存在状态。上帝是那个超越一切理解的起点，唯有在这种存在中，才有可能有我们现今所称之为“存在”的一切。于是，在这个层面上，所谓的反驳就显得有些可笑。你试图用自己有限的逻辑去否定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存在，是多么的荒谬。这不是哲学的对话，这更像是在拿铁丝网和沙粒来对抗汹涌的海潮。正如一只蚂蚁无法理解天空，微生物也无法洞察人类的思维一样，你无法理解超越你的存在。最终，通过理性和逻辑的论证，所谓“上帝不存在”的主张，实际上只是否定了一个被个体或人类所构建的“符号化上帝”，而不是指向任何超越人类认知的那个“终极存在”。可以假设一个假设，假如真理本身——一个被许多人赋予各种不同名称的“上帝”——是整个世界的起源与根基。那么，是否“真理”能够自我创造或自我操作呢？如果真理没有能力产生真理，那它又如何能存在？但这样的问法，本身就揭示了问题的荒诞性。因为一旦我们承认“真理”存在，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它不需要“创造”自己，因为它本身就是绝对的存在。我们常陷入对这些概念的死磕，但又忽视了一个问题：是否一切的“真理”，最终都源自某个“创造”的起点？而不应止步于争论某个特定真理的“创造”过程。上帝的存在，或许并非仅局限于宗教上的“上帝”。我们可以换个更抽象的词，如“法则”、“真理”或“宇宙的秩序”。这些概念是否能脱离存在的框架，去反驳或否定自己呢？显然不能。很烧脑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无法推翻一个定义并决定你所有可能性的根本存在。如果“法则”或“真理”是宇宙的根基，它们定义了我们的存在和理解的框架，那么你无法在这个框架之外去挑战它们，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基础。某些反对者乐于将“上帝”这一抽象概念人格化，然后进行反驳，甚至用简单的人类主观标准，如“善恶”来进行评判。然而，这种人格化本身便是一种简化和矮化的过程。一旦将“上帝”视为具有人格的存在，许多相关的概念和特性便会出现不自洽的情况。就像试图论证“真理”是善还是恶一样，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真理是善的，那是因为它始终符合“自身法则”，是“自洽”的，是“正确”的；如果说真理是恶的，那是因为它有时表现得“无情”，不考虑人类的情感因素。然而，真理或“上帝”并不受限于人类的认知框架或逻辑推理，它超越了这些限制。人类的理性和理解能力，始终局限于法则和真理之内，无法定义或限制它们。这些就是宗教中所认为的“神格”。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另一个令人弄不清楚的问题：到底上帝是什么？他是否真的是《圣经》中那个上帝？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宗教派别对上帝的解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派别中，不同的神学家也有不同的观点。在《圣经》中，确实通过“人格化”的比喻和表述描述了“神格”的上帝。选择哪种教义的解释，遵守哪种教义的规定，是每个人自由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上帝”的概念进行简单的割裂。在宗教之外，上帝可能并非具有人格的神祇，它更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超越语言与文字的力量，它让一切发生，又让一切停止与终结。就像印度教中的梵天之梦，万象有始有终。正如不同人眼中的《哈姆雷特》各异，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科学、哲学理论中也有不同的“上帝”，但它们最终都指向那同一个终极存在。有人或许会说了，“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这个时候你怎么又不坚持自己的宗教观点了啊？”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在多数基督徒看来，特别是极为保守的基督徒看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甚至称不上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一直以来的第一身份一直只是一个有神论者，而非基督徒。我之所以被归类为基督徒，是因为我自己对“神”的理解，比较契合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而已。比如基督教新教的自由主义派或者现代主义派，就有一些观点和我类似。所以我一直自称是“广义上的基督徒”，因此我对各种其他的信仰，有很高的包容度。像是著名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就提出了“道德神学”的概念，认为上帝的存在并非可以通过科学或哲学的逻辑推理直接证明，但作为道德生活的必要假设，上帝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要求有一个“终极的法则”和“至高的道德秩序”，这个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上帝或者绝对的道德理性。理性只能处理经验世界中的事物，而对超越经验的领域（例如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永恒等问题），理性是无力的。而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即使对宗教中的“神”的人格化嗤之以鼻，然而他相信存在造物主。在谈到神时，提到“宇宙的精神”或“宇宙秩序”，并且他推崇“斯宾诺莎式的神”（著名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认为神即是自然界的法则）。他认为，对宇宙的敬畏和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就是对神的理解。在这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轻率宣称能够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站在自己的认知高地上，敲打着一副空洞的论调。以“证明上帝不存在”为目标的讨论，其实早已是哲学和神学中大量知名哲学家与神学家探讨过无数次的老生常谈。如果真的想反驳上帝的存在，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存在”是什么？是否了解自己所依赖的逻辑框架来自哪里？又是否清楚你所谓的“反驳”是否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在反驳那些你不认同的观点时，你是否深入学习过对方领域的专业知识，还是仅仅通过网上激进的文章和所谓学者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观点站台？如果是这样，这种盲目跟随的态度和迷信有何本质区别？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你的一切反驳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演。上帝是一个用理性和逻辑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即使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依然能够理解无神论者对世界的看法。无论信仰的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信与不信，终究是主观决定，而非通过理性证明或证伪，更不是凭信仰去标榜自己高人一等。所有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你如何理解“存在”本身。对于那些过于自信地宣扬上帝不存在的人，我只能说，你的批判不过是对人类认知边界的狭隘冒险。想要质疑上帝，首先要了解自己所处的认知角度，是否有资格挑战一个超越所有理解框架的存在。否则就像是自我蒙蔽双眼的人，认为看不见就一定不存在。所以，这种极端无神论，究竟是长期环境影响下的被动选择，还是在自行深入学习相关知识和理论后做出的自我选择？不妨问问自己：精神世界是否空虚？抑或是仅仅沉迷于物质至上的幻象？不满、愤懑、痛苦、虚无感、无意义感、恐惧的来源，无外乎于此。如果你感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或许可以参考无神论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存在”与“虚无”的探讨，在上帝这个角色缺失的情况下，理解人类如何面对没有外在意义来源的空虚与自由。萨特认为，面对这样一个没有预定答案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创造自己的意义。或许能更清晰地看见，所谓的“虚无感”并非无解，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存在状态。而不是通过去攻击有神论者，来获得自己的优越感和满足感，逃避自己的内心空虚。另外，欢迎去看我的另一篇文章《人类中心主义的崩塌》。如果讨厌一些极端的基督徒群体，请参考我的文章《我很怕遇见基督徒》。如果讨厌的是迷信的群体，请参考《理性与逃避现实的边界》《盲目崇拜是迷信》这两篇文章。如果你崇尚物质世界，精神空虚，请参考《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以更全面的了解我的视角。
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逃离“金钱至上”的幻觉
在这个时代，一些人相信“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但如果金钱真是万能的，那“有钱人”为什么依然会感到空虚？如果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那为何焦虑与抑郁至今依然是流行病？当我们谈论自我实现时，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本质，还是只是在追逐某种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幻象？ 当然，这并非我的臆想或杜撰。我曾接触过一些真实案例，其中就有一位年收入几千万的人，尽管财富丰厚，却依然精神空虚。她努力赚钱的动力源于其不幸的原生家庭背景，特别是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同。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积累财富，始终未能得到父母的肯定，反而只有批评与嫌弃。由于是女性，无法延续家族的“传宗接代”使命，父母的偏爱始终落在他们的儿子身上。时间一长，她开始相信金钱才是唯一可靠的东西，甚至在对待自己家人的态度上，也变得以利益为导向。这种以金钱为至上的情感和价值观，渐渐传递给了她自己的孩子，最终也逼迫孩子崩溃、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孩子在她看来也只是传宗接代，继承自己家产的工具，甚至为了逼迫自己的孩子生育，做出了很多离谱的事情。不过由于涉及隐私，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说了。"赚钱至上"的幻觉如何渗透进生活？在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健身照，配文“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有人分享旅行照片，感叹“世界那么大，赚钱是为了看看”；有人晒出自己的新买的书，说“精神富足远比物质重要”。然而，总有人可能唱反调：“有钱才有资格谈这些。”“先搞钱吧。”“你这话要是穷人说出来，我是不信的。”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一切价值都必须经过“经济审查”。你的幸福感，最好能折算成收入增长；你的梦想，得有商业变现的可能；连你的爱好，都被要求带点投资回报率，否则就是浪费时间。你喜欢玩博客，有人会说，你这博客能赚钱吗？你喜欢摄影，多半会有人问，你的摄影作品能卖多少钱？你喜欢绘画，有人可能会说你以后没啥前途，市场这么激烈你的画卖不出去……曾几何时，“精神富足”这个词，竟然成了一种“反市场经济”的危险信号，被人嘲笑为“穷人的自我安慰”或“成功人士的自欺欺人”。但事实是，真正的精神富足，恰恰是逃离这种幻觉的能力。金钱至上主义如何吞噬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经济成功被包装成了“人生终极目标”，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设定了“人生的KPI”，认为经济成功等于自我实现。在社会看来，似乎所有个体价值都被量化进了一套无形的KPI体系： 职业成就 = 你挣多少钱社会地位 = 你拥有多少资产人生幸福感 = 你消费了多少高端商品 这种思维方式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许多人开始相信：如果你无法将某种行为转化为经济收益，那它就是“浪费时间”。于是，阅读哲学书籍被嘲笑为“没用”，做手工被认为“只能当副业”，艺术创作如果不能带来流量或收益，就成了“自娱自乐的低效劳动”。连“兴趣”都被要求提供某种现实功利性，否则就显得幼稚可笑。 但问题在于，这种人生KPI真的能带来幸福吗？很多社会学研究证明，收入的增长确实能提升幸福感，但当基本需求满足后，这种提升会大大降低，其作用可能从改善日常情绪转向提升生活满意度，如健康状况、社会关系、个人价值观等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超过收入。换句话说，财富的边际效用存在上限，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提升更为显著，高收入者需更多依赖非经济因素（如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维持幸福感，但社会却从未告诉你“够了”。 相反，那些真正能够提供持久满足感的东西，如：意义、关系、创造力、信仰等等，这些恰好是不能被简单量化的。当一个人把自我价值建立在经济收益上，他的内在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消费即幸福”是如何制造精神贫困的？现代消费主义塑造了一种奇妙的幻觉：幸福不是内在的体验，而是外在的商品。你并不是真的在寻找精神富足，而是渴望获得“购买幸福的权利”。于是，资本逻辑精准地击中了人性的弱点：焦虑？买点奢侈品，包装出成功形象；孤独？买个新手机，沉浸在社交媒体的幻觉里；迷茫？报个高价“人生规划”课程，让别人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过。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无法真正填补精神的空白，只会让人陷入“短暂刺激——失落——更大刺激”的循环，就像不断加大剂量的兴奋剂，一旦停止，空虚感会比之前更强烈。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1930年代就预言：当社会富足到一定程度，人们将摆脱物质匮乏，开始追求精神自由。他指出，当“绝对需求”（如食物、住房）得到满足后，人们将转向艺术、哲学等非经济目的，并重新评估金钱动机的道德价值。还预言，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将被视为“病态”，社会道德准则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然而现实是，他低估了消费主义的威力。直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带来自我实现，反而让人们更加依赖物质刺激，因为在市场逻辑里，一个不焦虑、不消费的人，是经济系统最不欢迎的“失败者”。精神富足，一场关于意义的反叛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精神富足几乎是一种“反叛行为”。它意味着拒绝将一切都纳入经济考量，意味着承认有些东西，如“创造”、“探索”、“思考”、“爱”，这些本身就是目的，而不需要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自我实现的误区：并非“先赚钱再谈精神”人们总是误解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先满足物质需求，再去追求精神满足，仿佛这是一个线性过程。但实际上，马斯洛理论本身强调"优势需求"的优先级，而非机械递进。在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而非完全满足）后，更高层次需求就会显现。物质满足是心理满足的"基础"而非"前提"，两者存在辩证关系。上图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金字塔模型，最初设想的五个层次，代表了一个描述人类需求层次和满足这些需求内在动机过程的框架。根据马斯洛（1943年）的观点，个体通常在追求金字塔更高层次之前，会寻求满足金字塔底部的需求。后来，该理论经过精炼和扩展，包括八个层次，认识到需求可以同时追求（MCLEOD，2018）。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八个层次可以理解为推动个体追求使其感到“满足”的目标的需求类别。这些目标可以分为两类：匮乏需求（D需求）和成长需求（G需求），如MCLEOD（2018年）所述。匮乏需求位于金字塔底部，与生存和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相关。成长需求占据金字塔的上半部分，与个人成长和发展相关，包括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现实中，许多物质极大丰富的人仍然痛苦，而许多物质条件一般的人却能活得充实。"社会比较理论"和"快乐悖论"说明，当物质积累超过基本生存所需时，满足感更多取决于相对量而非绝对量。而且物质追求会在"痛苦"（未满足时）与"无聊"（满足后）间摆动。物质丰富者在“社会比较”中的困境即使是物质丰富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包括向上比较（与更富有的人比较）和向下比较（与较穷的人比较）。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当物质丰富者与更富有的人进行比较时，可能会感到不满和羡慕，即使自己的物质条件已经非常优越。而这种不满感则源于“适应水平理论”，即人们在适应了某种生活条件后，会迅速调整期望值，从而导致新的不满和追求。通常当个体的经济状况远低于周围群体时，人们会感受到“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抑郁、愤怒和挫败感。即使物质丰富者拥有较高的绝对财富，但如果他们的财富水平低于周围群体的平均水平，仍可能感到被剥夺。这种感受不仅限于横向比较（与周围人的比较），还包括纵向比较（与过去自己的比较），从而会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但始终无法满足新的期望。由于不断追求更高的物质目标，容易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比较循环，从而总是将自己与理想化的对象进行比较，发现自身在各方面都存在差距，进而产生失落感和焦虑。这是一种高物质主义者的困境，不断被外界的新刺激吸引，而难以获得持久的幸福感。快乐悖论或享乐主义悖论的无限循环这种悖论的核心矛盾简单的说——直接以快乐（幸福）为目标反而难以获得快乐（幸福），需通过追求其他事物（如技能、意义）间接实现。例如，一些观点指出“快乐只能作为专注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快乐在超越自我时意外产生”，而过度计算快乐的行为（如功利主义决策）会导致自我挫败。人们倾向低技能休闲活动（如刷手机）获取即时快乐，但长期更幸福的活动需技能投入（如学习乐器、写作、培养各种爱好与技能），因为技能投入能引发心流体验（Flow），这是一种达到安全沉浸、专注于活动本身的振奋状态。若快乐仅来自满足欲望（如购物等），而欲望本身又指向快乐，会陷入逻辑循环，导致目标落空。如果快乐来源于从他人痛苦（如“幸灾乐祸”）或恐怖体验中，在体验过后又会陷入理性或者道德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一直XX一直爽。然而爽完后发现什么都没有落下，只有无限的惆怅。物质匮乏者一样能获得富足的精神体验而物质匮乏者，也可能有精神超越。举个例子，即使在学生群体等物质条件有限的群体中，通过专注自我成长（如学习研究培养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技能）、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等方式，同样可以获得精神满足。当个体价值观更重视精神维度时，可能会主动调整需求优先级。精神富足并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你如何体验生活。穷人就不能享受艺术吗？有些人即便经济拮据，也愿意为一本好书、一次旅行、一场深入的对话交流中投入精力，这本身就是精神富足的表现。富人就一定比穷人更幸福吗？许多经济上富足的人，内心仍然充满焦虑，因为他们始终害怕“失去”财富，害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社会淘汰。真正的自我实现，不是“等经济自由了再去追求”，而是从当下开始，去寻找那些让自己充满意义的事情。如何真正达到精神富足？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纠正“财富=幸福”的认知偏差，培养对非物质快乐的感知能力。如果成功只能用金钱衡量，那么大多数人注定要失败。真正的成功，不是别人认可的标准，而是你自己是否能在生活中找到充实感。 除此之外，还需关注“不可量化”的价值。像是关系、思想、创造、探索，这些无法直接换算成金钱，但它们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丰富。每天花时间做一些让你感到充实的事情，不管是写作、阅读、画画、音乐、思考，甚至仅是安静地坐着，感受生命和时间的流动。对于那些靠购物才能体会“活着”的人，需要先逃离消费主义的陷阱。仔细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更多的物质，还是只是被社会训练成了“需要它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让物质成为工具，而不是精神寄托。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更少的幻觉金钱很重要，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真正的精神富足，不是赚到足够的钱才开始的，而是从拒绝经济至上逻辑的那一刻开始的。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被量化的世界里，学会珍惜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这或许是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