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宽容”的另一面》和《低调到看不见》的讨论中引发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多数即正义”。这种好用的概念，是一个“人人都说对”且理所当然的伪命题。正好用这个机会来展示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是如何把“公理”当作“真理”消费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之一就是跟随大多数。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那不妨看看大部分人是怎么做的。等一下，除了认为这条路是指引“理性”的准则之外，怕是找不到比这更愚昧的了。多数人都说是对的，那肯定是对的，这个道理似乎是当今社会许多人普遍信奉的准则。只是，这个准则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谬误：多数人的意愿并不等于正义，甚至不等于理智。

“正义”是一个极其扯淡的概念

或许有人看到这个小标题以为我疯了。抱歉，忘了说，“正义”？那不过是个让人温暖的幻觉罢了。当我们谈到“正义”，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用来安抚我们不安的心理安慰剂。总有人试图去定义它，找到它的普遍标准，但正义从来不是个统一的概念，而是基于不同群体、文化甚至是不同时空背景流动下的幻想。何为“正义”？这个问题可以空转几个世纪，而最终你会发现，它不过是社会上几个强势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塑造的“规则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奢谈“多数即正义”？正义又何曾是由少数人设定的？

“正义”并非自然存在的普遍真理，而是不断被争夺、被定义的一个目标，这仅仅是一个符号化的表达。当我们说“多数即正义”时，我们正在暗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正义是一种社会共识，是一种由群体“投票”产生的、符合多数人心意的标准。但如果大多数人的观念仅仅是建立在他们的无知、偏见和短视之上，那么这种“多数的意愿”就能代表什么呢？我们怎么能指望从这个无法理性反思的群体中提炼出什么深刻、普遍的真理呢？如果说“正义”有任何恒定的标准，那它应该是一个超越了肤浅民意的独立存在，而不是随着群体的情绪波动而变化的“时尚”。

多数人对正义的认知的局限性在于，只是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和习惯，接受并复制了所谓的“普遍共识”。我们常听到“社会共识”这个词，但谁又能真心相信，这种共识代表着全体的理性与公正？在多数人的眼中，“正义”常常只是表面上看似公平的分配方式，而缺少对社会结构不平等、历史不公的反思。多数人接受的“正义”，也许只是让他们感到舒适的、没有挑战的道德框架，然而这样的正义并不关心少数人的痛苦，也不愿意面对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在与 @GoodBoyboy 谈到这个话题时，他说的一点很有意思：

然而超越人类的 “绝对正义” 是不存在的，或者说 “由人类掌控” 的 “绝对正义” 是不存在的，从道德上来说，只要你作为 “人类” 这个族群，那么 “人类” 这个标签就会一直束缚你，只有不属于 “人类” 这个族群，才算是真正摆脱了 “人类” 这个标签，就像《三体》中叶文洁认为三体才能拯救人类一样，以及火影中鼬对自己家族的理解（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是属于极端咯），唯有标签之外，才能做到真正的 “绝对”，否则只会无限接近，但做不到 “真正”。从现实来说，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为了所谓的 “绝对正义” 放弃自己所掌控的利益，如果说存在第三方来对人类实施 “绝对正义”，那么这类人将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如果由人类自己来实现 “绝对正义”，那么谁来定义，谁来裁定，谁来实施，谁来监督，这都会是一个问题，而唯有第三方，才有可能实现。——GoodBoyboy

如他所说，“绝对正义”只有一个远远超越了人类的第三方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神学中通常喜欢将这种第三方寄托给创造世界、爱人类且全知全能的上帝，以期望实现在末世后天国的“绝对正义”。

“多数”作为衡量正义的标准，不就是个笑话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如果你相信多数即“正义”，那么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女性投票权的剥夺，岂不是都应该被视为“正义”了？毕竟，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曾经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事情是“对”的。是的，历史上，大多数人曾经支持过这些荒唐的观念。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大多数”在现在的社会看来并没有成为“正义”的代名词。

在现代社会里，民主似乎就是多数即正义的最佳代言人。从表面上看，民众的选择通过选票来体现，而这看似“公正”的机制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不过是数字的堆砌，是“人群”中某个时刻的心情映射。而当我们把“多数”当作道德和正义的最终裁判时，难道我们就不该警觉到民主投票并不意味着真理或公正吗？它只是一个“民众意见”的反映，而民众的意见常常是短视的、偏狭的，甚至是肤浅的。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就设计了“原初状态”这一思想实验：

通过设定一个假设的情境，使人们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选择正义原则，从而确保这些原则的公正性和普遍性。在这个情境中，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财富、能力等信息，因此他们做出的选择不会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而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公平的考虑。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真正的正义原则不应依赖于多数人的意愿，而应通过理性和公平的程序来界定。其中涉及“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自由原则”要求，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权利，并且这些权利与其他人的相同基本权利相兼容；“差别原则”则要求，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必须有利于最不利的群体，即这些不平等的存在必须是为了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制度本身必须有一种超越多数决的标准，以确保社会不会偏袒权力较大或影响力较强的群体，从而避免多数意志压迫少数群体。

“多数”的面具下，“正义”显得如此苍白。

历史上有多少人被“多数”压迫，又有多少人是通过挑战这个“多数”的权威，才最终让人类社会向前迈出一大步？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多数人的意见未必能代表人类的整体利益，甚至未必能代表人的尊严。

让我们看看心理学上的一项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服从实验告诉我们：人在群体中的服从压力是多么强大，而这个服从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如果群体的行为被认为是正义的，个体就更容易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多数人认为是对的，少数人的异见就变成了危险的异端。那么，正义和道德还剩下什么呢？

当然，如果你足够“精明”，能够站在“多数”那一边，不动声色地享受来自群体的认可，那么你大可以称自己为“理性”的捍卫者。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人和那些看似“失败”的反叛者之间，永远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反叛者或许孤立，但他们是敢于坚持自己理念的人，而“大多数”人呢？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大多数的认同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

最后的荒谬：多数是无知的集结

“多数即正义”的悖论就在于，它给了“群体的愚昧”一个合法化的外衣。总有人说“多数人总没错”，但是当这个“人”是个傻子时，无数个傻子聚集起来，也不代表他们做的事是符合事实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不能作为是否符合事实的唯一标准，特别遇到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

这让我想到之前看莫比乌斯的博客时，ONO在《向死而生》一文中提到：

「民粹运动」最大的问题在于「低智」，为了建立一个健全自我保护机制完善的乌合之众，不同认知水平人会形成同样的乌合之众，因此他们的智商水平会下调到包容每一个人的认知。因此「猎巫运动」在面对「民粹」的时候一定会被符号化，这些符号是直观的、可视化的、可重复拆解和再定义的。比如黑猫、药罐、植物标本瓶等等，这些符号都被视为「女巫」的专属符号，因此一旦民粹发现这样的存在，就会将他们认定的女巫推上火刑架接受所谓的正义审判。——ONO

如果你还在乐意继续使用“多数即正义”这种论述，那我不禁要问：是多数的无知为“正义”提供了厚重的护盾，还是“正义”给了无知一个坚实的依靠？今天你站在“多数”的一方，明天，这个“多数”可能就成了下一个暴行的支持者。而你，或许正是下一个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多数”中的一员。

所以，如果你坚持信仰“多数即正义”，祝贺你——你将拥有无数人的陪伴，直到你被那些“多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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